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词是怎么来的

中国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中国一词的来历是什么？~

“中国”一词的由来

相传，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是夏朝。古时候，黄河流域一带的先民自称“华夏”，或简称“华”、“夏”。“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47年）：“楚失华夏”。唐孔颖达疏：“华夏为中国也”。从字义上来讲，“华”字有美丽的含义，“夏”字有盛大的意义，连起来的确是个美好的词。“华夏”所指即为中原诸侯，也是汉族前身的称谓，所以“华夏”至今仍为中国的别称。一、“中国”一词之本义华夏族人称其四境民族为蛮、夷、戎、狄，而自称为“中国”。“中国”一词最早见于周代文献，后来随着所指对象不同而有不同的含义。大致说来，有以下六种概念：一是指京师（首都）而言，如《诗经·民劳》注：“中国，京师也”。二是指天子直接统治的地区，如诸葛亮对孙权说：“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三是指中原地区，如《史记·东越列传》：“东瓯请举国徒中国”。四是指国内、内地，如《史记·武帝本纪》：“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五是指诸夏族居住的地区，如《论语集解》：“诸夏，中国也”。六是指华夏或汉族建立的国家，《史记》、《汉书》经常出现这样的称谓。所以自汉代开始，人们常常把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称为“中国”。正因为如此，当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便以“中国”自居，如鲜卑人建立的北魏自称“中国”，将南朝叫作“岛夷”；而同时汉族建立的南朝虽然迁离了中原，仍以“中国”自居，称北朝为“索虏”、北魏为“魏虏”。又如在宋代，辽与北宋、金与南宋彼此都自称“中国”，且互不承认对方是“中国”。二、“中国”一词之地域观念演变“中国”一词所指范围，随着时代的推移而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的扩展过程。当《尚书》上出现“中国”时，仅仅是西周人们对自己所居关中、河洛地区的称呼；到东周时，周的附属地区也可以称为“中国”了，“中国”的涵义扩展到包括各大小诸侯国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而随着各诸侯国疆域的膨胀，“中国”成了列国全境的称号。秦汉以来，又把不属黄河流域但在中原王朝政权统辖范围之内的地区都称为“中国”，“中国”一名终于成为我国的通用名号。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则成了专指我们国家全部领土的专用名词。事实上，“中国”一名虽有三千年文字记载的历史，但它仅仅是一种地域观念，从夏、商、周开始直至清末，从来没有一个王朝或政权曾以“中国”作为正式国名。“中国”正式作为国名，始于辛亥革命以后。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国际上通称Republic of China，简称China（“中国”）。至此，“中国”一名才成为具有近代国家概念的正式名称。1949年成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又将“中国”概念完善、充实到今天的含义。三、“中国”一词别名“中国”的别名，除上述的“华夏”外，还有“中华”、“九州”、“四海”、“神州”等称呼。“中华”最初指黄河流域一带，《三国志》裴注中最早出现了“中华”一词。随着版图的扩大，凡属中原王朝所管辖的地方都统称为“中华”，泛指全国。唐代韩亻屋诗云：“中华地向边城尽，外国云从岛上来”，已把“中华”与“外国”对举。所以，“中国”也简称“华”，中国人侨居海外称“华侨”。“九州”之名，起于战国中期。当时列国纷争，战火连天，人们渴望统一，于是产生了区划中原的思想萌芽，因而《禹贡》便有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其它古籍如《尔雅·释地》、《周礼·职方》、《吕氏春秋·有始览》等也有“九州”的记载，尽管具体的州名有所差异，但记载的均为九个州。“州”正式成为政区是东汉的事。后代的州越分越多，越分越细，辖区也越来越小，但中心地域大致相当于战国时代“九州”的范围。所以“九州”就成了中国的代称，并一直沿用至今。古时候，中国曾有“四海”之称，以四境均有海水环绕而得名。战国齐人邹衍，得到海外交通的启发，大胆提出了“大九州”说。他认为《禹贡》九州合起来只能算一州，叫“赤县神州”；同样大小的州共有9个，但不过是裨海环绕的小九州；这样的小九州共有9个，组成大九州；大九州四周为大瀛州所环绕。所以，“神州”只占天下八十一分之一。后代的事实虽然证明这只是一种假说，但“神州”之名一直沿用到今天。四、世界文化中的“中国”名称考古代印度、希腊、罗马等国人，尊称中国为Cina、Thin、Sinae，许多发达国家几乎都用与之音近的名词来称呼中国，中文译音为：支那、脂那、至那、希尼、震旦等。这些都是“秦”字的外文对应，或以为从“丝绸”的“丝”读音而来，也有人认为源出“瓷器（china）”或闽南话的“茶”。俄罗斯将中国叫“契丹”，显然另有来源。契丹族建立的辽朝，武力强盛，控制着整个蒙古高原及其周围地区，铁骑所至，所向无敌。而当时刚刚兴起于东欧平原的俄罗斯人，初闻东方惟有契丹，故称中国为“契丹”，并沿用至今。

中国本是中央之国，缘于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炎黄发源于今河南一带的黄河流域，是中原地区，所以谓之“中国”

　　古代，我们一直认为我们是世界的中央，就称自己是中央之国，简称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字来历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在致词的最后，毛泽东连呼了三个口号，其中之一就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
　　那么，原拟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国号，又是怎样改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正式国名的呢？这里有一段故事，它凝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各位代表郑重的商讨和审慎的思虑。
　　当时，关于新中国的国体，已确定为工人阶段（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同时，确定新中国的政体，为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不采取西方那种三权分立的议会制。这些有关建国的基本问题，经向新政协筹备会各方面代表宣传和解释而达成基本一致的意见。只是对于即将诞生的新中国，还没有一个正式名称。中共中央、毛泽东一般习惯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称呼。与此相应，新政协筹备会提出议定和起草的组织条例中，就有成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之方案，指定由董必武领导的第四小组负责起草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在新政协筹备会起草各项文件的过程中，一些代表对这个原拟的国名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雷洁琼发言说，如果国名太长，用时不用全称即得注明是简称。黄炎培、张志让两先生的意见被整理成书面报告，提出：“我国国名似可将原拟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民主国简称中华民国或中华民主国。将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即可改称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先生对原拟国名提出质疑，发表了第三种意见。张奚若说：“有几位老先生嫌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名字太长，他们说应该去掉民主二字，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
　　第四小组把关于国名的意见归纳了三种名称，留待政府组织法起草委员会去斟酌。经8月17日小组第三次全体会议修正通过为组织法的初步草案。在这个初步草案里，新的国名去掉了“民主”二字。
　　9月22日，董必武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草拟经过及其基本内容》的报告。报告对组织法草案的总纲作了几点说明，第一点就是关于国家名称的问题。董必武说：本来过去许多人写文章或作演讲都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黄炎培、张志让两先生写过一个节略，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国。在第四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中，张奚若先生以为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不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现在采用了最后这个名称。因为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在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及爱国民主分子，它有确定的解释，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复一次了。这个意见，为政协全体会议所接受。
　　向大会提交的几个文件中，原来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均改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一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毛泽东致辞。最后他呼了三个口号。其中一个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

在新政协筹委会组织条例中，提到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之方案。

在历时五天的会议中，没有人对国名提出不同看法。直到最后一天讨论最后一份文件时，张奚若先生提出质疑。

从新政协筹备会各小组名单中，可以看到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是第四小组。会议主席张志让先生正在组织讨论。

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先生说，有几位老先生嫌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名字太长，他们说应该去掉民主二字，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且民主一词Democracy来自希腊字，原意与人民相同。去掉民主二字从下面的解释也是很容易明白的，是共和而非专制，是民主而非君主，是人民而非布尔乔亚的国家。

黄炎培和张志让两位先生的意见被整理成书面报告，打印了30份，抄送新政协筹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和各组长：

我国国名似可将原拟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民主国，简称中华民国或中华民主国。将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即可改称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

他们认为，民主和共和无并列之必要。汉语使用的共和国一词纯系翻译西文列坡勃立克，这个词与共和二字在我国经典上的原意并无关系。西文一字当初并非不可译为民主国。因为西文的德谟克拉西与列坡勃立克的字面含义原无根本区别。不过前者指民主的政治体制，而后者指民主的国家。

这个意见与张奚若先生的意见大同小异。

第四小组把关于国名的意见归纳了三种名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董必武关于草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经过及其基本内容有一个报告。董必武总结了第四小组的工作，他说，第一次小组会广泛交换了意见。因为没有准备，没有参考资料，有点漫谈的性质。于是推举张志让等七人先准备一个讨论提纲，以便小组全体会上讨论时，可获得若干基本的共同意见。第二次小组会根据提纲起草委员会所提“政府组织法中的基本问题”进行讨论，基本意见趋于一致。有些意见仍留待起草委员会去斟酌。然后，公推董必武等人起草政府组织法的初步草案。第三次小组会议通过，做文字修改后，提交新政协筹备会作了原则的通过，准备提交政协大会去讨论。

关于组织法草案的总纲，董必武说，国家名称问题，本来过去写文章或讲演，许多人都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黄炎培、张志让两先生曾写过一个节略，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国。在第四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中，张奚若先生以为用中华人民民主国，不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现在采用了最后这个名称，因为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在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人，它有确定的解释，这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复一次了。

政协代表提案第四案是由马叙伦、陈叔通、郭沫若、沙千里、沈雁冰、谭平山、梁希、许德珩、吴耀宗提出来的。

为提议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取消共同纲领和组织法中简称中华民国，另由政府以法令规定。提案请大会公决。

他们的理由是这样的，这次新政协筹委会所通过的国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确能代表中国人民革命伟大胜利后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及人民。这一个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变革，必须把旧民主时代遗留下来的、本质上不同的、并且为汉奸卖国贼用过的，在中国人民中间已没有一点好感的“中华民国”四个字，毫无留恋地予以取消。

否则，在我们将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是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时候，喊起口号来，难道还要有两种？把已经走上死亡道路的旧中华民国再喊万岁吗？难道纪元已改为公元1949年，而仍可以简写中华民国38年吗？

我们提议，主张统一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把简称中华民国几个字在中国人民政府所有的文件中一律予以取消。

1949年9月25日深夜，司徒美堂收到一封由周恩来和林伯渠联名相邀的午宴请柬。上面写道：“9月26日上午11时半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午宴，并商谈重要问题，务请出席。”

二三十位七十老翁接到了同样的请柬。

周恩来作为东道主，开门见山地说，今天请来赴宴的，除三几个人外，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我们国家有句古话，叫做请教长者，今天的会就是专门听取长者的发言。

各位在讨论三大文件时，都看见了共同纲领中的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关于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了。常委会特地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高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这四个字，也许还有点旧感情。

第一位发言的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黄炎培，他曾在江南乡试中举，也曾加入过中国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和反对袁世凯窃国的斗争。他认为，由于中国老百姓落后，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个简称，是非常必要的。稍稍停顿了一下，他又补充说，政协会议三年一届，三年之后，我们再来除掉，并无不可。 紧接着，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老人说，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成果，那是用许多烈士的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认为，如果能照旧，用它是好的。如果大家不赞成，我就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这位辛亥革命的老人委婉地结束了她的意见。

第三位发言者是辛亥革命后归隐了38年的生平不写民国国号的前清进士周致祥。他说，我反对简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的、群众对它没有好感的名称，20多年来更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两次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

这时，司徒美堂站起来说，我没有什么学问，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重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这四个字则绝对无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涉，22年更给蒋介石与CC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痛心疾首。我们试问，共产党所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都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又臭又坏的中华民国的烂招牌。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东西，一改就要改好，为什么要三年以后才改？语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口学家马寅初立即表示拥护司徒美堂的意见，他又加以补充说，简称实在不伦不类，不像话的。

教育学家车向忱又从教育群众的方面阐述了司徒美堂的观点，至于人民一时不能接受的问题，这只是宣传教育的事。慢慢地教育，让人民认识我们这个革命的政权的性质，万万不可因噎废食。老百姓是不是反对用新国号呢？我看不见得。

中华民主同盟会主席张澜和既当过清末翰林又曾留学日本的陈叔通也发表了去掉“中华民国”的意见。

法律学家沈钧儒从法律观点解释了简称问题。有些群众还在写中华民国，那是他们的一时之便，我们也不必明令禁止。至于堂堂的政协会议三大文件里加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这的确是法律上的一个大漏洞，万万不可如此。遍观世界各国的国号，只有字母的缩写，而没有载之于立国文件上的其他简称。如果一定写上，那么将来在行文上用国家名义与别国订约也有不便。所以我也主张不用那个简称。

周恩来最后说，我要把这些意见综合送主席团常委参考，并由主席团常委做出最后决定。

9月27日，政协一届全体会议第六天的记录是这样的：简称“中华民国”一去掉，不等于把中华民国过去革命的历史意义一概抹煞。如辛亥革命、国共大合作等都是有它的历史意义的。这一点在毛泽东开幕辞中也讲过。同时，“中华民国”这名称，因为在民间已很习惯，所以在目前，也不会禁止使用。在人民中还允许有这样的称呼，正如现在我们所用的阳历，同样也不禁止人民用阴历。其次我们主张用公元纪年，同样也不禁止用38年，慢慢地引导人民在公文上用统一的国名，统一的公元的年号，最好在正式文件上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法律性的规定。

这以后，政协一次会议陆续通过的大会文件，就去掉了“中华民国”这四个字

中华指中原华夏地区，人民共和指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古代也有中国一词，但和现在我们所说的不同，现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古代是中间的国度的意思。古人认为中国的世界的中心。

说法很多。有说是夏朝的青铜器，也有说是周代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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