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韩愈和柳宗元的异同？

试比较柳宗元和韩愈教育思想的异同~

柳宗元与韩愈同为唐朝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文学家，提倡过古文运动，提出的有关教育方面的观点，具有很多共同点，同时也具有差异性：
(1) 柳宗元与韩愈教育思想的共同点
①在人性观和教育作用上，二者都把人分为三个层次。韩愈根据“性三品”说，主张对中品的人，可引导他向上品靠拢，也可引导他向下品靠拢，这部分人存在着被改造的可能性，教育对这部分人的人性改造起着重要的作用，这部分人又占社会的大多数。柳宗元也把人性分为三个层次，由于“上智”与“下愚”不移，所以，他认为教育就是要把“有贤人之资”的“中人以上”的人，培养成为“内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的贤者。两者含有封建思想中命定论的观点，从天生不平等性来论证了教育的可能性和效果。
②在教师观上，两者都提倡尊师重道，重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针对当时教师的待遇差，加上受佛学和玄学的影响，所以社会风气不提倡拜师交友的状况，他们对这种不良风气进行了批评，着重强调教师的关键作用。两者都将师道的观念付诸于实践中，在具体的教学中培养了大批的人才。
(2) 柳宗元与韩愈教育思想的不同点
①在人性观和教育作用上，韩愈主张“性三品”说，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个层次，情的品级也分三品，且与性的品级相对应。上品的人“动而处其中”，情感表现自然适度；中品的人“求合于中”，情感表现虽然有时候过分，但力求自然适度；下品的人“直情而行”，情感表现没有控制。韩愈认为“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从天生不平等性来论证了教育的可能性和效果。柳宗元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养“贤者”(或称君子)，根据儒家传统思想把人分为三个层次，认为教育就是要把“有贤人之资”的“中人以上”的人；培养成为“内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的贤者，柳宗元的教育目的是与他的“以德安民”的治国主张密切相关的。
②在教师观上，韩愈认为教师的基本任务是以传道为本，以授业、解惑辅佐之，把“道”作为衡量和选择教师的根本标准，认为可以师者，不在于其年龄的大小和地位的高低，而在于其懂得“道”比自己早或比自己多。韩愈认为师生关系是平等的，应该“相互为师”，冲破了汉代重师法家法的旧框框。柳宗元继承了儒家教育的优良传统，提倡尊师重道，重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提出“举世不师，故道益离”的观点，不重视教师就是不重视教育，不重视教育，就不能培养出合格的管理人才，没有合格的管理人才，社会就不能稳定。

[liǔ zōng yuán]
柳宗元 （唐宋八大家之一）
柳宗元（公元773年—公元819年11月28日），字子厚，汉族，河东（现山西运城永济一带）人，[1] 唐宋八大家之一，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世称“柳河东”、 “河东先生”，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柳宗元与韩愈并称为“韩柳”，与刘禹锡并称“刘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2]
柳宗元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余篇，其文的成就大于诗。骈文有近百篇，散文论说性强，笔锋犀利，讽刺辛辣。游记写景状物，多所寄托，有《河东先生集》，代表作有《溪居》、《江雪》、《渔翁》[3-4] 。
柳宗元遗族所建柳氏民居，现位于山西晋城市沁水县文兴村，为国家4A级景区。

第四节：古文运动的影响

唐代古文运动的胜利，是我国散文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它打垮了骈文的长期统治，开创了散文的新传统。韩愈、柳宗元是司马迁以后最大的散文作家。他们不仅在理论上奠定了散文创作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在创作实践上作出了典范。他们开创了一种摆脱陈言俗套、随着语言自然音节、自由抒写的文风。他们不仅恢复了散文的历史地位，而且把散文的实用范围推广了，使散文在传统的著书立说之外，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了表现自己的写景、抒情、言志的广阔园地。
韩愈由于不顾流俗的訾议，抗颜而为人师，在当时就发生了广泛的影响。同时知名古文家如樊宗师、李翱、皇甫提、李汉、沈亚之等，或为朋友，或为受业弟子。而孙樵则为再传弟子。他们或者趋尚艰涩，或者惟能平易，或者只求奇异，一般成绩不大。诗人张籍、元稹、白居易等在文章方面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受韩愈和古文运动的影响。晚唐皮日体、陆龟蒙、罗隐等人的讽刺小品，文学价值较高，则显然是在韩柳古文影响下的一个发展。
中唐时代，传奇小说和古文并兴，二者是互为影响的。古文运动解放了文体，使着意好奇的传奇家，得到更自由的表现形式，因而促进了传奇小说的发展；传奇小说的题材和表现方法，也给古文家以借鉴，因而也有利于古文运动的推广和成功。韩愈、沈亚之都是把二者统一起来的。他们既提倡古文，也写作传奇小说。
但是，从晚唐五代到北宋初，古文运动实际趋向衰落，骈文恢复了统治地位。原来古文运动，就形式说，是对骈文的革新运动。但是骈散文之间并无绝对严格的分界线。韩柳古文并未废除骈词俪句固不必说；在韩愈提倡古文，反对“俗下文字”的当时，裴度就持反对的意见，以为“文之异在气体之高下，思致之深浅，不在磔裂章句，隳废声韵”(《寄李翱书》)，就是说，文章重在思想内容，不在骈散的形式。完全从形式着眼来反对骈文，意义是不大的。裴度还批评韩愈“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同上)，就是从韩愈古文的内容来批评的。古文运动当时所以发生广泛的影响，是和韩柳文内容的深广有密切的关系的。韩柳以后，社会矛盾进一步发展，不仅藩镇割据的分裂局面无法挽回，而且爆发了农民大起义，道统的宣传既无补于统治阶级的没落和崩溃，士大夫振作有为和希望，也渐趋破灭，后起的古文家乃不得不把古文引上狭小、琐细的道路，古文便成为少数隐者之流的抒写生活情趣的工具。这些古文虽然也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内容，但毕竟不够深广，不足以振奋人心，因而也就自然地不为人所注意了。这样，形式主义的骈文就轻易地恢复了统治地位。
北宋初期，柳开、王禹称、姚铉、穆修等，都标榜韩柳古文，反对晚唐五代的浮靡文风；到了中叶，在新的现实条件下，以欧阳修为首，再一次掀起了古文运动。由于欧、曾、王、苏诸古文大家在创作上的努力和成功，从此韩柳古文遂成为新的传统。明代唐顺之、归有光等的古文和清代“桐城派”的古文，都是以韩柳为首的唐宋古文新传统的直接继承和发展。这个古文新传统，支配中国文坛一千多年，直到“五四”新文学运动才被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语体散文所代替。
古文运动提倡“道”和“道统”，维护封建统治，为历代统治阶级及其文士所利用，这使古文即散文蒙上浓厚的封建说教的色彩，逐渐走上陈陈相因，腐朽僵化的道路。但是韩柳的创作实践，不仅是为了“传道”或“明道”，更重要的还是以古文鸣不平，反映一定的现实社会内容，这样就起了积极的影响。韩柳以后古文有了更广阔的园地，许多古文家用它来叙事、写景、抒情和议论，为日常生活所必需，而且也使之成为文学史上源远流长的一种重要的形式。
古文运动的理论，特别是韩愈所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论点，指导了后来无数古文家的写作，直到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古文运动的理论，特别是韩愈所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论点，指导了后来无数古文家的写作，直到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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