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俄国文化的不同

俄罗斯与美国的最大文化差异~

俄罗斯与美国最大的文化差异是家庭关系。美国家庭孩子18岁必须自立。而俄罗斯的孩子依赖父母的方式和中国很像，有的28岁也离不开父母的照顾。当然离异的家庭除外，俄罗斯的离婚率很高，在前苏联时就达到50%。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俄罗斯的文化不要和美国比，俄罗斯的文化和中国很像，因为两个国家都是经历过长期的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两个国家的人除了长得不一样，吃的东西不一样，剩下的几乎没有分别。所以俄罗斯和美国文化的最大差异，等同于中国和美国的文化差异

　　俄罗斯的强大始于沙皇时期，而在历代沙皇中，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大帝无疑是最著名、最有影响的两位。在俄国的发展史上，彼得大帝已经成为一个坐标，一个研究近现代俄罗斯历史的原点。正是彼得大帝，认识到了庞大的俄罗斯与西欧强国之间的巨大差距，并致力于缩小这种差距。
　　为了深入了解西方的强国，彼得大帝曾乔装打扮深入了荷兰、英国等国家，在世界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大国的君主能像彼得一世这样，远涉重洋去国外吸取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
　　叶卡捷琳娜二世深入精神层面，打牢了俄罗斯文学、艺术和思想的基础。正如后人的评价，彼得大帝塑造了俄国的躯体，叶卡捷琳娜女皇则塑造了俄国的灵魂。而列宁对革命的执著，则使这片土地勇敢地承担起为人类开拓新航道的重任。

　　美国建国初的国土面积十分狭小。到19世纪中晚期以后，美国国土范围从东部大西洋沿岸，向西部延伸，横跨美洲大陆，直达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华盛顿等西部海岸，覆盖了除加拿大、墨西哥之外的整个北美大陆。
　　19世纪美国的西部扩张运动，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领土扩张概念和军事征服过程。经济开发，包括农业扩张、交通革命、工商业发展、城市化进程等，才是美国西进运动的主题和基本内容。19世纪初，美国内陆及西部大多数地区依然是尚未开发的处女地。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过近百年经济大开发，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农业、工业和商业强国。建设——而非战争——才是美国崛起和强大的源泉与主流。

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

以1997年十月革命80周年和世纪末的临近为契机，近年来国际上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又趋活跃。

面对着本世纪社会主义运动这—人类历史上惊人的大起大落，无论从“社会主义复兴”还是从“社会主义反思”的角度，人们都对中俄两国关注最多：俄国社会主义何以兴衰相继？中国社会主义何去何从？

然而人们也没有忘了第三个大国美国，这个经典上所称的社会主义土壤——现代工业文明、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最发达、而本世纪又似乎与“现实社会主义运动”最绝缘的国家。

当“现实社会主义”在全球高潮澎湃之时，“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美国例外论”命题曾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讨论。而90年代苏东剧变、“没有社会主义”成为全球大部分地区的普遍现实时，有人却提出了“为什么美国有社会主义？”这样一种新的“美国例外”命题。

正如著名美国社会学、政治学家李普塞特在其最近一本书中所说：“美国例外主义”成了—把“双刃剑”，它既可以砍向社会主义的普遍论，也可以砍向反社会主义的普遍论。

而在这个世纪末，任何一种关于社会主义的新说法如果离开了美国的经验正如离开俄国、中国的经验一样，都将缺乏解释力。

一、“社会主义者爱美国”与“美国不爱社会主义”

曾记得40年代的国际共运中出了所谓“白劳德修正主义”：当时的美共领袖白劳德提出“美国特殊论”，认为资本主义所固有的那些矛盾在美国的条件下很难尖锐化，因而通常意义的“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在美国也难有前途。

为此他解散了美共，并认为美国左派只有走劳资合作、妥协改良的道路。白劳德的此种看法导致了当时还是斯大林主义一统天下的“国际共运”阵营的齐声斥责，所以他被美共开除而告终。

然而事实终归是无情的：在这以后的半个世纪中，美共并没有因为清除了白劳德这个“绊脚石”而时来运转，反而日薄西山，时至今日已经很少有人把它当成一回事了。

仅仅美共如此倒也罢了，美国历史与现实的耐人寻陈之处在于：不仅苏联模式的“共运”在美国从来不成气候，其它模式的诸种“社会主义”乃至反对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各色意识形态在美国社会也都难以生根，起码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其它主要国家相比是如此。

社会民主派、民粹派、无政府工团主义、民族社会主义(法西斯)等运动在美国也从未形成声势，而它们在欧洲、在堪称美国文化之母的英国、在与美国同属新大陆的南美地区都曾各领风骚。

社会党国际的美国成员——美国社会党及其衍生党在1912年高峰时也仅有党员11．8万(而此时英国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都已众逾百万)，此后每况愈下，20年代末党员不到7万，到80年代后期它的两个后续党(民主社会主义者共和人民党与社会民主党)总共只有8000名左右成员，实际已名存实亡。

显然，美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不仅难望北欧同仁之后尘，也绝无可能与密特朗、勃兰特等西欧同志相比肩。我们后面将提到的美国社会党领袖哈林顿是社会党国际主要理论家，位居国际的名誉主席，然而他在美国国内的影响却远比他在“国际”论坛上影响逊色得太多。

美国历史上的人民党人(the PoPulists)曾被一些论者视为俄国民粹派的同类。但事实上他们不仅声势、影响不及，而且在性质上也相去甚远。

俄国民粹派崇尚公社和“人民专制”，是所谓“农业社会主义”者，而美国人民党人——我姑且把他们称之为“农业自由主义”者——对这两样东西是绝不感冒的。可以说，“农业社会主义”运动在美国历史上基本上不存在。

至于美国的工会，它不仅是劳资妥协的专家，而且在捍卫所谓“美国人的价值观”方面历来比颇讲实用主义的政府与商界要极端得多。在美国，工人比资本家更“反共”，工会比商界更“冷战化”，这是众所周知的。

仅仅列举以上这一切倒还不足为奇——人们可以说，例如像沙特阿拉伯这类地方也是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都吃不开的。

然而美国案例的另一面恰恰在于：很久以来，美国以外的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的各种流派“社会主义者”都对美国怀有远胜于他对祖国的好感，乐于在美国寻找其价值理性的经验依托，当他们在祖国碰了钉子时，往往便寄望于美国，企图在那里实现其人文关怀与社会理想。

当年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英国人欧文在本国未遂其志，便跑到美国去建立他的“新协和村”理想国。法国人卡贝在本国发表了他的乌托邦设想后，也来到美国去实践他的“伊加利亚之旅”，而且据说“取得了有限的成功”。

俄国的一批民粹派志士在“民意党密谋”失败后在祖国无处容身，便跑到美国建立了著名的堪萨斯州“雪松谷公社”，维持了十余年的“大同”实验。

这些理想主义者看好美国可以说决非是仅仅看中了新大陆的空旷可居，这一点在列宁关于“美国式道路”与“普鲁士式道路”的善恶二元对立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这个后来成为美国头号对手的超级大国的缔造者在1917年以前的十余年间经常把俄国现代化道路的一切光明面都归结为“美国式道路”，而阴暗面则归结为“普鲁士道路”，并屡屡发誓要为使俄国走上“美国式道路”而奋斗。

其语调之热烈几乎可与1949年前的中国共产党人“走俄国人的道路”的热情相仿佛。

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如此，“社会主义”国家中在野的社会主义派别更其然。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孟什维克派与布尔什维克派分手后成了对头，但1917年以前两派都倡导“美国式道路”。

1917年后孟什维克被掌了权的布尔什维克镇压，仍不改此愿。孟什维克首领唐思直到1947年在国外去世前还希望“实现俄国社会主义形式的‘美国化’”。无独有偶，十多年后被斯大林逐出国门的托洛茨基在对苏联失望后也曾把“第四国际”的事业寄厚望于美国。

他不仅授意由美国托派代表主持“国际”成立大会，晚年联络重点也转向美洲，甚至还把自己身后全部档案文牍都转让于美国的大学，虽说直接目的是卖钱，但也不乏更深远的希冀。

孟什维克与托派，—个比苏联当局更“右”，一个比苏联当局更“左”，但两者都在美国看到了自己事业的某种希望，这是颇有意思的。

总而言之，“社会主义者看好的美国”与“在美国碰壁的社会主义”都其来甚久。一方面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在美国都难以立足，另一方面美国以外的各国种种“社会主义”者又多向往美国(而且决不是仅仅向往它的物质方面)，这种奇特的反差确实耐人寻味。

于是，“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便成了近一个世纪来人们议论的话题。为此产生了种种解释，然而有说服力的似乎不多。

当然，最难让人信服的是一些美共人士的说法：统治者的镇压与白劳德、洛夫斯通之类的“内奸”阻碍了美国社会主义的兴起。

无疑，把美国的“自由”理想化是不足取的，我们都知道有个麦卡锡时代。但相对而言应当说在历史上：美国的政治自由空间一般比欧陆还是大得多，如果这点镇压就足以扼杀社会主义，那也太小瞧这种人类理想的生命力了。而经历了从科伦审判到“斯托雷平反运动时代”种种磨难的欧陆社会主义又怎么会曾有如此气候呢？

文化决定论者喜欢谈论传统的作用。然而作为移民国家的美国有何不同于欧洲的文化传统可言？近年来“英美经验主义”与“欧陆理性主义”的两分法颇为流行，似乎“经验主义”是比“理性主义”更不利于激进思潮的成长。然而同在“英美经验主义”背景下，英国工党与美国社会党的不同命运又怎么解释呢？

有人强调新大陆机会多，劳动者不易感到生存压力而滋长反抗情绪。然而同为新大陆，拉丁美洲的各种社会主义运动又为何如此活跃？

更常见的一种解释是说美国工人生活富裕，因而没有穷则思变的社会基础，这就是所谓“关于美国社会主义失败的‘烤牛肉与苹果馅饼’理论”。然而正如下文将引的哈斯班兹和哈林顿等所言，本世纪初德国工人吃到的“烤牛肉与苹果馅饼”并不比美国工人少，但德国社会民主党却在那时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可见美国人不“思变”未见得就是因为不穷。

还有些论者很强调罗斯福新政的改良作用对美国社会主义潜势的消解，甚至认为罗斯福新政本身就是一种“社会主义”。这当然不能说没有道理。

然而问题在于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思考早在“新政”之前很久就产生了，用“新政”作为它的答案因此至少是很不够的。这也就是我们要研究早于“新政”二十余年问世的桑巴特著作的原因之一。

二、物质替代还是价值替代：桑巴特的解释

人们对W.桑巴特不会陌生，这个世纪初驰名世界的德国国民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一生思想倾向多变，早期接近马克思主义，后转为极端保守主义，到晚年又倾向于国家社会主义并对纳粹表示同情。

但任何时候他都不认同自由经济思想，因此他写《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一书决不是为了要替“美国主义”辩护的。此书以德文出版于1906年，当时桑巴特还是个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

此书发表后几十年内译本众多，法、西、英、日等文译本均有。而若干译本前还附有评价此书的论文式长序，作序者往往也是知名的社会主义思想家。这些序文连同桑巴特的原书一起，勾画出了几十年间欧美两大陆的社会主义者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探索过程。

作为一个德国人，桑巴特是在美欧(主要是美德)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发表的，他认为美国工人与欧陆相比有如下特点：

1、美国工人更“倾向于对资本主义的善意态度”。这首先是因为它成功地供给了他们的物质需求，其次也因为他们融入资本主义制度的那种“经济整合”方式。这一整合方式受到在许多企业中使用的计件工资的有利制度和各种奖金与利润分享制的推动。

这个说法在桑巴特之后又为许多人所发展，如熊彼特指出：美国社会主义的难产是因为“普通有资格和受尊敬的工人都是、或自认为是企业人(businesseman)，他成功地使自己适应于利用他的个人机会，……他理解并在很大程度上分享着其雇主的思维方式”。

2、美国工人对美国的政府制度持善意态度，它的“公民整合”(civic integration)达到了异乎寻常的程度。尤其是建基于启蒙原则之上的普选制与宪政民主更集中地促进了这种整合。

桑巴特的这一看法后来也有许多支持者，他们指出：统治精英通过民主程序把工人阶级结合到政治进程中的成功尝试对工人阶级激进主义起到了最大的阻抑效果。有人还推而广之，认为工人阶级激进倾向在19世纪后半期的英国以及战后联邦德国的衰落，主要也是这个原因。

而19世纪德国工人比较激进，则是由于没有这种整合机制。我们可以把这种解释模式简化为“民主消除激进(或曰民主使人保守)”的公式。

3、成功运作中的两党制下产生一个新政党的困难，也是美国社会主义者无所作为的原因。据说美国社会党与此前的人民党都是“第三党困境”的牺牲品而在两党游戏中被淘汰的。

4、美国工人阶级潜在的激进主义倾向因被美国资本主义所能提供的物质报酬所收买而消亡。这就是所谓“烤牛肉与苹果馅饼”理论。

桑巴特认为美国工人所处的“超级物质环境”已预防了反对派及社会民主倾向在美国无产阶级中的发展。桑巴特在书中用了最大的篇幅旁征博引地调动大量统计资料证明美国工人比欧洲工人(主要是德国工人)更富有。

他说，尽管美国“资产阶级化的工人阶级与实际的中产阶级间富裕程度的差别”仍然存在，甚至可能还在扩大，尽管社会财富的总分配可能正变得更加不平均，但由于美国工人发现他们比欧洲工人过得更好，于是便心满意足了。

这—所谓工人生活“资产阶级化”问题是桑巴特解释中引起非议最多的内容。

5、美国较好地实现了机会均等，工人阶级(与欧洲相比)有更大的机会有效地提高自己的地位，实现社会独立的流动性。

桑巴特认为这是“在考虑(美国)无产阶级心理如何发展时最重要的”因素。在他看来，美国工人向往资本主义社会的“顶层或近乎顶层”，他们比欧洲工人有可能成为小资产阶级企业主。

6、一个开放的边疆地区的存在起着减少美国工人好斗性的效果。在这方面桑巴特可能受特纳(F．J.Turner)的“新边疆史观”的影响。

他认为美国广阔的西部“新边疆”的存在为美国工人提供了“逃入自由”的机会，如果劳动条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变得太压抑的话。事实上，美国历史上大量“穷愁潦倒”的工人从东部移居西部而成了独立农场主，从而使边疆成了社会矛盾的减压阀和“美国社会主义”的最后一个障碍。

总之，桑巴特认为“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可归纳为物质替代(物质上的满足“替代”了对平等之类价值目标的追求)和价值替代(“美国式”的平等替代了“欧洲式”的平等而成为价值理性的主体)两点。

但桑巴特在他的书中以主要篇幅谈的是物质替代，而对价值替代则讲得较简略。

三、寓“平等”于“自由”之中：美国社会主义者的评论

自桑巴特发起“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讨论后，数十年来不断有人谈论这个话题。到六七十年代，美国出现了兴盛一时的新左派运动，围绕反越战、黑人民权与女权等问题美国人表现了相当高的热情。

对“桑巴特问题”的讨论中心也由欧洲转回到北美。1976年美国国际艺术与科学出版社与英国麦克米伦公司在美、英同时出版了桑巴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一书的英译本，美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头号理论家哈林顿与美国社会党史著名研究者哈斯班兹都为这个译本写了分量很重的序言与导言。这两篇文章可以说是美国左派思想家在新左派运动高潮期对这一问题的典型回答。

E．M．哈林顿1928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早年由一个天主教社会工作者转变为社会主义者，“成为一名致力于穷人和被压迫者事业的热情的工人阶级理想主义者和鼓动家”。早在朝鲜战争时，他就不顾当时的“麦卡锡阴云”而持严正的反战立场。

1953年他加入社会党，同时成为工人保卫联盟的组织干事与左派学生组织青年社会主义联盟的校园活动家，逐渐成为除美共以外的美国左派及工人运动的头号人物，并于1968年当选美国社会党主席。

但面对六七十年代那种带有雅皮士色彩的“新左派”运动，本质上属于老派理想主义者的哈林顿并不适应。于是“人们很快把他同令人恐惧的老左派等同起来”，而他也对新左派感到失望并转向更为激进的立场。到1972年他因持激进的反越战立场而与不那么激进的社会党决裂，并辞去主席之职，创建了更左的组织——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委员会。

1982年该会与左翼知识界的“新美国运动”合并为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共和人民党，哈林顿任全国主席。该党是社会党国际最重要的美国成员党，哈林顿因而也是国际的著名活动家，参与制定该国际十八大的《原则宣言》。

他在1989年逝世前已是社会党国际的名誉主席。哈林顿不仅是美国左派运动的头号活动家，也是当时美国理论界最重要的左派思想家，曾著有《另一个美国：合众国的贫困》(1962年)、《走向民主左翼：新多数人的激进纲领》(1969年)、《社会主义》(1972年)、《资本主义的黄昏》(1976年)、《决定性的十年》(1980年)等一系列名著，其中《合众国的贫困》一书更是轰动一时，当时曾迫使约翰逊政府宣布发动著名的“向贫困开战”运动。该书与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被并称为当代美国民权运动两大文献。

如果说哈林顿是美国“老左派”的代表，那末哈斯班兹则是在“新左派”运动的熏陶下出现的新一代美国社会党史研究者。他曾长期求学、任教于历史上美国工人运动的中心芝加哥地区，是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伊利诺伊大学社会学讲师，并建立了位于印第安纳州的美国社会党党史研究中心。

在译介桑巴特的书时他是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讲师，对欧洲知识界的“桑巴特问题”讨论也有很大影响。应当说，由哈林顿与哈斯班兹来评论桑巴特的书，实为美国“老左派”与“新左派”、上一代与这一代、行动者与评论者、美国人与欧洲人对这一问题之看法的缩影。

而这双方的看法却惊人地一致。哈斯班兹与哈林顿都对桑巴特的美国工人生活“资产阶级化”之说即所谓“烤牛肉与苹果馅饼”理论发动了集中的批评。哈林顿指出，决不能假定贫困使人激进而富裕使人保守，因为相反的情形倒似乎更为真实。

典型的例子是：60年代在美国一度影响很大的新左派运动就不是以穷人、而是以那些“幸运的青年”们为基础的。而在德国，从《反社会党人法》的废除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这段时间正是工人阶级在经济收入上的“幸运年代”，然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人运动恰恰是在这个时代获得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成长”。

哈林顿与哈斯班兹都对桑巴特所谓美国工人比德国工人富裕的统计学依据提出了质疑。哈林顿引证德国学者斯腾塔尔(A．Sturmthal)的研究，指出桑巴特关于美欧生活水平的统计只考虑“一次分配”，而忽略了俾斯麦的(在英国是劳合.乔治的)社会保障纲领的作用。

由于当时欧洲(主要是德、英)社会福利性质的二次分配远比美国发达，欧洲工人生活未必糟于美国。哈斯班兹更认为桑巴特给出的“美国工人普遍富裕的图景是十分牵强附会的。它无视移民出身与本土出身的美国工人阶级人口的实体部分存在着严重的贫困。”

即使从统计学上，桑巴特也不能证明美国工人比同一时期的德国工人更富有，而美国工人内部的经济分化更远甚于同时代的德国工人。哈斯班兹还指出，桑巴特不是这种解释的头一人，上个世纪就有人以富裕化解释19世纪下半叶英国工人中社会主义倾向衰退的问题，事实表明这种解释并不成功。

实际上，70年代以来对桑巴特上述统计的批评性考证者不乏其人。看来，“烤牛肉与苹果馅饼”的作用至少没有桑巴特说的那么重要，应当是没有问题的。

哈斯班兹还对桑巴特关于“新边疆”对社会主义的阻抑作用之说进行了批评，他问道：“如果像桑巴特所言，美国工人‘爱资本主义’并‘为它奉献全部身心’，人们就不能不奇怪为何他还想从这一乐园里‘逃入’到寒冷的边疆去。”

这样的反话当然有些简单化。不过笔者可以补充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美国西部的空旷和移民潜力是随时间的推移而递减的，如果它对社会主义有碍，其作用也应递减。然而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却没有因此而高涨，而是自本世纪头十年以来日益衰落的。“新边疆”说显然不能解释这个事实。

在批评桑巴特的同时，哈林顿等也对他的另一些说法加以肯定乃至发展。哈林顿认为桑巴特提到的“公民整合”对工人阶级的影响是“极其重要”的，“甚至比桑巴特已强调的更加重要”。哈斯班兹也有类似看法。

这样，70年代后的人们在否认了“富裕使人保守”的理论的同时，却对“民主使人保守”之说表示了认同。

哈林顿指出，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运动与其说是围绕经济问题，毋宁说是围绕公民权问题开始的：工人在政治进程中受到排斥或系统性的歧视一开始就是抗议的对象。

“在几乎一切情况下，反资产阶级斗争的心理与情绪基础都是对资产阶级平等(bourgeois equality，或可译为‘市民平等’——笔者按)的要求。甚至在有些例外的英国，最早的有组织的工人政治运动即宪章运动也是如此。”

而在美国，几乎从一开始就有了普选权。这导致萨姆松(Leon Samson)在30年代最先概括的现象：“‘美国主义’成为社会主义的替代物。”所谓“美国主义”(Americanism)在这里并不是指美国人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而是指美国式民主包含的自由、平等之类观念。

在萨姆松看来，这类观念与社会主义实质上相通，所以他说：“美国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形式”，即它传播平等主义(egalitarianism)，否定等级社会的现实，这与英、法等欧洲国家不一样。

哈林顿同意萨姆松的看法，他认为这里包含着“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主要答案，即：“美国工人可以用优势意识形态(即自由主义)的语言，而不是用该形态的反对派的语言，来表达他的平等要求。”

这里必须指出，萨姆松讲的“美国主义”或“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形式”都是在罗斯福新政之前，它显然不是指常被人称为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新政，不是指那种以国家干预限制竞争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结果平等”(或限制结果不平等)的意义上的公平，而是古典自由主义“公平竞争”意义上的公正。

作为社会党人拥护社会福利政策的哈林顿，对美国的税收一福利政策不像欧洲“社会市场经济”国家那样“照顾穷人”是深表不满的。他愤然写道：“在美国，最具返还性的税也就是最普及的税。社会保障费用的征收不允许(对穷人)减免或考虑家庭规模，这是对富人的荒谬的照顾。他们公开地以比其他人更便宜的代价获得受津贴的退休保险。”

然而哈林顿又看到，这种(与欧洲相比)更缺少“抑强扶弱”色彩的政策因其符合“自由竞争的公正”，居然比欧洲式的福利主义更能成为“社会主义的替代物”；“对待有美国主义、个人主义与自助意识形态的公众来说，他们对高返还性的税制是很热衷的。”

当然哈林顿也指出，美国的税收—福利制度也不是一点“抑强扶弱”的二次分配成份都没有，“事实上社会保险体制中有大量的福利成份，但这事实仅为统计学者与专家所知。”公众并不是对这种“抑强扶弱”感兴趣才认同这一体制的。

相反，由于自由主义的公正观接受那种自己出钱保障自己的观念，使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仍然维持着作为—个保险纲领的神话，即它给领受者提供了福利”。

哈斯班兹则从另—个角度即移民的态度涉及了“美国主义”替代社会主义的问题。他指出桑巴特忽视了美国工人阶级内部在那个时代存在着比德国工人更大的经济不平等。

主要原因在于土生的美国工人(他们其实也是早期移民)把外来廉价劳动力的涌入看成对自己的威胁，因此19—20世纪之交的大多数美国工会是排外主义的和有行会倾向的，并且对新的移民工人群体造成了严重损害。

但这一点本身未必谈得上对美国社会主义运动有利还是有弊。因为工人的分裂与工会的行会倾向固然不利于社会主义运动，但移民群体如果长期处在受排斥的低下地位，这本身就会促使社会主义或“某种激进主义”在移民群体中蔓延。在欧洲大陆，移民与犹太人中的社会主义倾向远比本地民族活跃，就是这个道理。

而事实上，19世纪后期的美国社会主义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是为当时一些有激进倾向的移民从欧洲带来的。(反过来说，正如笔者前已指出，从欧文、卡贝到列宁、托格茨基的几代欧洲社会主义者也都特别看好美国，而且不仅19世纪后期为然。这或许也增加了当时移居美国的欧洲人中社会主义者的比率。——笔者按)

以至于产生如下说法：“那些在美国传播社会主义的人是一些无人追随的潦倒的德国佬。”19世纪8O年代的美国社会主义工党(社会党的前身)甚至往往到德国召开它的会议。

然而恰恰是美国式的自由竞争、机会均等体制，使本土工人对移民工人的行会式排斥只起到了有限的作用。让人啼笑皆非的是：美国资本家对本土工人与移民工人“一视同仁”地予以“剥削”，美国劳动力市场上相对于欧洲而言更为公平的竞争机制，大大加速了移民工人的“经济整合”进程。

在桑巴特时代，移民抵美一代人之后便一般可与土生工人具有同样的“经济特征”。P．罗伯茨引1911年工资数据证明：当移民本人处境还十分糟时，他的儿女的工资结构便已与土生工人基本持平了。

正是这一机制，使美国移民中的“社会主义平等观”很快为“自由主义平等观”所取代，从而消解了“移民社会主义”，甚至使移民工人从(母国人口中较多的)社会主义偏好者，变成了“对社会主义杆菌的免疫者”。

进入20世纪后，美国社会党在移民工人中已比在土生工人中更难得到支持。这决不是说移民工人更加逆来顺受地任人“剥削”。相反地，移民工人在与雇主的斗争中往往比土生工人更有战斗力，但这却是一种“反对资本家而非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正如罗伯茨描绘的美国斯拉夫移民工人的状况。

“斯拉夫人参加工会并为更高的工资与更好的条件而战斗，……他们会以宗教般的献身精神追随一个劳工领袖，他们在战斗中有耐力，能吃苦。但所有这一切都是为经济动机而做的。斯拉夫人爱美元，并在冲突结束时要保有它。让人们试图领导他走社会主义道路吧，他是不会走的。”

四、“没有封建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与“美国例外论”的双刃剑

综上所述，70年代的美国社会主义者否定了桑巴特解释中的物质替代(“烤牛肉与苹果馅饼”)理论，而肯定并发挥了这一解释中的价值替代(“美国主义”替代社会主义)理论。这除了学理上与历史上的依据外，也是以60—70年代的“新左派运动”为背景的。

亲身经历过这场运动的许多人都感到，对于作为一种价值的社会公正而言，美国人其实比欧洲人更敏感。但美国人更多地在竞争过程中(即竞争的起点与规则中)发现这一价值并以此取代了那种否定竞争的(在桑巴特看来社会主义就是如此)价值理想。

而美欧间的这种区别，原因首先在于美国的政治制度比欧洲更早、更大程度上实现了“公民整合”，即有更多的民主，更少封建特权传统，美国人可以要求公平而不反对竞争。而欧洲人由于受封建遗产影响，多数人从—开始就没有得到过公正的竞争机会，因此他们的公平要求是与反对竞争的主张相联系的。

至于说到“物质替代”，看来，不仅桑巴特时代的“烤牛肉与苹果馅饼”，就是当代的汽车与洋房也未见得能够消解人类的崇高理想、对社会主义进行“替代”。因为人们对社会公平的渴求从本质上说是不能用物欲来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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