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俄国农奴制

俄国农奴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及影响~

俄国农奴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1、规定农奴在法律上有人身自由；
2、农奴可以自由选择职业；
3、农奴能以赎买的方式分到一块耕地，但只有使用权；
4、获得解放后的农民仍归“村社”管理。
俄国农奴制改革的影响：
1、俄国农奴制改革加速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俄国展现了一个新的社会经济状态。
在农业方面，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表现在农民阶级的分化上。一方面分化出少数富农， 成为农村中的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是分化出大批破产的农民，沦为无产阶级，这些无产阶级农民形成了一支雇佣大军，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工业方面，资本主义也同样获得迅速发展，到1880年，俄国已基本完成工业革命，成为了一大工业强国。
2、由于这次改革是由统治阶级实行的，是很不彻底的，因而不可避免地保留了大量封建农奴制残余。
首先，改革并没有改变地主土地占有制。贵族地主依旧控制着大量土地，使得农民不得不以高价租种这些楔形土地。
其次，封建农奴制残余的另一表现为工役制农奴经济。封建农奴制残余使农民仍然处于悲惨的境地。在政治上他们仍然受压迫，在经济上他们照旧依附于地主。


扩展资料
俄国实行农奴制改革的原因
1、俄国农奴制改革导致俄国下定决心改革的直接原因就是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这场战役的失利加剧了国内经济社会危机，将农奴制的弊端彻底暴露出来，层出不穷的社会矛盾的出现。因此，农奴制改革变得尤为重要了。
2、俄国农奴制改革的根本原因在于19世纪上半期的俄国，仍然是一个落后封建的农奴制国家，农奴的生活极其困苦，而且农奴们没有人身自由和购买力，这直接导致了国内市场狭小，缺乏自由劳动力，对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阻碍。
3、推动改革也有外部因素。由于当时工业革命推动，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变得壮大，然而沙皇俄国却依旧在强化农奴制。这导致阶级矛盾变得尖锐，农奴起义不断发生。同时，在19世纪中期，启蒙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对封建思想的基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当时的俄国，在种种因素面前，危险与机遇并存。沙皇政府也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并通过改革来分配各阶级的利益。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本着“若不弃小利，则大利难保”的观念将施行已久的农奴制度彻底废除。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俄国农奴制改革

法令主要内容：
政治上：俄国农奴获得人身自由。
经济上：农民以赎买的方式分到一块耕地（叫做“份地”），农民只有使用权。
组织上：获得解放后的农民仍归所居住地区的“村社”（mirs）管理。
“解放”法令
1861年2月19日法令共17个文件，其中比较重要的是：《1861年2月19日宣言》.《关于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农民的一般法令》.《关于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农民赎买其宅园地.及政府协助这些农民把耕地购为私有的法令》.《关于省和县处理农民事务的机构的法令》.《关于安顿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家奴的法令》。此外，还有一些关于解决不同地区土地关系的《地方法令》.关于各种农奴工人的《补充法令》等。
《1861年2月19日宣言》是宣布农奴制改革的第一号文件。《宣言》承认了改革的必要性，它是由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的，但它的作者是莫斯科大主教菲拉列特·德罗兹多夫，此人也是一个大农奴主。宣言的目的是想表明这次农奴制改革的“正义性”，说“在对农奴们揭示出新的未来的时候，农奴们将会了解和感激地接受高贵的贵族们为了改善农奴的生活所做的重大的牺牲。”这显然是美化贵族地主。
这个宣言还力图向农民解释，说农民由于使用土地，因而对地主履行义务，是完全必要的。宣言写道：“如果没有相当多的赔偿或者自愿的让步，地主就不可能从农民那里取得法律上规定让他们得到的权利。如果使用地主的土地而不因此履行相应的义务，则是违反任何一种正义性的。”因此，宣言要求农民继续对地主履行自己的义务，毫无怨言地忍受地主的剥削。
《关于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农民的一般法令》是一系列法令中根本的法令。它涉及到农民生活的两个重要方面：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
在人身权利方面，《一般法令》规定：脱离了农奴依附身份的农民享有其他自由的农村居民同等的权利，诸如自由买卖，依法开办和经营工厂以及种工业.商业和手工业作坊.加入行会.同业公会.有权起诉.出庭作证.参加选举.受教育和服兵役等等。农民结婚和处理自己的家庭事务不必取得地主的同意。根据这些规定，农民获得了“人”的权利。他们不再像牲畜那样可以任人买卖.典押或赠予了。
在财产权利方面，《一般法令》规定：“每个农民可以遵照自由农村居民有关法规，获得不动产和动产为私产，可以转卖.抵押和把它们作一般处理。”不动产有两种：一种是宅园地，农民可以赎买；另一种是耕地及其他土地（牧场.森林等），地主在保留对这些土地所有权的情况下，作为份地分给农民使用。份地数额不等，非黑土地带，最高数额为3～7俄亩，最低为1～2.33俄亩；黑土地带，最高者为2.75～6俄亩，最低为2，200平方沙绳至2俄亩；草原地带根据各省农作物性质来定。农民可将份地赎买为私产，但须向地主缴纳大大超过土地价格的赎金。同时法令还规定，如果现有份地超过最高数额时，地主有权割去超过部分。据统计，在非黑土地带，割地占改革前农民使用土地的9.9%，而黑土地带21省则26.2%。
不仅如此，农民赎买份地之前，还必须承担一定的义务，交纳货币代役租和工役租。这样的农民称临时义务农。农民在征得地主同意，将份地赎为私产时，才终止临时义务，成为自主农。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农民虽然人身得到了解放，但在经济上仍然处于对贵族地主的依附地位。
除此之外，根据法令规定在农村建立起来的一系列管理农民的机构，如村社.张.乡理事会.乡法院以及选出的村长.征税官等，特别是袒护地主的调停官的设立，使贵族地主对农民的压迫更合法化了。贵族地主除了借助沙皇政府的武力来镇压农民的反抗，又有可能以调停官吏和管理农民机构的人来规劝农民，让农民安分守己，好好履行他们对地主所承担的义务。
关于国有农民和皇室农民的改革，沙皇政府按照2月19日法令的基本原则，颁发了单行条例。国有农民可以完全保留其全部份地，这种份地的面积往往超过一般地主农民的份地。他们在赎买份地以前，仍然要照旧缴纳代役租。皇室农民的人数约有100万，他们的份地必须分期赎买，因为作为“头号地主”的沙皇，不愿白白地把土地还给农民。
关于农奴工人和领有制工人的解放则依据《关于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农民的一般法令》以及有关赎买条例进行。所谓农奴工人，是指以工人身份在其领主的工业企业中服徭役的农民。只有在农奴制改革前就已利用过土地的农奴工人，才能得到份地，否则不能领到份地。所谓领有制工人，主要是指在工厂和矿山工作的“工匠”。如果他们以前利用过耕地，也都可以领受份地，在完成赋役的条件下使用它。
1861年2月19日法令虽然保留了浓厚的封建农奴制残余，但它还是一个资产阶级改革的纲领，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解放农民的条件引起了农民和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极大愤懑。由于赎金太高和服徭的时间过长，农民表示不满。1861年暴动。1861年上半年，农民运动席卷了实行法令的43个省中的42个省，共发生农民骚动647次。在1861年一年内，共有2，034个村镇发生了骚动。
革命民主主义者揭露了法令的实质和对农民的血腥剥夺。赫尔岑在《钟声》上公开宣称“解放是一种欺骗”。奥加廖夫认为这是“旧农奴制被新农奴制所代替”。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支持者，用通俗的群众语言，写了一份革命传单《领地农民的同情者向领地农敬》，当中对农民说道：“你们不会从沙皇那里得到你们所想要的那种自由。你们是地主的农奴，而地主是沙皇的奴才，沙皇是站在地主之上的地主……”，揭露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同贵族地主的相互勾结，号召农民团结一致，做好起义的准备，反对地主和沙皇。
农民运动的高涨促进了学生运动的蓬勃发展。他们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彻底解放农民，分给农民土地。在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高涨的形势下，革命民主派加紧活动。他们印小报.散传单，号召青年建立革命组织，提出了为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和建立民主制度而斗争的纲领。但是，这些运动都遭到了沙皇政府的镇压。1862年沙皇政府竟然逮捕了革命民主派公认的领袖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杰出的政论家皮萨列夫。
这时，自由派公开转到沙皇政府一边，支持沙皇政府的政策。他们对1861年2月19日法令欢呼雀跃，称颂沙皇的“首创精神”和“坚定态度”，而对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民主派则持敌视态度，甚至呼吁政府对他们进行无情的镇压。列宁在斥责自由派的背叛行为时指出：“我们看到过自由主义者们对待60年代初的革命运动是何等怯懦和愚蠢……他们不是奋起捍卫被政府迫害的民主运动的首领们，而是袖手旁观并替政府辩护。”
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了废除农奴制的法令，规定农奴在法律上有人身自由，有权拥有动产和不动产.担任公职和工商业，地主不能买卖农奴和干涉农奴的生活；规定土地仍然归属地主所有，农奴可以得到一定数量的分地，但必须出钱向地主赎买；农民仍旧归村社管理。

其他内容
政治：建立地方自治机构（地方自治局）。1864年颁布的《省，县，地方机构法令》根据这个法令俄国大部分地区建立了自治会议及其行政机关。司法：废除旧的等级审判制度，建立陪审制度和律师制度。实行公开审判。
教育：鼓励办学，扩大大学自主权，允许引进西方书籍。
思想：客观上使西方资产阶级思想进一步传入俄国，越多的俄国人看到了差距，纷纷要求改革。
经济：（1861年改革增加了自由劳动力，扩大国内市场，提供资金；借鉴西方技术；政府制定促进工业发展的政策）。
特别提示：俄国属于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因为它保留了大量沙皇专制）。

一、来自俄国外部的挑战

19世纪上半叶的俄国，无论是从疆域，还是从人口上看，都是欧洲的第一大国。俄国很早就同西方国家进行贸易往来。早在彼得一世改革时期，彼得一世就意识到对外贸易是俄国吸收外国先进技术，发展本国经济实力的一种有效手段。因而采取了一些鼓励对外贸易的措施，如让商人组织贸易公司同外国建立商务关系等。到1715年时，俄国在伦敦、里斯本、阿姆斯特丹等地分别建立了领事馆，以保证商务的发展。彼得一世还指定波罗的海沿岸的几个海港专门从事对西方的贸易〔1〕。彼得一世之后继位的叶卡特琳娜女皇，基本上沿袭了这种政策。在她执政时期，俄国的对外贸易有增无减。1762年的对外贸易额是2100万卢布；1780年时增至3000万卢布。叶卡特琳娜之后继位的沙皇也都重视俄国对外贸易的发展。1824年至1826年间，俄国对外贸易的周转额平均每年为1．5亿卢布，到1851年至1853年间，这一数字增长为1．93亿卢布。同一时期内，俄国每年的出口额，从5460万卢布增加到1．072亿卢布〔2〕。但是，从政治、经济体制上来看，俄国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

政治上，俄国实行的是封建的沙皇专制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沙皇的权力要多大有多大，人民根本不能参加国家的机构和管理国家。沙皇一个人有独揽的无限专制的权力，什么法律都由他颁布，什么官吏都由他派遣。……管理俄国的是一小撮最富最显贵的官吏。沙皇所知道的只是这一小撮人愿意告诉他的事情”〔3〕。而同时期的西方诸国如英国、法国等，却早已砸碎了封建制度的枷锁，建立起强大的资产阶级政权。在当时，资产阶级政权是最先进的政治制度。

经济上，俄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封建的农奴制经济，这种经济以农业为主。直到1861年废除农奴制度前夕，俄国的农业劳动力仍占劳动力总数的89％，国民财富收入的71％是由他们创造的〔4〕。俄国工业劳动力只占到劳动力总数的10％左右，且工业的基本形式是手工工场，以手工劳动为主。同时期的英、法等国却已在生产中大规模使用机器生产。到19世纪中叶，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法国、德国、美国等国的工业革命也在进行之中，而在俄国，却见不到一点这样的迹象。因此，当俄国与西方国家进行贸易时，俄国处于明显的劣势。手工生产是竞争不过机器生产的。1860年，俄国的铁产量为29万吨，德国的铁产量在1850年时就已达到40．2万吨，英国在1850年时的铁产量为225万吨〔5〕。铁路建设最能反映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1860年，俄国建成的铁路只有l600公里〔6〕，同年的英国建成的铁路则有14603公里，法国到1861年时建成的铁路有9160公里〔7〕。除此之外，在许多行业中，俄国与西方的差距也是很明显的。

俄国与西方的这种差距，在俄国与西方国家进行面对面的较量时更暴露无遗。

1853年至1856年，俄国为夺取黑海出海口发动了克里米亚战争。俄国的主要对手是英国、法国。在战争中，俄国的士兵英勇善战，但形势却令人绝望；俄国士兵使用的步枪的射程只有西方军队士兵步枪射程的1/3；俄国士兵要用帆船对付英法国家的汽船；由于克里米亚没有铁路，俄国士兵不得不用马车来拉军需品，不得不在抵达前线之前步行数百里。因而，恩格斯在谈到这次战争时写道：“克里米亚战争的特点就是一个采用原始生产形式的民族对几个拥有现代生产的民族进行绝望的搏斗。〔8〕”对于战争的结果也早就有人做出过这样的预言：文明现正以它的力量反对我们，我们已为与文明的这场斗争做什么准备工作了吗？我们不能以我们所有广阔的领土和无数的人口来对付这场斗争。当我们谈论反对拿破仑的光荣战役时，我们忘记了自那时以来，欧洲一直在进步的道路上稳步前进，而我们却一直停步不前。我们不是在走向胜利，而是在走向失败，我们唯一得到的一点安慰是，俄国将通过这一经历学到今后对它的发展有用的一课〔9〕。

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是俄国政治、经济制度的失败。沙皇制度不仅在全世界面前给俄国丢了丑，同时也在俄国面前给自己丢了护〔10〕。这种状况迫使沙皇政府静下心来思考改变自己处境的对策。沙皇政府认为，“必须立即进行改革，没有时间再耽搁了”〔11〕。

二、俄国国内的压力

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使沙皇政府认识到，只有通过改革才能缩短俄国同西方国家间的距离，增强俄国抵御西方国家的能力。当国内政局稳定、一片欢乐景象时，改革恐怕难以进行下去。然而，当时的俄国却是危机四伏，难见太平盛世的踪影。

1．农奴制度的危机。

变革以前，俄国实行的是农奴制度。这种制度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农奴被束缚在土地上为特点。

19世纪初期，商品经济已经渗透到俄国农村，农奴制度的危机日益加深。农村中的一些地主为了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开始放弃封闭的自然经济，逐渐转向商品经济。如在向市场销售的粮食中，90％的粮食是由地主提供的，农民提供的粮食仅占10％。当然这与农民租种土地的多少有关系。俄国的粮食不但满足了本国的需要，而且开始出口。1846年，英国废除粮食进口税后，俄国出口的粮食，1836年至1845年间，大约是2700万普特到2900万普特；到1856年至1860年间，俄国出口的粮食达到6900万普特〔12〕。地主不但从事商品粮的生产（列宁曾指出，地主用于出售的粮食的生产，是旧制度即农奴制度崩溃的前兆），而且开始在自己的领地上经营手工工场。1856年时，俄国南部的一些大地主便开始雇用工人进行劳动〔13〕。这样一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便遭到破坏。地主同国内外市场间的联系越来越多了，农奴制度的经济基础就遭到侵蚀，从而造成了一个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环境。

商品经济在农村的发展引起了农奴的分化。一些交纳代役租的农奴逐渐富裕起来，成为商人或手工工场主。另一些破产的农奴则逐渐流入城市沦为雇工，直接进入当地地主的农场或手工工场中充当雇工。19世纪50年代，每年外出当雇工的农奴，在乌克兰南部约有三十万人；伏尔加河东岸约有十五万人；波罗的海沿岸约有十二万人〔14〕。结果，农奴逐渐与生产资料（土地）相分离，而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得以确立的前提之一。以农奴劳动为基础的农奴制度走向了崩溃的边缘。

2．手工工场向工厂的过渡。

19世纪五六十年代，俄国以轻工业（棉纺、麻纺、呢绒、丝绸、制革等）为主的手工工场已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据统计，1725年时，俄国拥有手工工场200个；1767年增加到663个；1799年时则增加到1200个〔15〕，到18034年时，全国共有手工工场2424家，1825年为5261家，1854年则增加到9994家。其中棉纺织业和冶金业是资本主义发展程度较高的两个工业部门。

俄国的冶金业以铁为主。铁的生产不但能满足本国的需求，而且还输往国外。1782年时输出铁为380万普特。到19世纪20年代时，俄国生产的生铁比法国多0．5倍，比普鲁士多3．5倍，比比利时多2倍〔16〕。进入40年代，俄国的铁产量却远远落到欧洲国家的后面。1850年，俄国的铁产量为22．8万吨，同期的英国为228．5万吨，法国是40．6万吨，德国是20万吨。1860年时，俄国的铁产量达到29．8万吨，同期的英国则为388．8万吨，法国是89．8万吨，德国50万吨〔17〕。造成这种差距的主要原因是西方国家已开始并陆续完成工业革命，在生产中广泛使用新的技术设备，俄国却仍然以手工操作为主。

随着俄国手工工场的发展，手工工场中已普遍使用雇佣工人劳动。有的工场中雇佣工人达2000人左右。18世纪60年代，整个俄国工业中有雇佣工人10万人，加上运河的纤夫、船工等，则达到22万人。到18世纪末，这一数字增长为42万人，其中工业中的雇佣工人占到全部雇佣工人人数的42％以上〔18〕。进入19世纪，这一变化更为明显。1860年，全国有雇佣工人86万人。尽管其中有不少农奴，自由雇佣工人人数在工人总数中的比例却在不断增长，尤以棉纺织业较为典型。1860年时，棉纺织业中自由雇佣工人已占到该行业工人总数的94．7％。雇佣工人人数在工业中的增长，说明俄国的工业生产已走到大机器生产的门槛。

从技术发明来看，1765年，俄国的伊·伊·波尔祖诺夫已制造出通用蒸汽机，由于成本昂贵未能推广。此外，在现代化学、铁路设计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出现。

从19世纪上半叶的情况来看，俄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已发展得比较充分，从当时的国际环境来看，英、法等国早已建立起资产阶级政权，并逐渐向工业化国家过渡。当时的俄国完全可以向西方已经工业化的国家借鉴学习先进的技术、制度来充实发展自己。但是俄国却未能顺利地做到这一点，以实现由工场向工厂的根本性转变〔19〕。

3．阶级矛盾的激化。

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导致农奴制度出现危机，农奴制度的危机又进一步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国内各阶级、阶层都行动起来参加或支持农民的骚动。据统计，1801年至1810年的10年间，农民骚动83次；1811年至1820年的10年间，农民骚动124次；1821年到1830年的10年间，农民骚动则达到了156次；1831年到1840年的10年间，农民骚动143次，这较上个10年虽有所减少，但并不意味着矛盾的缓和，只不过是一种短暂的平静。1841年到1850年的10年间，农民骚动达到351次，而在接下来的10年间，农民骚动则超过591次〔20〕。农民骚动的增加，意味着社会的动荡不安。这严重威胁着农奴制度的政治、经济基础。很难想象在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中，经济会有长足的发展；也很难想象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中，统治集团的统治能长治久安。而从当时的国际环境来看，俄国的农奴制度是与现代化的经济相矛盾的。要么放弃农奴制度，发展现代经济；要么放弃现代经济，保住落后的农奴制度。从当时俄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要保住农奴制度恐怕很难。农奴制度既不能解决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广阔市场，也无法解决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自由劳动力和大量的资金。没有经常不断的资金注入，工业就无法发展。因而，作为统治集团核心人物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也意识到，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的最主要的根源，就是当时俄国落后的政治制度——农奴制度。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这种落后的政治制度。借用莎翁著作中的一句话来说：是生存还是毁灭？

三、统治集团的正确决策

早在沙皇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年）和尼古拉一世（1825—1855年）统治时期，农奴制度的存在就已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并且使用农奴劳动已无利可图。因而作为沙皇政府的最高统治者，曾专门设立秘密委员会，研究农民问题。还曾颁布诏令，由地主按照自愿与农奴达成协议，由农奴交出大量赎金以度得人身自由。亚历山大二世（1855－1881年）即位之后，“强迫的农奴劳动，无论是在工业方面或农业方面，经济上之不利情形已经是很清楚的了。如不废止农奴制度，国内生产力之进一步发展是不可能的”〔21〕。加之亚历山大二世“不喜军国主义”，“颇似18世纪时代的开明专制君主，采取革命与反动的中间路线”〔22〕。因而即位之初即着手对农奴制度进行改革，却因此遭到封建贵族的抵制。1856年3月，亚历山大二世在对莫斯科贵族的一次讲话中指出：谣传我想给农奴自由，这是不公正的，你们可以随意议论这件事。但是现行的农奴领有制不能一成不变，与其等待农奴自下而上地起来解放自己，倒不如从上面来废除农奴制度，解放农奴为好。1857年1月3日，亚历山大二世亲自主持召开了农民事务机密委员会，拟订解放农奴的草案。这个委员会由高级政府官吏及大农奴主组成。11月20日，亚历山大二世在给西部边区总督的敕令中，允许立陶宛3个省先后成立贵族代表委员会，拟订解放农奴的草案。1857年至1858年间，各省相继成立了贵族代表委员会来制订废除农奴制度的草案。各省委员会制订的草案送往彼得堡，交由农民事务机密委员会，然后以此制订总的改革法案。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各地提出了几十种不同的改革方案。“几乎占有全国半数农奴的大地主，建议在释放农民时，除农民房屋所在的地面外，不另给土地，并永远保留其为地主服强迫劳役的义务”，“中等地产的贵族，关心资产阶级农业的发展。这些地主占全部贵族的半数，却占有最多的农奴。他们中间又可分为两个主要的集团：摇役农民所有者和免役钱农民所有者。他们的利益是不同的。在非黑土地带，以免役钱制为主，农奴所有者不以土地而以农奴为收入的主要来源。地主允许他们的农奴到工厂去作工，或从事季节性工作，以换得免役钱。因此，举例来说，特维尔地主们，主张农民连土地一齐解放，不过要一笔高额的赎款，连农奴农民本身的赎价在内（温可夫斯基计划）。黑土地带的地主则正相反，因为肥沃的土地是主要的财富，故在当地推行徭役制。拥有徭役领地的所有者要把土地仍然握在自己手里，使解放了的农民变成雇佣劳动者，所以要求解放农民而不给土地。〔23〕”由于存在严重的分歧，农民事务机密委员会工作几年而无结果。1861年1月28日至2月17日，沙皇俄国国务会议就农奴制改革草案进行讨论和审批。亚历山大二世在国务会议上强调：继续拖延只会引起更大的灾祸，对整个国家，特别是对地主会造成有害的、灾难性的后果。因而宜尽快通过改革方案。2月17日，国务会议批准了改革方案。1861年3月3日，亚历山大二世正式签署了改革法令和废除农奴制度的特别宣言，给农奴以自由。

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度是在受到内外挑战的情形下进行的。应该说当时的俄国所遇到的挑战是危险与机遇并存。沙皇政府的当权者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改革无疑是利益的再分配。如何协调好各阶级、阶层的利益是改革成败的关键。农民事务机密委员会工作几年而无结果就说明利益再分配的困难。对此，亚历山大二世很清楚，但他更清楚，若不弃小利，则大利难保。因而他不顾“部分保守贵族廷臣的反对”，宣布废除农奴制度。但他也承认“为了保护地主的利益，凡是能做的一切他都做到了”。历史证明，俄国抓住了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这应归功于沙皇政府的当权者的正确抉择。

注释：

〔1〕孙祥秀：《彼得一世改革》，求实出版社1987年版，第69页。

〔2〕（苏）察哥洛夫：《俄国农奴制解体时期经济思想概论》，厉以宁、赵辉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8页。

〔3〕列宁：《给农村贫民》（1903年）。《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版，第393－394页。

〔4〕〔6〕I·T·布兰德、G·兰基：《欧洲外围与工业化（1780－1914）》，布达佩斯1982年版，第159、98页。

〔5〕穆哈尔：《工业和国家财富》，伦敦－纽约，1896年版，第164、143、76页。转引自《俄国农奴制解体时期经济思想概论》，第60页。

〔7〕《苏联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历史统计集》，第748、860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5页。

〔9〕转引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下（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83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4页。

〔11〕〔13〕安东尼·伍德：《1815—1960年的欧洲》，朗曼公司1984年版，第170、203页。

〔12〕费多索夫主编：《苏联史》第19页。转引向孙成木等编：《俄国通史简编》（上册），第405页。

〔14〕孙成木等编：《俄国通史简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O7页。

〔15〕〔17〕〔18〕（苏）B·T·琼图洛夫等编：《苏联经济史》，郑虎等译，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9、40、40页。

〔16〕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5页。

〔19〕参见M·E·福克斯：《俄国的工业化（170—1914）》，纽约1983年版，第31－36页；克里弗·特里比尔科克：《欧洲大国的工业化（1780－1914）》，朗曼－纽约，1981年版，第211页。

〔20〕转引自察哥洛夫：《俄国农奴制解体时期经济思想概论》，第62页。

〔21〕〔23〕潘克拉托娃主编：《苏联通史》第2卷，张蓉初等译，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96、273－274页。

〔22〕王曾才编著：《西洋近代史》，台湾正中书局1990年版，第233页。

就是因为统治者发现它阻碍了经济发展，所以才被根除阿，这有什么好问的。你被阻碍了经济发展你不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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