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佛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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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佛教
东晋之后,南北分裂,南方有宋、齐、梁、陈,称为南朝；北方有北魏,嗣后分为东西二魏,而禅位于北齐、北周,称为北朝。南北朝形成对峙局面,历时一百六十余年,后由隋文帝统一。这个时期的佛教由于各帝王的支持拥护,寺院僧尼急遽增多,佛教译经更为隆盛,大小乘经论弘传,佛教学派成立,不再依附儒道,教义则由般若而形成真常妙有、真常唯心二派,此为中国佛教发展快速的时期。
南、北二朝因民族及地理环境的差异,对佛教的信仰需求有所不同。南朝传东晋法统,王公名士承清玄之风,所需于佛教者,较之北朝则多偏重于义学,且因南朝诸帝多喜问道,并延请僧人佐政,因此佛教在南朝有长足的发展。刘宋文帝曾先后令道猷、法瑗等,弘传道生顿悟教义,并请慧琳参于国政,文帝之子武帝则时时问法于求那跋陀罗。而后齐文宣王萧子良广召宾客高僧,精研佛理,开讲经义,并撰述著书。梁武帝亲自讲经说法,更使南朝佛教达于鼎盛,他曾率道俗二万人舍道归佛,又以提倡素食,亲作〈断酒肉文〉,敕宝唱撰辑梁皇宝忏,又建寺铸像、讲经注疏、设斋供僧,推动各种法会、佛事,甚至四次舍身同泰寺,愿为佛奴,为历代帝王中笃信佛法第一人。其子昭明太子及简文帝、元帝亦受其影响而崇佛。此后陈代仍多效法梁武帝,奉佛不辍。
南朝的译经事业,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无论是译经卷数或其范围,都相当可观；又经论研究蔚为风潮,进而促成各家学派的成立。晋、宋之交,一夜惊喜快播义学高僧如道生、慧观、佛驮跋陀罗自关中还庐山而转建业,沮渠京声、佛陀什、良耶舍、求那跋陀罗等译经高僧亦陆续南来,建业遂代庐山而为南朝佛教领导中心,奠定了南朝译经的基础。法显所译六卷大般泥洹经因道生提倡,至慧观、谢灵运就北凉昙无谶译四十卷大般涅盘经重加整理成三十六卷的南本大般涅盘经后,学者靡不研习,群为注疏,因而形成涅盘学派。涅盘在南北朝的盛行程度,堪比般若在魏晋两朝。又沮渠京声译弥勒上、下生经,兜率净土思想因此盛行一时。佛陀什译有五分律,至此完成中国四部广律的传译。良耶舍译出观无量寿佛经等,对于净土教的传播产生莫大助益。求那跋摩译出菩萨善戒经,为大乘戒法传至南方之始。僧伽跋摩译出善见律毗婆沙,为今日佛教史上研究佛陀涅盘年代的重要根据,另译杂阿毗昙心论,形成专研毗昙学的风潮。
求那跋陀罗最主要的译经有胜_经、楞伽经,对中国如来藏思想的开展带来深远的影响。陈真谛译有摄大乘论、摄大乘论释、大乘起信论、俱舍论等,使无著、世亲之学弘传于中国,同时亦开启摄论、俱舍二学派。又三论以僧朗、僧诠及法朗而中兴；成实在梁世更为兴盛。法华的研究,持续平稳发展。
南朝在佛教史上的成就还包括高僧史传及佛教经录的编纂,计有僧佑的释迦谱、出三藏记集、宝唱的名僧传、比丘尼传、慧皎的梁高僧传等。其中出三藏记集的目录条例,开隋唐经录的先例。
北朝诸帝,除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短暂的反佛外,余皆护持佛教,相较于南朝,其佛教的发展与政治间的关系更形密切；又因北朝民族起自北方沙漠地带,性多质朴粗犷,对佛教的信仰则多偏于祈福行善。
北魏初祖道武帝任用沙门法果为道人统,不仅开启中国僧官的先河,而法果所提倡现在皇帝即当今如来思想,更形成北朝佛教的特色
又北魏文成帝时代的沙门统昙曜,更在朝廷支持下设立僧只户和佛图户,首创佛教的社会福利事业,并开凿举世闻名的云岗石窟以为先帝荐福。尔后,龙门、麦积山石窟等相继开凿,此为北朝佛教与政治结合,重视佛教事业功德的表征。
北朝佛教除极力主张汉化的北魏文帝提倡义学外,余则多半重视实践修行的禅、净、律三门。在禅修方面,有佛陀传慧光、僧稠以及菩提达摩传慧可等二系；净土则以昙鸾为主；律学有道覆、慧光的四分律一系。其中,以禅观最为盛行,天台祖师慧文、慧思都是提倡禅观的重要人物。
除此之外,因北土较接近西域,两地僧人往来频繁,故译业亦盛；又因为佛学研究者众多,由此亦促成学派的成立。例如位居北朝译经之冠的菩提流支,译出入楞伽经,乃禅观最重要的经典依据；往生论则为昙鸾所倡他力、易行思想等净土一系的基础；十地经论则有勒那摩提、慧光等所形成的地论学派_,以及昙无谶翻译的大般涅盘经,形成涅盘学,传入南朝后,弘扬更广。
佛教在南北朝的蓬勃发展,已脱离先前依附儒、道的困境,但也因而遭到儒、道二教激烈的问难。南、北二地,佛、道、儒之间的诤论不断,尤其北朝更在北魏太武帝及北周武帝时代发生二次的法难,佛教的发展因而停滞。
继法难的产生,亦引起了末法思想,石刻佛经的护法运动由此应运而生。统观本期佛教,呈上升趋势,唯各学派的形成,则为奠定隋唐宗派成立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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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佛教
东晋之后,南北分裂,南方有宋、齐、梁、陈,称为南朝；北方有北魏,嗣后分为东西二魏,而禅位于北齐、北周,称为北朝。南北朝形成对峙局面,历时一百六十余年,后由隋文帝统一。这个时期的佛教由于各帝王的支持拥护,寺院僧尼急遽增多,佛教译经更为隆盛,大小乘经论弘传,佛教学派成立,不再依附儒道,教义则由般若而形成真常妙有、真常唯心二派,此为中国佛教发展快速的时期。
南、北二朝因民族及地理环境的差异,对佛教的信仰需求有所不同。南朝传东晋法统,王公名士承清玄之风,所需于佛教者,较之北朝则多偏重于义学,且因南朝诸帝多喜问道,并延请僧人佐政,因此佛教在南朝有长足的发展。刘宋文帝曾先后令道猷、法瑗等,弘传道生顿悟教义,并请慧琳参于国政,文帝之子武帝则时时问法于求那跋陀罗。而后齐文宣王萧子良广召宾客高僧,精研佛理,开讲经义,并撰述著书。梁武帝亲自讲经说法,更使南朝佛教达于鼎盛,他曾率道俗二万人舍道归佛,又以提倡素食,亲作〈断酒肉文〉,敕宝唱撰辑梁皇宝忏,又建寺铸像、讲经注疏、设斋供僧,推动各种法会、佛事,甚至四次舍身同泰寺,愿为佛奴,为历代帝王中笃信佛法第一人。其子昭明太子及简文帝、元帝亦受其影响而崇佛。此后陈代仍多效法梁武帝,奉佛不辍。
南朝的译经事业,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无论是译经卷数或其范围,都相当可观；又经论研究蔚为风潮,进而促成各家学派的成立。晋、宋之交,一夜惊喜快播义学高僧如道生、慧观、佛驮跋陀罗自关中还庐山而转建业,沮渠京声、佛陀什、良耶舍、求那跋陀罗等译经高僧亦陆续南来,建业遂代庐山而为南朝佛教领导中心,奠定了南朝译经的基础。法显所译六卷大般泥洹经因道生提倡,至慧观、谢灵运就北凉昙无谶译四十卷大般涅盘经重加整理成三十六卷的南本大般涅盘经后,学者靡不研习,群为注疏,因而形成涅盘学派。涅盘在南北朝的盛行程度,堪比般若在魏晋两朝。又沮渠京声译弥勒上、下生经,兜率净土思想因此盛行一时。佛陀什译有五分律,至此完成中国四部广律的传译。良耶舍译出观无量寿佛经等,对于净土教的传播产生莫大助益。求那跋摩译出菩萨善戒经,为大乘戒法传至南方之始。僧伽跋摩译出善见律毗婆沙,为今日佛教史上研究佛陀涅盘年代的重要根据,另译杂阿毗昙心论,形成专研毗昙学的风潮。
求那跋陀罗最主要的译经有胜_经、楞伽经,对中国如来藏思想的开展带来深远的影响。陈真谛译有摄大乘论、摄大乘论释、大乘起信论、俱舍论等,使无著、世亲之学弘传于中国,同时亦开启摄论、俱舍二学派。又三论以僧朗、僧诠及法朗而中兴；成实在梁世更为兴盛。法华的研究,持续平稳发展。
南朝在佛教史上的成就还包括高僧史传及佛教经录的编纂,计有僧佑的释迦谱、出三藏记集、宝唱的名僧传、比丘尼传、慧皎的梁高僧传等。其中出三藏记集的目录条例,开隋唐经录的先例。
北朝诸帝,除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短暂的反佛外,余皆护持佛教,相较于南朝,其佛教的发展与政治间的关系更形密切；又因北朝民族起自北方沙漠地带,性多质朴粗犷,对佛教的信仰则多偏于祈福行善。
北魏初祖道武帝任用沙门法果为道人统,不仅开启中国僧官的先河,而法果所提倡现在皇帝即当今如来思想,更形成北朝佛教的特色
又北魏文成帝时代的沙门统昙曜,更在朝廷支持下设立僧只户和佛图户,首创佛教的社会福利事业,并开凿举世闻名的云岗石窟以为先帝荐福。尔后,龙门、麦积山石窟等相继开凿,此为北朝佛教与政治结合,重视佛教事业功德的表征。
北朝佛教除极力主张汉化的北魏文帝提倡义学外,余则多半重视实践修行的禅、净、律三门。在禅修方面,有佛陀传慧光、僧稠以及菩提达摩传慧可等二系；净土则以昙鸾为主；律学有道覆、慧光的四分律一系。其中,以禅观最为盛行,天台祖师慧文、慧思都是提倡禅观的重要人物。
除此之外,因北土较接近西域,两地僧人往来频繁,故译业亦盛；又因为佛学研究者众多,由此亦促成学派的成立。例如位居北朝译经之冠的菩提流支,译出入楞伽经,乃禅观最重要的经典依据；往生论则为昙鸾所倡他力、易行思想等净土一系的基础；十地经论则有勒那摩提、慧光等所形成的地论学派_,以及昙无谶翻译的大般涅盘经,形成涅盘学,传入南朝后,弘扬更广。
佛教在南北朝的蓬勃发展,已脱离先前依附儒、道的困境,但也因而遭到儒、道二教激烈的问难。南、北二地,佛、道、儒之间的诤论不断,尤其北朝更在北魏太武帝及北周武帝时代发生二次的法难,佛教的发展因而停滞。
继法难的产生,亦引起了末法思想,石刻佛经的护法运动由此应运而生。统观本期佛教,呈上升趋势,唯各学派的形成,则为奠定隋唐宗派成立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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