魏晋佛教是如何迎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具体有哪些内容？
一、社会大分裂
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分裂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除西晋短期统一以外，魏晋南北朝多数时间处在分裂割据状态，或三国鼎立，或南北对峙。南北对峙下的南方和北方，又时常呈现不同的分裂割据局面。秦汉时期的豪强地主发展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土族地主。
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大分裂，也不是绝对的。分裂背景下又孕育着统一的因素。魏、蜀、吴三国实现了局部范围的统一，十六国北朝时黄河流域曾先后出现过前秦、北魏和北周的三次统一，东晋南朝虽然朝代更替频繁，但南方相对统一。这些统一因素的存在，为隋唐统一鼎盛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为结束分裂混战局面，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人物，进行过不同程度的努力。曹操、诸葛亮、祖逖、王猛、刘裕、北周武帝等都是为统一做出过贡献的人物。
分裂割据状态下，战乱频仍，各地交通阻隔，不利于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农业的严重破坏、商业经济的衰退是分裂割据带来的后果。但是在个别情况下，这种因果关系并不是绝对的。例如，三国鼎立时期，国家虽然分裂，但比起东汉末年的割据混战，战争已经大为减少，魏、蜀、吴在各自的统治区域内大力发展生产，南北人民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机会。同时，在三国政治、外交舞台上，上演一幕幕历史活剧，充满了生机。总之，统一固然比分裂要好，但不能绝对化，对具体的情形要做具体的分析。
二、民族大融合
魏晋南北朝民族融合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是秦统一中国以后几百年间，我国各民族形成发展、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的结果。“多民族的统一”，是对秦汉王朝的高度概括，“多民族的融合”，构成了魏晋南北朝社会大分裂之外的又一大时代特征。
两汉时期汉匈之间的和战，增进了双方的交往与了解，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迁居内地、建立少数民族政权，最后与汉族融合，提供了条件。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长期割据混战。边疆地区的各少数民族获得了较大发展。特别是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趁西晋末年“八王之乱”，纷纷迁居内地，一些少数民族的贵族，还先后建立起政权。如西晋末年，匈奴 贵族刘渊，乘“八王之乱”据有并州，建立了“汉”政权，羯族首领石勒建立了“后赵”政权，十六国之中，除了前凉、西凉和北燕为汉族人建立以外，其他都由迁居内地的少数民族建立。北朝中的所有政权，也都是迁居内地的西北、北部少数民族建立。这一时期其他地区的少数民族，如南方的越族、西南地区的夷人，也都与内地封建王朝有过或多或少的接触。经过长时间的杂居相处，共同经历割据混战的苦难，各族人民之间增进了了解。民族界线越来越小，社会上出现了民族大融合的趋势。这种民族大融合的趋势，在北方表现得最为明显。北魏孝文帝顺应这一历史潮流，采取措施进行改革，客观上促进了少数民族的汉化和封建化，促进了北方民族大融合局面的出现。当然，促进民族融合局面出现的因素很多，我们之所以肯定北魏孝文帝改革，主要是他具有远见卓识，认识到历史发展的趋势并积极地顺应这种趋势，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历史的进步。经过民族融合，许多以往的民族消失了。像自公元前3世纪以来叱咤中国北方的匈奴族，到南北朝后期已经不见其名。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中华民族增添了新的血液，内地经济生活中增添了新的成分，文化更加丰富多彩，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创立的均田制、府兵制等都为以后的中原王朝所沿用，这些都为下一个繁荣时代的来临创造了条件。
三、门阀大政治
魏晋南北朝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遭到破坏，门阀士族制度占据统治地位，形成这一时期特有的政治面貌。
门阀世族是东汉以来豪强地主的进一步发展。门阀世族统治影响至魏晋南北朝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风俗等各个方面，是这一时期除社会大分裂、民族大融合之外的第三大特点。
九品中正制保证了门阀世族的政治特权，东晋和南朝前期，是门阀世族的鼎盛时期。北魏孝文帝采取汉化政策，在北方豪门大族的基础上，建立了北方的门阀世族制。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和庶族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的不平等的条文规定，但事实上是不平等的。那时，士族政治上拥有特权，清官要职被士族垄断；经济上拥有庄园，占有大量土地人口，还经常与官府争夺劳动力人口；文化上家学传承，占据垄断地位，还大兴谱牒之学，崇尚清谈玄学，善长书法、绘画等艺术；社会上不与庶族通婚往来等等。士族把特大权，却不愿涉身实务，在优容奢侈中腐朽衰落。世族门阀统治，不仅直接导致西晋时的八王之乱，而且败坏了社会风气，对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
四、江南大开发
黄河流域是中国开发最早的地区，人口集中，经济文化发达，成为最早的经济重心。秦汉时期，南方经济明显落后于黄河流域。 六朝时期，特别是东晋南朝，江南经济较大的开发。这一时期，规模大、破坏性较大的动乱多发生在北方，而且战乱局面持续时间很长，南方则相对安定，西晋末年以后，上百万北方人口南迁，充实了江南的劳动力，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融合，加速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一些统治者推行了劝课农桑、奖励耕积、安抚流民、兴修水利及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江南经济发展迅速。江南土地大量开垦，耕作技术进步，农田水利兴修较多，农作物品种增多，单位面积产量提高。江南农业的开发从江东扩展到整个长江流域进而波及岭而和闽江流域。江南丝织业、制瓷业、造纸业都有不小的发展，南方商品经济也相对比较活跃。江南经济开发使南北经济趋向平衡，为以后我国经济打下了基础。
五、佛教大盛行
佛教起源于印度，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东汉时在国内逐渐传播，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战乱连绵，南北方政权更替频繁，穷苦百姓在苦难中挣扎，渴望找到一条精神解脱的道路，佛教宣传的轮回转世和因果报应等思想，把人们的眼光从痛苦的现实转移到无法验证的来世幸福上，让痛苦的百姓在渺茫的“来世”消除死亡的威协和流亡的苦痛，从中得到虚幻的慰藉。而儒家经学的迂腐没落，玄学又只能在士人中坐而清谈，民间的道教又往往成为农民组织的工具。多事动乱之秋，自己都感到世事无常，佛教很快就被统治者接受，并极力宣扬，用它来加强思想控制，维持统治秩序，正如刘宋文帝说只要百姓皈依佛教，“则吾生致太平，夫复何事！”统治者为宣扬佛教，北方开凿石窖，南方修建寺院。佛教有较广泛的信徒，也出现了不少名僧。中亚和印度等南亚的哲学、逻辑学、医学、语言学，艺术成就以佛教、佛学为载体进入中国，丰富了中国的精神文化，佛教盛行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但也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因此兴佛与反佛的斗争也就不足为奇了。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的第一次激荡、动乱的大时代。胡人的入侵把汉人的国土搞的乱七八糟。汉末开发的“天师道”和印度传入的“佛教”都在这个时期获得了萌芽所需要的养分。尤其是“佛教”。担惊受怕的人民，希望有所寄托。统治者则希望能获得人民的信任，加上佛教的“功德”思想，于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有了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佛教”。从魏晋留下来的岩壁佛教文化遗产，可见当时执政者对佛教的重视，也因为佛教，这群原本居住在北方的胡人，彻底的融入了汉人社会，成为汉族群之一。也就是魏晋南北朝这个大时代，令佛教与中国人融成一体。
东汉时期，佛教的传播范围并不很广，从东汉末年开始，随着社会动荡程度的加剧，宗教作为人们精神的庇护所，为广大民众带来了一丝生存的希望和寄托，在 统治阶层的有意识提倡下，佛教获得了迅速成长的机遇，而关中、洛阳地区的一些贵族，为了避免战乱，纷纷南下，也将佛教带到南方。魏晋 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与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密切相关，著名的北周僧人道安就曾说过“不依国主，则法事难举”。以南朝为例，刘宋政权意识到佛教“进可以系心， 退可以招劝”，大力扶植佛教；梁朝武帝时期，佛教更是盛极一时，梁武帝热衷于建佛寺，在他的带动下，王公后妃、门阀士族纷纷效仿，一时间，京城寺院林立， 唐代诗人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就是对此的描写；更为甚者是梁武帝为了扶植佛教，自己多次舍身为奴，脱下皇袍改穿法衣，自愿为僧众服 务，以示自己的虔诚，据记载，梁武帝曾有4次舍身为奴，以致大臣以巨款从寺庙中赎回。
与南朝相对应的北朝也同样如此。北魏从拓跋开 始，就在山西大同一带大建寺庙、佛塔、佛像，北魏迁都之后，更是迅速发展，据《洛阳伽蓝记》记载：魏孝文帝太和元年（公元477年），全国（北魏）佛寺有 6400余座，僧尼77000多人，到北魏末年，全国寺院有3万余座，僧尼200余万人。
魏晋南北朝的佛教发展还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1.佛经得到了大量的翻译，涌现了一批佛经翻译名家，如三国时期的支谦，翻译了《维摩诘经》、《大明度无极经》、《了本生死经》等；如西晋时的竺法护， 翻译了《光赞般若经》、《法华经》等150部300卷；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后秦时的译经大师鸠摩罗什，他使佛教的翻译工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在佛教史上 是划时代的，他曾译出了《阿弥陀佛经》、《大品般若经》、《小品般若经》、《法华经》、《金刚经》、《大智度经》、《百论》、《中论》、《十二门论》、 《成实论》，约74部，384卷，鸠摩罗什的翻译在文体上一改过去朴拙的古风，魏晋南北朝以达意为主导，使翻译的问题趋于成熟，同时鸠摩罗什在翻译中注意 相关佛经的翻译，第一次有系统地介绍了般若学说，对于大乘佛教理论在中国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鸠摩罗什翻译的佛经中，许多成为历代教派的思想源 泉，如《弥勒经》成为历代秘密宗教的经典；如《法华经》发展出了天台宗；《般若经》先发展出三论宗，并通过天台宗，最后在禅宗中得以最完整的体现；《小阿 弥陀佛经》则发展出了净土宗。
2.中国僧人开始西行求法。印度、西域僧人的纷纷来华，使一批中国的僧人有了西行的兴趣和实践，在这些 西行的中国僧人中，以后秦的法显成就最大，公元399年法显从长安出发，渡流沙河，翻越岭达到印度，后来又经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和爪哇岛，从海路回国， 他带回了当时中国所缺的大小乘三藏中的基本要籍弥补了藏律残缺、戒律不全的状况。
3.佛教的南北交流频繁。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处于 南北分裂之中，南北双方人民的正常往来被阻绝。可是，南北之间的佛教交流却异常密切，成为双方交往最活跃的领域，每当有西域高僧或佛经来到中国，不管是在 南方或是北方，都会掀起对方僧人前往求学取经的热潮。如后秦时，以鸠摩罗什为代表的一批西域高僧携经来到长安，立即有许多东晋方面僧人纷纷入关受学。鸠摩 罗什和慧远是声洽南北的宗师和领袖，慧远弟子法领、法静受命西行取经，回经长安，利用长安译经优越条件，翻译所取佛经。这简直给人一种没有南北之隔的印 象。
4.佛教的教育开始发达，一些佛学大师门下有一批弟子弘扬佛法，如在长安的义学沙门有四方来的弟子3000多人，其中鸠摩罗什的 学生占了很大部分，他们以后都成为了有道高僧。再如南方的慧远，他主持的庐山东林寺，也培养了江南佛教的骨干，从而推动了佛教禅法、般若法等在南方的传 播。
5.寺院经济形成。各寺院由于政权的支持，朝野贵族的捐献，以及善男信女的奉献，拥有了大量的土地和财富，此时的寺院普遍通过出租土地获取地租，经营商业获得财富，甚至发放高利贷获得暴利，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寺院经济。
魏晋佛教是如何迎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具体有哪些内容？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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