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期间以发表杂文为主的代表刊物有哪些？

中国现代散文发展史~

在“五四”以来的现代散文创作中，最早发端和得到发展的是议论性散文。
由于当时正在展开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启蒙运动，这种说理的文字就特别发达起来，当时除有很多政治性、社会性的论文之外，也出现了一些具有文学色彩的议论文字，象《新青年》杂志刊登的李大钊的《青春》、《今》，和陈独秀的《偶象破坏论》、《克林德碑》就是这样的作品。
《新青年》杂志从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起，还增设了“随感录”这个栏目，陆续发表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等人撰写的短小精悍的议论文字，猛烈地攻讦了封建主义的痼疾。其中，刘半农的文章，在抨击论敌时嬉笑怒骂，寓庄于谐，极尽揶揄与夸张之能事。
与此同时，还有不少重要的报刊杂志也都增设类似的栏目，在这一年12月创刊的《每周评论》和1919年 8月创刊的《新生活》，就都设有“随感录”的栏目。
在这类有关社会和文化思想的评论文字中，有不少都写得生动晓畅，淋漓尽致，很有文学意味，它们的大量出现，促进了议论性散文的发展和繁荣。
在《新青年》“随感录”中最精辟的文字，是由鲁迅所撰写的。
他尖锐地抨击那些吹嘘保存“国粹”的顽固派，“都是‘屠杀者’”（《随感录五十七·屠杀者》），“没一件不与蛮人的文化恰合”（《随感录四十二》），如果还要保存“国粹”，将会发生的严重后果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随感录三十六》），识见精深，启人深思。
鲁迅还发表了不少篇幅略长的议论性散文，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它所造成的腐化与愚昧，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剖析。这些作品充满了深沉而炽热的感情，不仅思想深刻，在艺术上也很有魅力，将议论性散文提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
他终生都撰写这种议论性散文，作为鞭挞反动派以及旧制度、旧思想的武器，以独创的艺术形式，广泛地总结了有关社会与文化思想斗争的经验和规律。
议论性散文是鲁迅的文学遗产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由鲁迅参加奠基和开创的这种议论性散文，后来通常都被称为“杂文”。这种文体在现代散文史和现代文学史上都有极重要的地位。
抒情性散文在“五四”时期常被称为“美文”，它的出现和成长，对于保卫和繁荣新文学创作有着重要的意义。证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鲁迅《小品文的危机》）。它的出现稍晚于杂文，然而在后来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冰心是较早撰写抒情性散文的作者，她的《笑》、《往事》与《寄小读者》，奠定了她在散文创作中的地位。她经常赞颂的主题是母爱、童心和美好的大自然风光，这本身就是对于冷酷和僵化的封建伦理观念的冲击。她的文笔也委宛隽秀，清新明媚，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比起冰心来，叶绍钧的散文创作更能跟上时代的发展，他的散文集《剑鞘》（与俞平伯合著）和《脚步集》中那些吟味社会人生的文字，写得谨严切实，朴素隽永。他在“五卅”以后的有些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　
周作人是“五四”时期提倡抒情性散文最力的作者，他的《美文》一文对于此类散文的创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收录于《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和《谈虎集》中的抒情小品，写得苍劲古朴，舒徐自如，往往于淡泊之中显出一股凌厉之气，发生过不小的影响。但那些品赏草木虫鱼，沉溺于说理谈玄的作品，却流露出封建士大夫式的闲情逸致。
在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中，朱自清也是一个重要的散文作家。
他具有多种文字风格，像《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写得绮丽纤秾，情景交融；《荷塘月色》和《绿》，运用对于音乐和色彩的感受，进行巧妙的比喻和联想；《背影》却以白描的文字，勾画了父子离别的凄切场面；《执政府大屠杀记》则是细致曲折地描绘“三·一八”惨案的实况。
朱自清在思想和艺术上作了严肃认真的探索，写出过不少出色的小品散文，为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贡献。
创造社的主将郭沫若，用一种激荡和奔腾的情调，写出了自己在人世的坎坷，控诉社会的罪恶，倾诉内心的悲愤，《星空》、《橄榄》、《水平线下》等集子，所收入的就是这类作品。
郁达夫的散文具有更大的影响，《还乡记》、《还乡后记》、《日记九种》等篇章，诅咒丑恶的社会，渴望真挚的情爱，坦率地剖析着内心的苦闷与愤慨，写得清新流畅和富有激情。
他写于30年代的《屐痕处处》、《达夫游记》等作品，则又俊秀圆润，富有神韵和气势，而且还表达出憎恶黑暗现实的沉痛和愤激的感情。
以“新月派”诗人闻名的徐志摩，他的散文在20年代也产生过不小的影响。这些作品直抒胸臆，较多表达了他作为自由主义者的思想情趣，艺术上刻意追求，注重锤炼字句，但有的内容伤于轻佻，文字也因追求辞藻的华丽而显得过度的铺张繁复。
“五四”以后，还兴起了一种篇幅短小、更多地省略了叙事因素、同时又具有较多诗意的抒情性散文，即散文诗。
许地山的《空山灵雨》是这类创作首次较大的结集，它抒发情怀，探索哲理，既执著人生、谴责黑暗，又怀疑现世、畏惧斗争，反映了当时某些追求进步与正义的知识分子，也有着软弱和遁世的一面。
在这之前，鲁迅的《自言自语》、郭沫若的《我的散文诗》和刘半农的《老牛》、《晓》等篇什，都是散文诗创作的最初的尝试。至于鲁迅的《野草》，更是散文诗创作中的名著。王统照当时写的一些散文诗，也以激昂的感情打动过读者。30年代从事散文诗创作的还有丽尼和陆蠡。
“五四”前后的散文创作，大都洋溢着反封建的思想感情，体现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文学研究会的作家大都表现出了这种倾向，主张浪漫主义的创造社作家在这方面自然表现得更鲜明和突出。
随着社会主义思潮的不断传播和工农革命运动的逐渐高涨，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将个性解放的要求与对于社会主义的向往结合起来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开始分化以后，坚持反封建斗争的杂文创作依旧在前进着，1924年创刊的《语丝》（见语丝社）周刊，登载的文字就“大抵以简短的感想和批评为主”，1925年创刊的《莽原》周刊，也是为了进行“‘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
除了鲁迅之外，周作人和林语堂也是《语丝》的重要作者，围绕着“三·一八”惨案等事件，他们也曾写过一些很有思想锋芒的杂文。但是与此同时，两人也开始表现出妥协和自由主义的消极情绪。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许多革命作家向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左翼或进步的文学刊物都重视刊登杂文，在当时还出版过一些以登载杂文为主的刊物。
鲁迅这个时期的杂文，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为了冲破国民党反动派当局严密的文网，他不得不经常变换笔名，写得较为隐晦曲折，虽是“带着枷锁的跳舞”（《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却说明他运用这一武器，达到了熟练的地步。
瞿秋白最早认识到鲁迅杂文的重要意义，认为在“这里反映着‘五四’以来中国的思想斗争的历史”（《〈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对于鲁迅杂文的成因、特征和社会作用，进行了精辟的分析。
这一时期，他自己也写了一些杂文，像《民族的灵魂》和《王道诗话》，就都是精粹的作品。郭沫若、茅盾、郁达夫等，也写了不少抨击时弊的杂文。由于杂文创作在30年代的广泛发展，从青年作者笔下涌现出不少成功的作品。
像唐弢的《推背集》、《海天集》，写得犀利劲遒；柯灵的《市楼独唱》，写得简练深切；徐懋庸的《打杂集》，写得质朴隽永，都为战斗的杂文创作增添了光彩。
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之间，出现了一批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抒情小品作者。
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车箱社会》，洗练流畅，颇具神韵；梁遇春的《春醪集》、《泪与笑》，娓娓而谈，吟味人生；
李广田的《画廊集》，散发出泥土的芳香，显得绚丽而又浑厚；何其芳的《画梦录》，以令人眩目的色彩，勾画着朦胧和缥缈的图景；
陆蠡的《竹刀》，时时在美丽动人的景色中，编织着令人悲愤的故事；
吴伯箫的《羽书》,善于从生动的形象中，展开海阔天空的遐想。还有钟敬文、靳以、丽尼、缪崇群等，也都各具自己的风格。　
广阔地反映生活的散文，是由一批著名的小说家写出的。茅盾的《上海的大年夜》、《故乡杂记》，以深切透辟的文笔，描写出中国城乡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下，走向萧条和败落的情景；
蹇先艾的《城下集》，愤懑地揭露着麻醉和堕落的社会；
鲁彦的《驴子和骡子》、《旅人的心》，以忧郁的调子诉说着苦难的人生；
巴金的《旅途随笔》、《短简》，愤怒地诅咒黑暗和热情地追求光明；沈从文的《湘行散记》，在舒徐的牧歌情调中，呈现了纷繁的社会小景；
叶紫的《夜的进行曲》、《长江轮上》，象是用皮鞭抽打着腐败和残暴的旧世界；
萧红的《商市街》和《桥》，描写自己在饥饿与死亡线上挣扎时，闪烁出青春与理想的光芒；
吴组缃的《黄昏》、《泰山风光》，淋漓尽致地描绘着各种世态，对于性格的勾勒尤其逼真。
在散文创作获得丰收的时候，林语堂于1932年创办《论语》（见论语派），1934年出版《人间世》，1935年刊印《宇宙风》，提倡离开现实斗争的“幽默”、“性灵”和“闲适”的小品文，形成一时的风尚。
鲁迅和茅盾等左翼作家，及时地批评了他有违于新文学战斗传统的不良倾向，并支持前进的小品文刊物《太白》的工作。
由于时代的需要，叙事性散文也在20年代应运而生，并迅速地产生了比较成熟的作品。
象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记载了十月革命后俄国的真相，以悲壮的史实、昂扬的诗意、激荡的感情和坦率的内心独白，交织成清新奔放和雄浑沉着的艺术风格，表现了作者对于社会主义理想的赤诚追求，是中国出现得较早的报告文学作品。
又如反映“五卅”惨案的《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叶绍钧）、《暴风雨》（茅盾）、《街血洗去后》（郑振铎），也都满怀激情地描写了这一重要和难忘的历史场面。
叙事性散文进一步繁荣的标志，是30年代出现了大量报告文学作品。其中，柔石的《一个伟大的印象》，就是较为成功的作品，它以明丽和刚健的笔墨，写出了在革命斗争中锤炼出来的具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新人。
韬奋的《萍踪寄语》和《萍踪忆语》，是他游历欧洲的记录，以朴素平易和真挚隽永的文字，写出了资本主义世界种种无法克服的矛盾，却又肯定它在发展生产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写出了资产阶级民主虚伪和残缺的一面，却又认为它比尚未摆脱封建专制的国民党政权，具有无法比拟的民主，表现出严肃认真和实事求是的文风。他的这些作品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注意，被认为是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游记格调。
这说明由于时代和社会的需要，有些游记体裁的作品发生了从侧重于抒情的小品文类型，向侧重于叙事的报告文学类型的转化。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刘思慕的《欧游漫记》，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以朴实苍劲和议论横生的文字，揭露了当时的黑暗，渲染出日本侵略者强兵压境的危急气氛，激励了许多读者的爱国情绪。他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报道，更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36年是报告文学的丰收年，在当时涌现出来的大量作品中，《包身工》（夏衍）和《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宋之的）是尤为出色的篇章。《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以揶揄的笔墨和别致的结构，写出了山西省的反动统治者推行“防共”措施的恐怖统治；
《包身工》则通过几个令人战栗的人物，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相互勾结，对包身工进行压榨和蹂躏的罪行。这两篇作品，将新闻的真实性和报告的文学性结合在一起，长期以来成为报告文学的示范性作品。
扩展资料：
中国现在散文的创作演变：
从抗战爆发直到解放战争时期，随着社会的动荡和时代脉搏的变化，散文创作的面貌也发生了变化。
虽然整个说来，这个时期散文创作的成绩较之20、30年代要逊色一些，但仍然有自己的特点。首先杂文创作继续取得了新的收获。巴人和他周围的一群作者曾在号称“孤岛”的上海，用杂文作武器同日本侵略者及汉奸走狗战斗，著有《边鼓集》、《横眉集》等。
在大后方的作者中，聂绀弩的《历史的奥秘》、《蛇与塔》，观察犀利，分析透辟，揭露出许多封建主义的痼弊。冯雪峰的《乡风与市风》、《跨的日子》，抨击了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造成的精神创伤，颇具哲理。
夏衍的《此时此地集》、《长途》，孟超的《未偃草》，宋云彬的《破戒草》，秦似的《感觉的音响》，朱自清的《标准与尺度》，林默涵的《狮与龙》等杂文集，都尽了抨击黑暗和歌颂革命的任务。
这个时期里杂文写得最多的是郭沫若，有《羽书集》、《蒲剑集》、《今昔集》、《沸羹集》、《天地玄黄》等集子，以昂扬的激情，智慧的预见，激励广大读者为民主和自由的新中国而奋斗。
相形之下，这一时期的抒情诗与记叙散文数量较少，但很多有成就的作者依旧写出了一些佳作。茅盾是这方面收获最丰富的作者。他的《白杨礼赞》、《风景谈》，就是激荡着时代风云，蕴含着哲理意味的作品。
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成长起来的大批作家中，也开始写出了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品，像孙犁的《识字班》、《织席记》等，写得清新朴素，优美动人，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地步。
这一时期，由于时局的动荡和客观形势的急遽变化，为读者所关心的报告文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成为散文创作中最为重要的样式。
继抗日战争前夕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之后，抗战初期，又出现了梅益等主编的《上海一日》，解放区也曾出现过《五月的延安》、《冀中一日》等报告文学的集体著作。
抗日战争期间，几乎所有的作家都运用这种最具战斗性和群众性的文学样式，敏捷地反映千变万化的现实生活，像丘东平的《第七连》、《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对抗战初期硝烟弥漫的气氛、国民党军队的腐败、下级官兵的抗日要求以及敌军的暴行等等，都写得栩栩如生；
曹白的《这里，生命也在呼吸》、《在敌后穿行》，写出了人民群众强烈的抗日要求，以及国民党救亡机构的腐败；萧乾的《矛盾交响乐》、《血红的九月》，以洒脱、秀丽的文字，反映了战时英国的景象。
由于国民党当局加强野蛮的书报检查制度，揭示真实情况的报告文学曾经一度沉寂下来。抗战胜利后，郭沫若的《南京印象》和茅盾《苏联见闻录》，都是值得注意的报告文学著作。
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报告文学创作始终在蓬勃地发展着，丁玲的《陕北风光》，以朴素、亲切的文字反映了边区人民的新生活、新风尚；
周立波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和《战地日记》，以一种简洁和严峻的风格，写出了很多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故事；
刘白羽的《环行东北》和《历史的暴风雨》，以昂扬的激情抒写了解放战争时期的激烈战斗，跃动着振奋人心的时代脉搏。
此外，《日本人的悲剧》（何其芳）、《新人的故事》（叶以群）、《铁骑兵》（杨朔）、《陈赓将军印象记》（荒煤）等，也是引人注意的收获。
沙汀的《随军散记》，以深切感人的抒情气息，绘声绘色地写出了贺龙将军坚韧、豪爽、诚挚、开朗和富于同情心的鲜明性格，给读者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在这一时代环境中，还有不少年轻的报告文学作家成长起来，写出了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品。
象黄钢的《开麦拉前的汪精卫》、《我看见了八路军》，有着生动的描绘、辛辣的讽喻和充满鼓动力量的政论性，显出了壮阔的气势；华山的《窑洞阵地战》、《碉堡线上》，在描写艰苦的战斗岁月时，洋溢着质朴的泥土气息和诙谐的乐观主义精神。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现代散文

在中国现代散文发展的第二个十年中，以刊登杂文为主的期刊大量涌现，杂文理论的论争和革命现实主义杂文理论体系的形成，都是现代杂文运动蓬勃发展并进入成熟期的重要标志。就杂文创作本身而论，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和进步作家的战斗杂文，其队伍和影响日益壮大，成为这一时期社会舆论的中心。同时，战斗杂文反映现实更敏锐、更广泛、更深刻了，而且杂文的文体样式和艺术风格也更丰富、更多样了。当然，以鲁迅为代表的“鲁迅风”革命现实主义战斗杂文的形成和发展，是现代杂文史上最重要的成果。聂绀弩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杂文卷》作序《杂文：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中就曾指出：
如果只有鲁迅一个人，现代杂文就不能构成“史”。现代文学领域确实形成了杂文的写作群，尽管写杂文的人也很杂，但革命的、战斗的、健康的杂文毕竟是我国现代杂文的主流，构成这个主流的是左翼作家创造的杂文，这个主流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重要的一翼。
鲁迅是中国现代革命现实主义战斗杂文的开创者。他的杂文创作和理论主张，在杂文领域开辟了一条革命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左联”时期，鲁迅同瞿秋白、茅盾等人一起披荆斩棘，并肩战斗，并率领徐懋庸、唐弢、聂绀弩、王任叔、柯灵、周木斋等杂坛新秀，以革命杂文为战斗武器，向一切反动势力作集团式冲锋，构成了当时杂文创作的主潮，显示了所向披靡的威势。文学史上称为“鲁迅风”的杂文，就在“左联”这一时期形成。所谓“鲁迅风”杂文，就是鲁迅式的革命现实主义战斗杂文，它当然不能囊括中国现代杂文的一切，但无疑是中国现代杂文的主流。“鲁迅风”革命现实主义战斗杂文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一）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打击敌人、匡正时弊、张扬真理，进行广泛、尖锐、巧妙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基本内容；（二）有自觉的美学追求和美学创造，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相结合，注重多样化、形象化的说理以及笔调的讽刺和幽默的杂文味，追求一种“理趣美”；（三）在杂文的艺术风格上，文体的样式上，不拘一格，随物赋形，允许有广阔自由的创造天地。“鲁迅风”革命现实主义战斗杂文，是一个比创作方法、艺术风格和艺术流派广泛得多的概念，也是一个在时代的运动中不断流动、不断丰富、不断发展的概念。
在鲁迅逝世后，有更多的杂文家，以鲁迅为导师，坚持鲁迅的方向，学习鲁迅的精神，继承和发展鲁迅的杂文传统。“鲁迅的方向”成为战斗杂文家的共同方向，鲁迅的革命现实主义战斗杂文传统被更多的人所继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加发扬光大。如上海成为“孤岛”时期，王任叔、周木斋、唐弢、柯灵、孔另境等人，自觉继承和发展鲁迅杂文战斗传统，以《导报》、《译报》、《华美晨报》和《鲁迅风》为阵地，发表战斗杂文，并结集出版了王任叔、唐弢、柯灵、周木斋、周黎庵、文载道六人的杂文合集《边鼓集》(1938年11月)和王任叔、唐弢、柯灵、周木斋、周黎庵、文载道、孔另境七人的杂文合集《横眉集》(1939年7月)，使“孤岛”杂文创作有着很大的发展。他们在杂文中揭露日伪的血腥罪行，歌颂人民大众的抗日救国伟业，批判小市民的奴才意识，痛斥国民党当局种种使 “亲者痛，仇者快” 的倒行逆施，抒发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在中国人民，甚至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文艺史册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他们的杂文被称为上“孤岛”时期“鲁迅风”杂文流派，是继“语丝”派、“现代评论” 派、“太白”派、“论语”派之后，中国现代杂文史上新出现的又一个杂文流派。
王任叔等组成的上海“孤岛”时期“鲁迅风”杂文流派，经历了一个从分散到统一，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上海“孤岛”时期，起始于1937年11月12日国军从淞沪撤退， 截止于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历时4年又1个月。在“孤岛”时期之前，王任叔等七人或则互不认识，或则互不来往。 在杂文写作上， 或是自觉师承鲁迅战斗传统，或是自发受到鲁迅影响。上海沦陷后，抗日爱国的共同立场，使这几位经历、教养、思想、文风不相同的杂文作家，走到了一块，他们就从分散走向统一，都师承鲁迅杂文传统，以杂文为战斗武器，进行反法西斯、反日寇、反汉奸、反封建、反小市民意识的斗争。1938年王任叔在《边鼓集·弁言》中说：
活在各个的角落里，面对着父母，妻儿，书牍，或灯光下孤独的影子； 俯仰于高楼大厦之间， 或踯躅于斗室蓬壁之中，我们是六个人，我们有各自不同的生活的方式，有各自思索的天地，平时，我们也曾以笔写出自己的风貌， 心情， 社会的杂感，发表于报章杂志之上，相互之间也许早有了思想，情感的交融，但是我们的联系是疏远的，我们的力量是分散的。
然而八一三的炮声，把我们的心脏全都震动得抖起来了。不，是全民族的心脏抖起来了。愤怒的抖，力的抖，正义与人道的抖--直到十一月十二日，国军退出了上海，我们的心脏就抖成了一个。我们从各个的角落里流了出来，仿佛碎散的水银，融成了沉重的一块。我们联合在一起，我们结集在一条战线上了。
王任叔的叙述，告诉我们上海“孤岛”时期“鲁迅风”杂文流派的成员，怎样从以往的“疏远”“分散”的散兵游勇，成为“结集在一条战线上”的战士的经过，实际上宣告他们这一杂文流“融成了沉重的一块”，已经形成了。1939年是“鲁迅风”杂文流派向前发展的阶段，《横眉集》的七位作者，集资合股创办了以刊登杂文为主的综合性文艺期刊《鲁迅风》， 从1月11日创刊至9月5日被迫停刊，历时九个月，共出版19期，是上海“孤岛”时期影响最大的杂文期刊。随着“孤岛”局势的恶化，加上1941年周木斋病逝，王任叔离沪赴印度尼西亚，“鲁迅风”杂文流派终于解体。
王任叔（1901－1972），浙江奉化人，常用笔名巴人。从1926年在《文学周报》上发表杂文始，至1946年，他写有杂文650篇左右，其中六分之五创作于1938年至1941年的上海“孤岛”时期。此期王任叔创作的杂文数量之多，没有一个作家能与之相比。除了合集外，他的杂文专集有《扪虱谈》（1939年）、《生活·思索与学习》（1940年）、《边风录》（1945年）、《学习与战斗》（1946年）。
王任叔“孤岛”时期的杂文，围绕着抗日救亡这一最大的现实问题，从国内到国外， 从现实到历史， 从黑暗到光明，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民情风俗、道德伦理，他的笔尖无不触及。王任叔的杂文纵横驰骋，议论风发，像鲁迅的杂文一样，对现实进行了极其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是了解“孤岛”时期社会的“动态”和人们的“心态”的好材料，有着历史文献的价值。如上海沦陷后，不少人虽然不像汉奸那样公开投敌，但在关乎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依然超然度外地“看热闹”，热衷于“发财”，盲目地做“顺民”，得过且过地“混日子”，甚至阿谀吹捧、迷信守旧、自吹自擂、欺骗敲诈。 对此， 王任叔在《“生命的思索”》等杂文中，一方面把这些病态的精神解剖开来，像镜子一样照出国民性中的“劣迹”， 另一方面则着重分析它们的危害， 敦促人们迅速惊醒过来，行动起来， 同心同德抗日救国。 王任叔将这类市民与陆游的爱国热忱和为国捐躯的英烈进行鲜明对比之后，深沉而又热切地写道：“自己活得写意的另一面， 便是别人死得伤心。 以此而责敌人与汉奸， 不是我们的企望， 因为野兽不懂得思索。我们只希望全上海市民，懂得这个道理，节约生活上的奢侈，也就救了这个国家。不要为一己的幸福，而牺牲大多数人的幸福，宁可牺牲自己的幸福，而争取大多数人的幸福。”这决不是一般的悲天悯人、劝善惩恶，而是对民族命运的忧患，对善良的弱者和愚昧者的感同身受的关切。
王任叔的杂文，观察敏锐，思想深刻，体式丰富，格调多样，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以杂文集《边风录》为例，其中有《七月》、《八月》等抒情色彩浓厚的政论性杂文；有散文诗式的杂文，如《站在壁角的人》、《烈士与战士》、《战士与乏虫》；有书札类的杂文，如《一个反响》、《与天佐论个人主义书》；有三言两语的偶语类杂文， 如《偶语六则》； 有杂记性的杂文，如《螺室杂记》；有剪报加上按语、评点式的杂文，如《剪贴之余》；有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和比较性的杂文，如《鲁迅与高尔基》、《鲁迅先生的眼力》；有回忆录式的杂文，如《我和鲁迅的关涉》；最多的是针对某一事物、某一句话、某一种论调、某一类人、某一种人情世故，进行记叙描写、 联类生发、 直抒爱憎的社会评论性的杂文，如《说笋之类》、《杂家，打杂，无事忙，文坛上“华威先生”》、《“没有法子”》、《脸谱主义者》、《谋略及其他》、《出卖伤风》等。以上各类杂文，体式不同，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自然也就各异。
周木斋（1910－1941），江苏武进人。抗战前，周木斋在《申报·自由谈》、《太白》、《新语林》和《涛声》等刊物上，发表过许多思想尖锐、具有思辨色彩的战斗杂文。抗战爆发后，他身处环璄险恶的上海“孤岛”，而且贫病交困，然而心中却燃烧着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他坚决捍卫鲁迅杂文的战斗传统，创作了一批博识机智、析理精微的“鲁迅风”战斗杂文。他的杂文，除了合集外，生前还结集出版了《消长集》。
周木斋在 《〈消长集〉前记》 中，自述 “戆脾气” 和“辩证癖”，而形诸文字，便是他的杂文“喜欢说理”。在中国现代杂文史上，周木斋的杂文是以思辨性著称的，宗珏在1939年所写的《从“孤岛”杂文所看到的“鲁迅风”》一文中，就认为周木斋的杂文是“思辨性的杂文”。他善于多侧面、多层次地剖析问题，他喜欢从事物的联系中， 对事物加以比较， 异中求同， 同中求异， 从现象突入本质。如抗日战争中，汪精卫从国府称病出发，发表了投降卖国的“艳电”。 这是当时轰动全国的政治事件， 周木斋发在1939年1月18日《鲁迅风》第2期上的《凌迟》，就是一篇燃烧着憎恶烈火、无情声讨汪精卫的战斗檄文。急速转折突进的语言节奏、析骨剔髓的犀利而又辩证的剖析是这篇杂文的特点，它表现了周木斋善于捕捉矛盾、分析矛盾、从中透视事物本质的思辨才能。作者巧妙抓住汪精卫政治生涯中称病出走这一习惯性动作进行层层剖析“汪精卫在过去，一不如意--他的私意，总是称病：心脏病啦，糖尿症啦，脉搏间断啦，……而病，总是在出走后，养病时称的，可知称病以前倒又健跃得很”。在周木斋看来，“称病”和“出走”是个矛盾，既然“病”了却又能“走”，可见“健跃得很”，并不是生理上的“病”，而是一种“政治病--心病”，是一种“卖弄风骚”。“心病”有大小轻重，是作为矛盾过程展开的，过去“病”是小病，仅是“卖弄风骚”而已，这一次是“丧心病狂”，是“大拍卖”，把自己、民族、国家乃至友邦都出卖了。而汪精卫这么做，是基于要当“奴隶总管的心理”，其结果只不过是充当日寇麾下的一条走狗而已，这其实是“大蚀本”，而这也正是一个致命而尖锐的矛盾。 周木斋愤激的揭露， 无情的鞭挞，犀利而又入微的辩证剖析， 不仅把这个汉奸卖国贼的灵魂 “枭首通衢”，“凌迟”“示众”，而且把他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影痕》可说是三言两语的哲理性散文诗，但周木斋把它们收入《消长集》中，这也可以说是浓缩的、微型的杂文。且看以下文句：
“止戈为武”。——和平含着杀心。
“和平”是名词，也是代名词，消赃的，投降的，苟安的。
“与虎谋皮”，虎与人谋什么？
希望“放弃侵略”，侵略希望放弃什么？
在这里，一般杂文那层次繁复、细致入微的辩证推理被省略了，只有三言两语、斩截明快、言简意赅的判断。这类文字遒劲隽妙，耐人咀嚼，同样闪烁着辩证思维的诗意光辉。
唐弢（1913－1992），浙江镇海人。在“左联”时期，他就曾与徐懋庸并称杂坛“双璧”。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是杂文创作数量较多、 艺术成就较高的影响较大的战斗杂文家。 他这时的杂文，除收入合集外，还有《投影集》（1940年）、《劳薪集》（1941年）、《短长书》（1947年）和《识小录》（1947年）等。另外，从1945年春起，唐弢在《万象》、《文汇报·笔会》、《联合晚报》等报纸杂志上，发表了独创一格的“书话”上百篇。唐弢这时的杂文，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杂文，一类是带有文学考证、研究性质的学术性和文学性相统一的“书话”。他的杂文或针砭时弊、扫荡秽丑，或抗争现实、解剖历史，或鼓舞斗志、呼唤光明，表现了历史的脉动，留下了大时代的“眉目”，喊出了人民的心声。
唐弢这时杂文的内容特别丰富，这也直接决定了文章格式、写法和风格的丰富多彩。他写得最多的是直面现实的政治风云、世道人心和文坛鬼魅的短评和杂感；也有“读史札记”式的长篇杂文，如《东南琐谈》、《马士英和阮大铖》、《谈张苍水》等；还有文艺研究性质的杂文，如关于鲁迅思想和著作研究的，谈历史题材问题的，论文艺大众化、民族化的，论讽刺艺术的，论文艺翻译的等等；还有批注体的杂文，如《蛆沫集批注》；诗话体的杂文，如《小卒过河》，以及休刊词、校后记和编后记等；至于“书话”体杂文，那更是作家的一种创造了。
唐弢这一时期的杂文，有不少是以逻辑推理形式出现的，无论立论还是驳论，都条分缕析，见解精辟。但更大量的杂文，没有三段论式的理论框架，议论常常和记叙、描写、抒情、对话、引述相结合，在对社会人生的抒写中， 表现自己的切身感受， 从而使这些杂文既充满理趣， 又笼罩着浓郁的艺术气氛， 评论家称之为“抒感性的杂文”。 唐弢这种“抒感性的杂文”， 注重形象化说理。他常借一幅画、一首诗、一个传说故事、一些历史人物和文学人物起兴，巧妙地把读者引导到杂文的议论中心上来，使议论获得直感、形象的生命，使直感、形象的东西因和议论结合而得以深化。 如写于1938年11月9日的《从“抓周”说起》，是纪念上海沦陷一周年的。文章从蔡若虹发表在《译报周刊》上的一幅漫画 《抓周》 说起。中国有个传统习俗，孩子周岁时，在他面前罗列百工士子的用具，让他抓取一种，以预测他将来的志向。这幅漫画里的日本孩子“抓住了战神前面的十字架”，而中国孩子，则“抓和平神前面的短剑”——“一把复仇的短剑”，一把“将插在侵略者的心上”的短剑。这幅画是意味深长的。一个童稚的孩子尚且知道抓起短剑战斗，何况饱经忧患、热恋故土的成人。作者从孩子的“抓周”和上海人民沦陷一周年来的觉醒、奋起中，找到了契合点，为他的议论创造了强有力的依托。因而，他在文中所说的，“上海，从刀丛，从箭林，从鞭影火光里长大了起来”，上“从血污里再生”，将“永远是真正中国人的上海”，有着强大的说服力。唐弢这些“抒感性的杂文”，大都篇幅不长，笔法娴熟，文字洗炼，词采丰富，抒情味很浓。
柯灵（1909－2000），浙江绍兴人。1931年冬到上海后，一直从事报刊编辑和电影、话剧活动，也是这一时期坚持在上海战斗的有影响的杂文作家。他的杂文集有《市楼独唱》（1940年）等。
柯灵杂文的艺术形式是比较丰富多样的。他写得最多的是直面现实的短评和杂感， 这类杂文现实性强， 大多感情激烈，文字清丽潇洒，写得明快质直。其中像《街头人语》和《街头闲话》，都是直接批评时政的短评，短小精悍，锋利深刻，达到了一定的力度和深度。如《街头人语》（之一）抨击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独裁和劫收：
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道同风。--这叫做“统一”。
皮带，皮绑腿，大皮包。--这是“三皮主义”。
金子，房子，车子，女子，面子。--这是“五子登科”。
你当它正经，它是开玩笑；说它是笑话，偏又是事实。
中国的政治，就是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这样的短评，确是锋利的匕首和投枪，正如柯灵自己所说：“我以杂文的形式驱遣愤怒，而以散文的形式抒发忧郁。”而像《禁书诗话》等是诗话体杂文，《玉佛寺传奇》则是杂剧散曲体杂文。这些杂文仿效鲁迅和瞿秋白合作的诗话体杂文《王道诗话》及杂剧散曲体杂文《曲的解放》，匠心巧运，把对时事世态的抨击和讽喻，融入中国传统的诗话、杂剧、散曲等民族形式之中， 别开生面， 令人耳目一新。
柯灵写于1940年的《从“目莲戏”说起》和《神、鬼、人》中的《关于土地》、《关于女吊》、《关于拳教师》等几篇杂文，也很有特色，可以说是“立体风土画”和有的放矢的现实评论的融合。柯灵是绍兴人，与鲁迅同乡。鲁迅小说、散文和杂文中所写的土谷祠，民间戏曲中的“女吊”和“二丑”，绍兴一带的风土习俗和人情世态，他也是熟稔的。柯灵的这些杂文，从鲁迅的名作中汲取灵感和素材，加上他自己的创造，不仅给读者奉献了形神毕肖、绘声绘影“立体风土画”，而且坚持了解剖和改造国民性的精神传统，表现了他对某些人情世态睿智掘发的启示，具有较长久的思想和艺术的魅力。

抗战爆发时期的特殊环境里，杂文是进行对敌斗争，揭露与讽刺黑暗现实的有力武器。以发表杂文为主的刊物有《杂文丛刊》、《鲁迅风》(并非专登杂文)和几家报纸的副刊。由《文汇报》出版的六作家杂文合集《边鼓集》和世界书局出版的七人合集《横眉集》，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杂文的大量涌现，引起了敌伪方面的注意。进步文艺界内部对于此时此地杂文的作用也有不同的认识。在巴人(王任叔)与阿英之间曾经引起一场关于“鲁迅风”杂文的论争。在稍后联合发表的《我们对于“鲁迅”杂文问题的意见》里，统一思想认识，肯定了杂文是对敌斗争的有力武器，同时，对汉奸文人的攻击和歪曲，给予有力的驳斥。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发生后，由于“孤岛”的政治环境急剧恶化，大批进步文艺工作者与进步报刊被迫撤离或转入地下，进步文艺活动呈停顿状态。

1943年7月，柯灵接编商业性刊物《万象》，发动留居上海的作家，使他们重新提起笔来。王统照、师陀、徐调孚、楼适夷、傅雷等均为其执笔，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年轻的、后来有较大发展的散文家和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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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期间以发表杂文为主的代表刊物有哪些？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