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哪些忠义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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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哪些忠义的名人~

管仲、蒙恬、李广、卫青、霍去病、赵充国、陈汤、马援、班超、冉闵、祖逖、谢玄、檀道济、陈庆之、李靖、薛礼、苏烈、徐世勣、高仙芝、郭子仪、杨业、狄青、曹玮、李继隆、种师道、宗泽、岳飞、韩世忠、吴阶、刘锜、李显忠、虞允文、辛弃疾、毕再遇、孟珙、余玠、王坚、张珏、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徐达、常遇春、冯胜、傅友德、于谦、胡宗宪、戚继光、俞大猷、孙承宗、袁可立、沈有容、邓子龙、李成梁、熊廷弼、袁崇焕、卢象升、史可法、阎应元、何腾蛟、夏完淳、张煌言、李定国、郑成功。

郑成功,名森,字明俨,号大木,福建省南安市石井镇人。明天启四年农历7月14日(公元1624年8月27日)诞生于日本长崎县平户千里滨。其父郑芝龙,其母名田川氏(通常认为是日本人)
1630年,郑成功随叔芝燕回国,住晋江安平郑府。郑芝龙延聘名师授业,1638年郑成功入南安县学为廪生,1644年郑成功从家乡来到南京,进入国子监太学,拜名儒钱谦益为师。其时明王朝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当年3月中旬,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崇祯朝灭亡。9月中旬,清王朝定都北京。在击败了李自成的农民军后,次年6月攻克南京,南明弘光政权覆灭,郑成功返回福建。同月,唐王朱聿键在福州被郑芝龙等拥立为帝,建号隆武。帝对郑成功的忠勇十分嘉许,赐他与国同姓,易名“成功”,从此南明官方称为“朱成功”,中外又称为“国姓爷”。1646年8月,清军进攻福建,隆武帝在逃亡路上被擒,于汀州罹难。10月中旬郑芝龙降清,即后清军进袭安平,郑成功之母不堪被辱自殪身亡。

爱国英雄戚继光
在中国福建的于山,有一座戚公祠,常有游客前来瞻仰爱国英雄戚继光的雕像,缅怀他抗击倭寇的业绩。
戚继光是明朝著名的爱国将领,他出身在将门,受父亲教育影响,从小喜爱军事,并立志做一个正直的文武全才的军人。当时,中国的沿海常常受到倭寇的 侵扰, 戚继光十分痛恨倭寇的暴行,十六岁时,他曾经写下一首诗:“封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意思是说,做官并不是他的愿望,他的愿望是祖国海疆的平静。17岁那年,他继承父亲的职务,开始了金戈铁马的军事生涯。戚继光一上任,摆在他面前的严峻问题就是倭寇为患。
倭寇是指日本内战中的一些残兵败将,以及部分浪人和商人,从十四世纪元代末年到明代初年,他们经常驾驶海盗船只,在中国沿海一带打家劫舍,杀人放火。到了十五世纪下半叶,倭寇越来越猖狂,他们与中国沿海一带的土豪奸商相勾结,有的甚至深入内地,攻陷州县,倭寇成了中国东南沿海的一大祸害。
1555年,由于戚继光在山东抗倭寇有方,朝廷把他派往浙江,任定海参将,这里是倭寇活动的中心地区,戚继光组织了一支由农民、矿工组成的军队。他还根据中国南方沼泽多,倭寇又惯于用重箭、长枪作战的特点,创造了一种“鸳鸯阵”,这是和敌人进行短距离肉搏的战斗组合。在战斗中,戚继光的军队先以火器、弓箭作掩护,敌人进入百步之内发火器,进入六十步内发弓箭,敌人再进,便用“鸳鸯阵”冲杀。
这支四千多人的新军,经过戚继光的严格训练,精通战法,军纪严明,战斗中屡战屡胜,深受人民的爱戴,人民称这支军队为“戚家军”。
1561年,倭寇数千人,驾一百多支战船,大举侵犯浙江台州地区,戚家军闻讯,神速迎敌,在台州一带九战全捷,全歼敌人。从此倭寇闻风丧胆。因为戚继光的英勇善战,军功卓著,很快得到升迁,转战到福建。
在戚继光和其他将领的共同努力下,抗倭寇战争节节胜利,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区日趋安定,经济也逐渐繁荣起来。戚继光在抗倭寇战争中建立了卓越的历史功绩,赢得了当时以至后世人民的称颂。

南霁云
唐绚、玄年间(公元712----756年)生于魏州顿丘(今清丰县)南寨村农民家庭。因排行第八,人称“南八”。在平定“安史之乱”中屡建奇功。南霁云青少年时代勤劳能干,喜爱学习,平时收工后总要习文练武。传说他会七十二路枪法,善骑马射箭,能左右开弓,百步之内箭无虚发。因家境贫寒,不得不弃家外出谋生,后投奔张巡部下被委以重任。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安庆绪杀死安禄山后,派汴州刺史尹子奇统兵30万攻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南)。睢阳太守许远向张巡求援。张、南引兵子宁陵向睢阳进发,攻破叛军防线与睢阳守军会合。后尹子奇披挂上阵,被南一箭射中左眼。为守住睢阳,安先向屯兵彭城(今徐州)的御使大夫许叔冀求援,但许无动于衷,南置骂而归。随率精骑三十突围至临淮(今江苏盱眙北)向御史大夫贺兰进明求救。南见其不肯出兵,便进前一步说:“睢阳与临淮近在咫尺,两地相依为存,若睢阳失守,临淮危在旦日,请大夫三思。”贺兰见南是难得将才,便想留于身边,于是设宴款待。南含泪道:“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说着,拔出佩刀自断中指。然贺兰仍不语,南说:“主帅之命不能完成,叛兵不能扫平,国际啊不得安宁,请留此指以示人之心,归报主帅,与城池共存亡。”随上马而辞。临出城怒弓会射佛塔,箭入半天。并誓曰:“叛军平定后,必杀进明,此箭乃我志也!”。

岳飞(1103——1142),字鹏举,出生于北宋相州汤阴(今河南汤阴县)的一户佃农家里,青年时代,正遇上金女真贵族对宋发动大规模掠夺战争。他亲眼目睹北宋灭亡前后的惨痛史实,和当时中原沦陷区的人民呼吸相通,有坚决抗击女真贵族民族压迫,收复故土,统一祖国的强烈愿望和要求。

北宋末年,深受民族压迫的汉族、契丹族、渤海、奚等各族人民,“仇怨金国,深入骨髓”,纷纷自动组织起来反抗。

从十二世纪二十年代起,黄河南北、两淮之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金民族战争。岳飞和抗金名将宗泽、韩世忠等一道,站在抗金斗争的最前线。可是,腐败的北宋统治集团,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1127年(靖康二年),徽宗赵佶、钦宗赵桓被掳走后,继而接位的南宋小朝廷的头目赵构,同样是个投降派。他偏安于江南一地,沉醉于歌舞逸乐之中,没有真正组织抗金民族战争并把它进行到底的决心和打算,所不同的是一面信用秦桧等投降派,通过他们出面进行一系列议和投降活动;一面则利用宗泽、岳飞、韩世忠等抗战派,抵挡金军的凌厉攻势,以保住他的皇帝宝座和积累屈膝求和的资本。到了十二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东自江淮、西至陕西一线的宋、金双方对峙的军事分界线形成后,赵构、秦桧统治集团,实际上已经成了南宋抗金斗争最大绊脚石;反过来,岳飞、韩世忠等抗战派,则成了赵构、秦桧投降派活动的最大障碍。南宋朝廷内部抗战派与投降派的斗争,日趋尖锐。

岳飞坚决反对议和,主张抗战到底,置个人荣辱安危于度外,对赵构、秦桧的投降活动进行坚决斗争。1139年(绍兴九年),岳飞在鄂州(今湖北武昌)听说宋金和议将达成,立即上书表示反对,申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并直接抨击了“相国”秦桧出谋划策、用心不良的投降活动,使“秦桧衔之(抱恨)”。和议达成后,高宗赵构得意忘形,颁下大赦诏书,对文武大臣大加爵赏。可是,诏书下了三次,岳飞都加以拒绝,不受开府仪同三司(一品官衔)的爵赏和三千五百户食邑的封赐。他在辞谢中,痛切地表示反对议和:“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并再次表示收复中原的决心,“愿定谋于全胜,期收地于两河,唾手燕云,终欲复仇而报国。”这无异于给宋高宗当头泼了冷水,从而更使赵构、秦桧怀恨在心。“但岳飞不顾个人得失,坚持抗战到底的立场,率领军队,联络北方义军,卓有成效地从事抗金战争,筹划收复中原、统一祖国,成为全国抗金民族战争中的有力支柱。

1139年(绍兴九年)夏,金兀术撕毁绍兴和议,倾巢而出;再度发动大规模的对宋战争。在东、西两线军取得对金大捷的形势下,岳飞挥兵从长江中游挺进,实施锐不可挡的反击”,他一直准备着的施展收复中原抱负的时机到来了。

岳家军进入中原后,受到中原人民、忠义民兵的热烈欢迎。这年七月,岳飞亲率一支轻骑驻守河南郾城,和金兀术一万五千精骑发生激战。岳飞亲率将土,向敌阵突击,大破金军“铁浮图”(侍卫亲兵)和“拐子马”(左右两翼钳攻的骑兵),把金兀术打得大败。岳飞部将杨再兴,单骑闯入敌阵,想活捉金兀术,可措没有找到,手杀敌人数百,身被几十处创伤,豪勇无比。岳家军将士具有“守死无去”的战斗作风,敌人以排山倒海的大力,也不能把岳家军阵容摇动。郾城大捷后,岳飞乘胜向朱仙镇进军(离金军大本营汴京仅四十五里),金兀术集合了十万大军抵挡,又被岳飞打得落花流水。岳飞这次北伐中原,一口气收复了颍昌、蔡州、陈州、郑州、郾城、朱仙镇、消灭了金军有生力量,金军全军军心动摇,金兀术连夜准备从开封撤逃。南宋抗金斗争有了根本的转机,再向前跨出一步,沦陷十多年的中原。就可望收复了。岳飞兴奋地对大将们说:“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尔!(破掉酒戒庆祝)”而金军则发出了“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哀叹。

但是,外敌难以撼动的岳家军,却遭到了南宋朝廷内部投降派的摧残。就在这抗金战争取得辉煌胜利的时刻,甘心充当儿皇帝的高宗赵构,因担心一旦中原收复,金人放回他的哥哥钦宗,他就保不住皇位,而急切地希望与金入议和。金人安插在南宋朝廷里窃取了宰相高位的内奸秦检,也抓住高宗这个难言的心病大肆活动,破坏岳飞的抗战。他们狼狈为奸,密谋制订了全线撤军、葬送抗金大好形势的罪恶计划。他们首先命令东西两线收兵,造成岳家军孤军突出的不利态势后;即以“孤军不可久留”为名,连下十二道金牌(红漆金字木牌),急令岳飞“措置班师”。在要末“班师”、要末“丧师”的不利形势下,岳飞明知这是权臣用事的乱命;但为了保存抗金实力,不得不忍痛班师。岳飞愤慨地说;“十年之功,废于一旦!所得诸郡,一朝全休!社稽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岳飞的抗金英勇斗争,至此被迫中断。 岳家军班师时,久久渴望王师北定中原的父老兄弟,拦道恸哭。岳飞为了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故意扬言明日渡河,吓得金兀术连夜弃城北窜,准备北渡黄河,使岳飞得以从容地组织河南大批人民群众南迁到襄汉一带,才撤离中原。这时,有一个无耻的书生,骑马追上金兀术扣马而谏:“太子(兀术)毋走,京城可守也,岳少保兵且退矣!……自古没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金兀术这才又整军回到开封,并以不费吹灰之力,又把中原土地夺了回去。

岳飞一回到临安,立即陷入秦桧、张俊等人布置的罗网。1141年(绍兴十一年),他遭诬告“谋反”,被关进了临安大理寺(原址在今杭州小车桥附近)。监察御史万候*(音末期屑)亲自刑审、拷打,逼供岳飞。与此同时,宋金政府之间,正加紧策划第二次和议,双方都视抗战派为眼中钉,金兀术甚至凶相毕露地写信给秦桧:“必杀岳飞而后可和。”在内外两股恶势力夹击下,岳飞正气凛然,光明正大,忠心报国。从他身上,秦桧一伙找不到任何“反叛朝廷的证据,但岳飞却仍于绍兴十一年农历除夕夜,被赵构“特赐死”,杀害于临安大理寺内,年仅三十九岁。岳飞部将张宪、儿子岳云亦被腰斩于市门。岳飞父子及张宪死于奸臣昏君之手,激起了抗金军队和老百姓的强烈愤怒,韩世忠当面质问秦桧,秦桧支吾其词“其事体莫须有(也许有)。”韩世忠当场驳斥:“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民族英雄岳飞,就在“莫须有”的罪名下,含冤而死。临死前,他在供状上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这是悲愤的呼喊!

岳飞虽然被杀害了,但他的精忠报国的业绩是不可磨灭的。正是他,表达了被压迫民族的要求,坚持崇高的民族气节,在处境危难的条件下,坚持了抗金的正义斗争,并知道爱护人民的抗金力量,联合抗金军民一道,保住了南宋半壁河山,使南中国人民免遭金统治者的蹂躏,从而保住了高度发展的中国封建经济和文化,并使之得以继续向前发展。岳飞不愧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民族英雄。

岳飞遇害后,临安义士隗顺,负尸越城,草草地埋葬于九曲丛祠旁。为了便于以后识别,隗顺将岳飞随身佩带的玉环系于遗体腰下,坟前种植了两棵桔子树。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因重修栖霞岭下岳飞庙墓,追寻岳飞初葬地,终于在杭州市众安桥螺丝山下扁担弄内的红纸染坊旁,找到了最初的岳坟。1876年(光绪二年),在这里修建“忠显庙”,杭人俗呼为“老岳庙”。

岳飞死后二十年,即1162年6月(绍兴三十二年五月)宋孝宗赵*继位,七月下令给岳飞平反昭雪,“追复原官”,并以五百贯的高价购求岳飞遗体,“以礼改葬”。

周王室自东迁洛阳后逐渐衰微,但名义上仍是天下共主,起着维系华夏民族精神的作用。所以,要想称霸诸侯,必须尊奉周天子。晋文公即位不久,周王室发生内乱,王子带逐走周襄王。当周襄王向秦穆公、晋文公告急时,秦穆公就把军队驻扎在黄河边,准备护送周天子回国。晋文公见此情景,迅速带兵赶到,命人告诉秦穆公,作为同姓(姬),晋国理应派兵护送周天子回国复位,要求秦国退兵。随后,晋文公带兵打败狄国军队,杀死王子带,安定了王室。尽管晋文公的尊王是出于霸主政治的需要,但在客观上却起到了尊王忠君的效果,并使尊王忠君成为他政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晋文公时,诸侯争霸,以强凌弱,以下犯上,天下一片混乱。晋文公即位后,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让老百姓懂得义。所谓义,即直,但已不是周初分封制所确定的那种宜,而是在周天子一统天下的政治局面被打破后,按照新的要求,重新确认各阶级、各阶层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安定国家。他抓住时机安定周王室,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百姓和各诸侯国懂得事君之义。在国内,他颁布了一系列政令,使百姓安于生计。他还授职任事,确定名位,赏赐有功之族,各以其地位和职位享受俸禄。就这样,在新的基础上,晋文公明确了各阶层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应处的地位,即他们的“义”。

  如果说“尊王”、“重义”是“忠”、“义”思想在晋文公政治思想上的直接表现,那么,“征信”、“敦礼”、“赏功”等,则是间接表现。

  所谓“征信”,就是求得诸侯和国内各阶层的信任。在当时,诸侯之间连年征战,没有什么信任可言。晋文公之所以能成就霸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讲信用。比如在与楚国的“城濮之战”中,面对楚国大军,晋文公下令“退避三舍”,实现了当年许下楚成王的诺言。晋文公刚即位时,原国不服,他就命令士兵带了三天的粮食,声明用三天时间就可攻下原国。可是,三天之后,原国百姓誓死不降,他就下令撤退。这时得到情报,说原国准备一两天就投降,因此,将领们要求继续攻打。但晋文公认为,如果不撤兵,就会失去士兵和百姓信任,最后,晋军还是撤退了。

  在“征信”的基础上,晋文公还注重“敦礼”。他认为,没有一套适当的礼仪,百姓就不会尊敬长上,服从命令;没有一套相应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国家就不会安定。他让百姓知礼的一件重大事情,就是在原这个地方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阅兵式,让百姓看到国家应当遵守的礼仪,使百姓振奋精神,感受到国家的强大。这同样是告诉百姓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怎样做就是对国家、人民、人生、事业、友谊担当起了应尽的义务。

  至于“赏功”,就是赏赐有功人员,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晋文公选择职官的根据是德行、才能、功劳。所任用的主要是“诸姬之良”、“异姓之能”,这实际上就废除了公室贵族世卿世禄的传统旧制。晋文公的这些改革措施,直接影响了春秋时期晋国历史的发展,使晋国政治形成了不同于春秋其他国家的显著特点。晋文公的“赏功”实际上已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的公心和诚敬无私的思想,这是“忠”、“义”思想的本质。由此可见,“忠”、“义”思想在晋文公时代和晋文公身上得到了全面体现和飞跃发展。

  在晋和三晋时期,“忠”、“义”思想从奠基到发展至鼎盛,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许多仁人志士都为这一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贡献。反过来讲,“忠”、“义”思想在许多人身上都有过不同程度、不同形态的表现。晋文公、魏文侯可算作“忠”、“义”思想从形成、发展到鼎盛的标志性人物。围绕着他们,还有更多人物也做出了程度不同的贡献。

  比如说,在晋文公出亡途中,有一天实在无处觅食,饥饿难行。从臣介子推忽然捧着一盆肉场递过来,重耳接过来就吃,吃完后才想起问介于推:“这肉是从哪儿来的?”介子推说:“这是我从大腿上割下来的。我听说,‘孝子杀身以事其亲,忠臣杀身以事其君’。今天公子没饭吃,我就割股肉给公子充饥。”重耳流着泪说:“我这样一个逃亡之人,太使你受苦了!我怎么报答才好呢?”介子推说:“但愿公子早日回国,成就我们做臣子的心愿,我哪里图什么报答呢?”可以肯定地说,介于推的所作所为,对于晋文公政治思想的形成一定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然而,介子推的忠君表现并未到此为止。在他身上还有着浓重的“义”的一面。公元前 636年,重耳即位为晋文公,在赏赐从亡者时,竟忘了赏赐立有大功的介子推。介于推不愿留下求赏的恶名,遂偕母离开国都,辗转上了绵山隐居。后有同情介子推者,悬书宫门为他鸣不平。根据传说,晋文公得知后,马上亲自到绵山访求介子推。但是,找来找去,却找不到介子推的踪迹。文公就派出土兵在山前山后放火,意思是希望能把介子推赶出来。可是,介子推到死不肯出来,子母相抱,被烧死在柳树之下。后世为纪念介子推,遂将绵山更名为介山,并于每年清明节前二日不举火,进冷餐,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寒食节”的风俗。

  再如春秋末年,晋景公诛灭赵氏家族,赵氏面临灭亡绝后之难。曾受赵氏恩惠的程婴与公孙杵臼,冒着生命危险,保住了赵氏孤儿赵武。这个“赵氏孤儿”的故事成就了程婴、公孙杵臼等人的感天地、泣鬼神的壮行义举,更为三晋儿女乃至中华民族谱写了一曲壮丽的“忠”、“义”赞歌。

  到了战国时期,我们在三晋也不难找到像“完壁归赵“、“将相和”、“豫让吞炭”等等脸炙人口的历史典故,以为“忠”、“义”思想的佐证。赵国的蔺相如,面对贪心而强大的秦国,以自己的机警和智慧,既保住了和氏壁,又为赵国赢得了应有的尊严。蔺相如因两次挫败秦王而被封为赵国宰相,引起了老将廉颇的不满,而蔺相如又能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计个人得失荣辱,主动化解了将相之间的矛盾,维护了国家利益。这种以国家利益为重,临患而不忘国家的行为正是”忠”、“义”思想在他们身上的表现和升华。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也离不开君王的推动。在晋和三晋时代,“忠”、“义”思想从君王思想变成民间行为,又从民间行为走向君王思想,经过了一个从理论到实践,又从实践到理论的循环过程。从晋文公对“忠”、“义”思想的发扬光大,到魏文候时代,“忠”、“义”已经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儒、法思想的荟萃交融。魏文侯不但“好学”、“好古”,而且广泛拜师求教,择善而从。他拜儒家学者子夏为师,友田子方,礼段干木,终使国治身逸。事实证明,魏文侯拜子复一派儒者为“王者师”,“学以安国保民”之道,确曾有力地促进了魏国的兴旺发达和魏国历史文化的繁荣昌盛。由于魏文侯礼贤下士,所以,当秦国计划进攻魏国时,便有人告诫秦君说:“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魏文候以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儒家人物为师,尊崇儒家学说,发展“忠”、“义”思想,是一个符合儒家道德的贤明国君,加上他的才能和卓识,终使他成为战国时代大有作为的政治家。

  从根本上讲,魏文候毕竟是一位政治家和战略家,而非学者士人。他的既尊儒又重法,不过是基于政治需要的战略举措;或者说,这不过是魏文候从强化和巩固魏国的封建政权出发,为实现其称雄诸侯图霸天下的战略目标而推行的治国之道和用兵之道。然而,这种主观目的,却在客观上使“忠“、“义”思想发展到了极致。综观魏文侯尊儒、重法的所作所为,无不体现忠诚、无私的精神实质,也无不体现对国家、人民、人生、事业、友谊之忠和对国家、人民、人生、事业、友谊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也正是这种荟萃交融和兼容并蓄,使得“忠”、“义”思想在魏文候时代发展到了鼎盛。

  “忠”、“义”思想在三晋文化中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虽然历史已经远去,未来在向我们招手,但是,告别历史并不等于割裂历史,走向未来也并不等于抛弃传统。事实上,历史是割裂不开的,传统也是抛弃不掉的。不管未来怎样,“忠”、“义”思想早已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沃土之中,融入中华儿女的血液之中。它不仅影响着现代的人们,也必将影响后世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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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缪软钥宋高宗大言不惭地说,只要人民高兴,他们就会不惜牺牲自己来缔造和平。当时数百名官员激动不已,抗议的奏章如雪片般呈上。其中,枢密院编辑胡荃最为激烈。他在奏章中说:我是仆人,我的忠诚不与他人分享。一颗单纯的心,愿意打破三个脑袋。杖太尉当街,然后押鲁使。要怪无礼,徐星怪老师,三军将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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