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白华的诗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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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导读：宗白华(1897-1986)，原名宗之，创造社成员之一櫆。主要作品有诗集《流云》，文论《歌德研究》、《美与意境》等。

【篇一】我们

我们并立天河下。

人间已落沉睡里。

天上的双星

映在我们的两心里。

我们握着手，看着天，不语。

一个神秘的微颤。

经过我们两心深处。

【篇二】解脱

心中一段最后的幽凉

几时才能解脱呢?

银河的月，照我楼上。

笛声远远传来——

月的幽凉

心的幽凉

同化入宇宙的幽凉了。

【篇三】东海滨

今夜明月的流光

映在我的心花上。

我悄立海边

仰听星天的清响。

一朵孤花在我身旁睡 了 ，

我挹 着 她梦里的芬芳 。

啊，梦呀!梦呀!

明月的梦呀 !

她在寻梦里的情人 ，

我在念月下的故乡 !

【篇四】小诗

生命的树上

雕了一枝花

谢落在我的怀里 ，

我轻轻的压在心上。

她接触了心中的音乐

化成小诗一朵 。

【篇五】晨兴

太阳的光

洗着我早起的灵魂。

天边的月

犹似我昨夜的残梦。

出生背景

中国现代美学大家宗白华先生(1897—1986)，其籍贯是江苏常熟，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小南门外方家，在安庆长至8岁后随父到南京读小学，因此他常自称是“半个安徽人”。他毕生治学

研艺，精通中西美学和各门艺术理论，是深得中国古典美学精魂的美学家。在20世纪20--40年代，宗先生在南京的中央大学任教，与北京大学的邓以蛰先生并称“南宗北邓”，再加上1933年回国、并在北大西语系任教的朱光潜，三人成为当时享誉海内的三大美学家。非常有机缘的是，邓先生是安徽怀宁人，朱先生是安徽桐城人，所以这三位学者两个半都是安徽人。邓、朱、宗这三大美学家在现代美学史上都有着巨大的贡献，他们在古典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美学理论与艺术实践融通的基础上做出了重要的.探索和积淀。这里就宗白华先生与“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与撰述谈一些感想。

撰史情结

大凡学者穷毕生之力治专门之学，学之累积，情之独钟，往往生出著“史”的宏愿，即写作本学科专门史的想法，可称之为学人的“撰史情结”。这并不奇怪，20世纪中国学人中，撰写专门学科史的不乏其人，如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胡适的《中国哲学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柳诒徴的《中国文化史》，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等等，这些著作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都已成为经典。

但是，另有一些学者，如闻一多、鲁迅等，也曾有想写一部纵横上下几千年的“中国大文学史”的夙愿。然由于诸多变故和外力的干扰，他们的这个愿望未能最终实现，而成为一种“遗愿”。叙史愿望的破灭，于学者本人，于中国学术史，都将是一种永远的遗恨。学者热衷于著史，其本意无非是通过学科专门史的著述来彰显其学术见地和学术实力，通过著史来体现对研究领域的整体把握，从而在这个学科研究上占据一个制高点。

终身遗憾

现代学术史中的著史潮流，也刺激了我们的好奇心，有意来探求宗白华和“中国美学史”编写失之交臂的遗憾往事。宗先生曾在20世纪60年代美学热潮中有心想写一部“中国美学史”，然而由于当时编写中国美学史的班子成员意见出现分歧，导致宗白华不能按照自己意愿去完成这个功在千秋的学术事业，“著史”愿望终成梦幻泡影。这个当时流产的美学史计划一拖就是几十年，虽然于今各类中国美学史的著作大量涌现，但它们的学术价值还有待时间去检验。就如今所能见到的几种来看，大多不尽如人意，毕竟如宗白华似的学术功底又精通中西各类艺术的美学家还没出现。宗先生当然不是不可超越的学术高峰，但就中国来说，产生如宗白华一样的大师的基础条件还不具备。如此看来，宗先生未完成的这部“中国美学史”，将是学术界永久的缺失，这个缺憾令人深思。

弟子回忆

根据宗先生的弟子林同华的回忆文章，可以看出：宗白华在20世60年代编写中国美学史的主客观方面的条件都相当成熟。主观条件可以很明显地知道：宗先生从小打下古典文学的深厚基础，后留学德国，深受德国古典哲学精神和现代艺术思潮的滋养;他本人对各门艺术都感兴趣，尤其重视对中国书法，绘画，诗歌，园林建筑等艺术的鉴赏，在学养上是不容置疑的。宗先生还是一位诗人，他的行云流水似的诗化语言，直觉感悟的智慧思想，在《流云》小诗中，在《美学散步》中，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有这些，都说明宗先生足以胜任“中国美学史”的编写工作。

客观条件方面，当时国内哲学界和美学界的诸多学者，特别是大师级的学者都健在，如朱光潜，邓以蛰，冯友兰，汤用彤等大学者，在学术上可以互通有无。1952年，全国高校进行大规模的院系调整。(这次整合带来的后弊是相当严重的，比如清华大学的哲学文学传统断绝，清华的人文底蕴被抽空，成为一所理工科大学，20世纪90年代以后，再续清华人文传统，难度可想而知。)但是这次高校院系整合对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来说，却是一桩幸事，当时将全国所有大学的哲学系都合并到北大，北大哲学系因此成为全国唯一的一个哲学系。经此调整，宗白华先生从南京大学调到北大，清华大学的邓以蛰教授也调来北大，再加上北大西语系的朱光潜先生，北大在美学方面的学术力量达到最高峰。因此，宗白华写作中国美学史的客观条件是得天独厚的。

另外，宗先生主张美学研究应旁涉众艺，要注意上古史的研究的进展，古代出土文物、考古的新发现等对于了解和深入认识古代审美意识大有帮助(而考古在20世纪60年代也有许多新发现)，他曾说“研究美学史离不开历史资料，尤其不能缺少考古发现”。可以想象，如果宗先生能在当时着手“修史”，到80年代随着中国考古学的新进展，补充一些新材料，定以使这一部“中国美学史”辉耀后世。可惜，这一切都没能实现，这个损失不仅是属于宗白华先生个人的，更属于整个美学界乃至整个中国学术界。

那么，宗白华著史未成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据北大哲学系叶朗教授介绍，1962年国务院指派周扬主持大学文科教材的编写工作，当时列入编写计划的美学教材有3部，一部是《美学概论》，由王朝闻主编。另一部是《西方美学史》，由朱光潜先生一人独撰。还有一部就是《中国美学史》，宗白华主编。《西方美学史》在60年代顺利出版，《美学概论》也在1981年正式出版，唯独《中国美学史》夭折，最后以于民和叶朗负责编写出上下两册的《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交差了事。这是当时的基本情况。

学术分歧

60年代，宗先生开始主编《中国美学史》，还同汤先生(汤用彤)谈到研究中国美学的特殊方法和见解。汤、宗两位先生都从 艺术实践所总结的美学思想出发，强调中国美学应该从更广泛的背景上搜集资料。汤先生甚至认为，《大藏经》中有关箜篌的记载，也可能对美学研究有用。宗先生同意汤先生的见解，强调指出，一些文人笔记和艺人的心得，虽然片言只语，也偶然可以发现精深的美学见解。以后，编写《中国美学史》的工作，由于参加者出现了意见分歧，没有按照宗先生的重视艺术实践的精深见解和汤先生关于佛教的美学思想的研究方法去尝试，终于使《中国美学史》的编写，未能如朱先生撰写《西方美学史》那样顺利问世。宗先生留下来的大量中国美学史笔记的整理，就成为非常艰难的工作。(《宗白华全集》第四卷附录，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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