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内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汤一介先生对儒学有哪些贡献

儒家思想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但在如何对待儒学问题上，国学大师汤一介则认为，需要必将在“~

A 试题分析：①③选项观点正确且符合题意，辩证否定是联系的环节，反本是开新的基础，反本开新的实质是扬弃，故入选。②④选项观点与题意不符，反本开新不是实现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根本途径，辨证否定不是简单的肯定一切，也不是简单的否定一切，故排除。解答本题，可运用排除法，根本途径、肯定过去、肯定现在都是绝对化的说法。

B 试题分析：继承与发展，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文化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继承，①说法错误；③“反本”是否定过去的一切，说法错误；②④对文化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论述正确，该题选B。

汤一介（1927年2月16日－2014年9月9日），男，1927年2月16日生于天津，原籍湖北省黄梅县，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是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国学大师、哲学史家、哲学教育家。
汤一介作为当代中国哲学界代表性人物之一，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1] 还是中国文化书院院长、中国哲学史学会顾问、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际价值与哲学研究会（Research in Value and Philosophy）理事，第十九届亚洲与北非研究会顾问委员会委员、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国际道学联合会副主席。
2003年起，汤一介担任《儒藏》编纂中心主任、首席专家。[2]

魏晋玄学
汤一介
汤一介子承父业，和父亲汤用彤共同筑建了魏晋玄学的理论构想，这被看作是汤一介重要的学术成就之一。汤一介通过研究魏晋玄学的体系，找出魏晋玄学的内在逻辑，发展理路，突破了前人的研究方法，是对汤用彤魏晋玄学研究的补充。[9]

传统哲学体系
汤一介尝试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从总体上提示出其概念、命题和理论体系。在《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诸问题》中，汤一介讨论了中国哲学的概念范畴问题，并为中国哲学建构了一范畴体系。在《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一文中，汤一介提出中国哲学常以三个基本命题来表达他们对真善美的观点，这就是“天人合一”（讨论“真”的问题，即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知行合一”（讨论“善”的问题，即做人的根本道理）、“情景合一”（讨论“美”的问题，即审美境界的问题），而“知行合一”与“情景合一”这两个命题是由“天人合一”展开而对宇宙人生不同侧面的表述。在《再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一文中，汤一介把中国哲学中的三大哲学家与德国古典哲学的三大哲学家做了对比，借此说明孔子、老子、庄子真善美问题上的不同，同时也说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
汤一介
由于中国哲学以“天人合一”为基础，因此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中国化的佛教宗派都是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哲学体系，这和西方哲学（包括基督教哲学）以“外在超越”为特征很不相同。“内在超越”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宇宙人生论。“知行合一”在中国哲学中虽有认识论的意义，但从根本上说它是一个伦理道德问题。因此，在中国哲学中“知”就不仅仅是“知识”的问题，而且是“良知”的问题（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如王阳明说“知善知恶是良知”）。“知”必须“行”，中国哲学史中的哲学家大都有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他们的理想是“内圣外王”，“圣人”（即道德高超的人）最宜于作“王”（最高的统治者），这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道德教化论或者说是一种政治哲学。在《论儒家的境界观》这篇大章中，汤一介提出：“内圣外王”之论虽有可取之处，但其弊病也非常明显，即会走向泛道德主义和重“人治”轻“法治”的道路上。

论国学研究
1949年以后，全面学习苏联，特别引进了苏联的哲学，当然文学也一样引进了。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清算，一直到“文革”。其破坏程度是极大的。孔孟、老庄、程朱陆王等全被否定批判。旧的文化、旧的道德全被破坏了。改革开放虽然对纠正左的思潮起了积极作用，但态势未能根本扭转。
从历史上看，曾经吸收了佛教，吸收佛教使中国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是有目共睹的。没有佛教的传入，就不大会有宋明理学的出现。看待西学的冲击，一方面看它的破坏作用；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西学的冲击，它刺激了我们，使我们反省，反省我们自己的缺陷，反省他们好的东西并用来充实我们自己。我们一方面要弘扬自己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也要时时地吸收其他文化好的方面。[10]

中国解释学

受到研究西方解释学的启发，在1998年汤一介就提出能否创建中国的“解释学”的疑问，以此开启他对中国“解释学”的探索。
汤一介提出，比之西方，中国有更长的解释经典的历史，其时间至少可以上溯到战国时代。但我们至今还没有一套自觉地把“解释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的理论体系。于是，其后的两年，汤一介为此陆续发表了《能否创建中国解释学》、《再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三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和《关于僧肇注〈道德经〉问题——四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等四篇论文。在这几篇论文当中，他提出在创建中国解释学，必须要对中国注释经典的历史做一个系统的梳理，还要搞清楚经典的注释中“文字学”、“考据学”、“版本学”、“目录学”等在解释经典中的定位。
面对质疑，汤一介通过大量的中西方哲学对比，与当时学界主流认为“已经有了西方的解释学，没有必要创建中国解释学，不必跟着西方的学术路子走”的说法进行抗辩。[11]

和而不同观点
20世纪90年代，针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汤一介先生提出“和而不同”对当今世界、人类发展的重要意义，认为21世纪人类社会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和平与发展”，这就需要调整好不同文明传统的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关系，而中国古已有之的“和而不同”可以作为全球伦理的一个原则，为解决这两大问题作出贡献。[12]
汤一介在《“和而不同”原则的价值资源》中说明：“在不同文化传统中应该可以通过文化的交往与对话，在商谈中取得某种共识，这是由‘不同’达到某种意义上的‘认同’的过程。这种‘认同’不是一方消灭一方，也不是一方‘同化’一方，而是在两种文化中寻找某种交汇点或者是可以互补的方面，并在此基础上推进双方文化的发展，这正是‘和’的作用。”

当一个民族正处在伟大复兴的前夜时，它必须回顾自己的历史文化，从中吸取力量，‘反本开新'。”北大哲学系教授、著名学者汤一介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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