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小说祥林嫂的一片论文，大家帮帮吗？6000到8000字左右

鲁迅描写的祥林嫂30字左右的那片文章（文章名字我忘了）~

祝福，鲁迅在小说《祝福》中对祥林嫂外貌的三次描写可谓精彩至极，惟妙惟肖，形神兼备。精彩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三次外貌描写从纵的角度来说形成了对比，体现了祥林嫂所受的摧残程度在一步步地加深，同时也表明她在一步步地走向精神崩溃的边沿。

二、在三次肖像描写中着重对祥林嫂的眼睛进行了描写，鲜明地表现了人物的遭遇和内心世界的变化，这正印证了鲁迅曾说的一句话“要极俭省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我是怎样做起小说来》）。她初到鲁镇做工时“顺着眼”，表现她安分耐劳的特点，再到鲁镇虽然仍“顺着眼”，但“眼角上带些泪痕，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这正是她在人生道路上遭受惨重打击，内心痛苦而又难以表达的外在表现。最后“我”在河边遇见祥林嫂时，只见她“……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这表明她在长期的严重的打击与折磨下，已陷入极度悲哀，内心的痛苦已无法表露，精神已经完全麻木了。及至当向“我”发问时，“那没有精采的眼睛忽然发光了”，这“发光”是在长期的痛苦的思索中，她所产生的对灵魂的怀疑给她带来的希望，以免除死后更大的苦痛与恐怖。

三、按情节来算的第三次外貌描写（课文第一部分处）精彩绝妙。这表现在以下三点：

1、这次外貌描写巧妙地运用了对比———“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五年前的祥林嫂“脸色青黄”，而“今”的她“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

2、在这次外貌描写中将直接描写和“我”的感受相结合。如：直接地描写有头发“即今已经全白”，“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我”的感受是“全不象四十岁上下的人”，“仿佛是木刻似的”；“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等。

3、这次外貌描写对祥林嫂所具有的“财物”的描写也非常精彩：“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拉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这其中的一个“空的”“破碗”表明她已经贫穷到连一个完好的碗都没有的地步了；“比她更长的竹竿”表明她已被封建礼教思想压垮，直不起腰，佝偻着身子，因此，竹竿显得“比她更长”；“下端开了裂”表明她已不堪重负封建礼教对她的压力和自身的体重，而将整个身子的重量和封建礼教对她的压力全部压在了竹竿上，故竹竿的“下端开裂”。

这三点是作者对“我”在河边遇见的祥林嫂的多角度、多层次的肖像描写，采用了对比的写法，还用了调动“我”的观察力、心理感受力和描述主人公所具有的“财物”让读者想象的写法，这真可谓尽善尽美地画出了祥林嫂的形和神，表明她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

总之，这是多么精彩而绝妙的外貌描写，细细品味和鉴赏，真可谓惟妙惟肖，形神兼备。

鲁迅（1881－1936），教育家，思想家，革命家。原名周樟寿，后改名树人。字豫亭，后改字为豫才。浙江绍兴人，出身于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鲁迅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后与《药》《故乡》等小说名篇一同收入小说集《呐喊》。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1]毛泽东主席评价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评论家、作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中华的精神。[2]鲁迅是20世纪中国的主要作家，对五四运动后的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是中国现代小说、白话小说和近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左翼文化运动的支持者。
鲁迅一生的著作包括杂文、短篇小说、论文、散文、翻译近1000万字，其中杂文集共16本有：《热风》；《坟》；《华盖集》；《华盖集续编》（1926）；《而已集》（1927）；《三闲集》，《二心集》（1930）；《南腔北调集》（1932——1933）；《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1934——1936）等。散文集《朝花夕拾》，散文诗集《野草》、《狂人日记》（1918）《药》，讽刺了当时社会的黑暗面。
他一生以笔为武器，战斗了一生，被誉为“民族魂”1881年9月25日出生。出身于富人家（文章《少年闰土》中说明“家境也好，我正是一个少爷”。）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2年考取留日官费生，赴日本进东京的弘文学院学习。1904年，入仙台医科专门学校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 　　辛亥革命后，鲁迅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 　　 三味书屋
　　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杂文集《坟》、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被北洋军阀政府所通缉，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1927年10月到达上海，开始与其学生许广平同居。1929年，儿子周海婴出世。193 鲁迅
　　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坟》、《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专集中。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 　　1936年10月19日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民众上万名自发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场面非常壮观。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
　　编辑本段人物经历
　　青年时期的鲁迅
　　求学时期 　　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一条是读书作官的道路 。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友”(俗称“师爷”)，倘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鲁迅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进“洋学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借的8块银元，离开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期间，鲁迅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开拓了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 《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欺凌。 　　鲁迅先生在南京路矿学堂期间成绩优异，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公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 鲁迅先生画像
　　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现日本东北大学医学部）。他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
　　弃医从文
　　鲁迅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高度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59.3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一场电影中，鲁迅看到众多的“体格强壮，神情麻木”的中国人，在淡然地围观被当作俄国侦探处死的同胞。鲁迅受到极大的打击，这时他已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于是他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 　　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先生初步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的思想不但为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杭州高级中学）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社会的混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五四运动之后，他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在那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小说创作
　　鲁迅先生画像
　　1918年5月15日，鲁迅先生在《新青年》杂志上首次以“鲁迅”为笔名发表了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它奠定了新文化运动（1919），推进了现代文学的发展。这篇小说，大胆揭露了人吃人的封建理念，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质问，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鲁迅先生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鲁迅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祥林嫂、爱心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这样的社会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这样的人际关系难道是合理的人际关系吗?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在《孔乙己》里，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拥有做人的原则。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先生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
　　阿Q正传(12张)。前者出版于1928年，后者出版于1937年。如果说《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是鲁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冷峻的刻画，意在警醒沉睡的国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则是鲁迅温馨的回忆，是对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怀念。幼时的保姆长妈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给予过他真诚的关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羁的老友范爱农，给过他无限乐趣的“百草园”，吸引着他的好奇心的民间戏剧和民间娱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个险恶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们，滋养了鲁迅的生命。这些散文，把抒情、叙述、议论结合在一起，有时如平静的港湾，有时如波涛翻滚的大海，有时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时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态，体现了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净细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诗则呈现出迷离恍惚、奇诡幻美的意境，它们像一团团情绪的云气，在空中旋转飘荡，变幻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鲁迅内在的苦闷，化为了梦，化为了超世间的想象，使《野草》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鲁迅曾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过这种奇特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 　　鲁迅先生晚年还完成了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年出版）。《补天》可以被认为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创世纪”， 在鲁迅的观念中，真正体现中华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圣先贤和帝王将相，而是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女娲，她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征；《奔月》写的是古代英雄的悲剧，羿射掉九日，拯救了人类，但那些自私狭隘的世人并不想继承、发扬他的英雄精神，只想利用他实现自己自私狭隘的目的，他被自己的学生所暗算，被他的妻子所抛弃；《铸剑》表现的是被压迫者向压迫者复仇的主题；《理水》《非攻》歌颂了中国古代那些身体力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禹和墨翟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孔子、老子、庄子、伯夷、叔齐这些历史人物也在鲁迅的笔下真成了有些可笑但仍不失其可爱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鲁迅的《故事新编》以荒诞的手法表现严肃的主题，创立了一种完全新型的历史小说的写法

最佳答案祝福》生动地塑造了一个受侮辱、受迫害的旧中国农村劳动妇女的典型形象。作者在重笔浓抹祥林嫂的三次肖像的同时，还作了匠心独运的构思，那就是祥

祥林嫂是鲁迅根据生活的若干真实原型塑造出来的典型。其一是单妈妈，她是个寡妇，却又有同居的男人；其二是乌石山上看坟的女人，儿子在门口剥豆被马熊拖去吃了；其三是宝姐姐，山里人来抢亲，宝姐姐逃走，失足落水，被捞起带走。祥林嫂的形象比原型更集中更概括，是旧中国贫苦农妇悲惨命运高度典型化的体现。

祥林嫂的悲剧显示了“四权”绳索对农村劳动妇女的捆缚。

族权，不允许祥林嫂守节。祥林嫂的前夫祥林比祥林嫂小十岁，丈夫死后，祥林嫂不愿再嫁，宁可辛勤劳动养活自己，所以她逃到鲁镇做工。她的全部希望和渴求，便是要用自己的劳动来换取生存的权利。所以当她来到鲁家做工时是“食物不论，力气不惜的……到年底，扫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鲁家）竟没有添短工”。然而她反而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但是，好景不长。在鲁家做工不到半年，她婆婆 恃凭着族权的威势，不但把她像逃犯一样抓回去，且逼她嫁到深山野坳里。因为要用卖她所得的钱，买一个女人给她叔子做老婆。祥林嫂始终没有挣到一个“人的资格”，却像一年赚钱的货物一样被卖掉了。

夫权，要祥林嫂守节。在旧社会，依照旧礼教，“女子一而”，不得再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所以，祥林嫂在她前夫祥林（一个比她小十岁的男人）死后，不肯再嫁；被婆婆抓回去逼嫁贺家坳，“在花轿上，她一种只是嚎，骂，抬到贺家坳，喉咙已经全哑了。拉出花轿，两个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劲的捺住她也还拜不成天地。他们一不小心。一松手，她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这是夫权要祥林嫂守节造成的后果。再婚后，丈夫死于伤寒，她又要为后夫守节，只能跟儿子阿毛相依为命。

神权、政权要惩罚祥林嫂不守节。祥林嫂再嫁虽非自愿，但毕竟是再嫁了，就是“不守节”。“不守节”就是大逆不道，罪孽深重；不是小罪，而是“大罪”，就要受到惩罚。柳妈因受了封建迷（神权）的影响和毒害，无意之中成了统治者的帮凶，她那有关“阴司”的话（“这种人活着要受苦，死后还要受刑：阎罗王将她锯开，分给前后两个男人”）使祥林嫂在精神上蒙受极大的压力。而政权的逼害尢烈，“鲁四老爷”是地主阶级的代表，是政权的化身，他支持或利用其他三种权力逼上梁山害祥林嫂。祥林嫂第一次来鲁镇做工时，鲁四老爷知道她是寡妇后就“皱了皱眉”，不愿意留她。但祥林嫂凭着自己的刻苦耐劳、能干，还能分配祭祀用的酒杯和筷子；当祥林嫂再奶再寡后，即第二次来鲁镇做工时，她的遭遇就大不一样了：她不但不能再碰那“神圣”的酒杯和筷子，而且成为人们日常的笑料；更为甚者，当她到土地庙捐了门槛，神气舒畅、坦然地去拿酒杯和筷子时，四婶慌忙大声喝道：“你放着罢，祥林嫂！”一句话彻底地对祥林嫂“判了刑”，令到“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也不去取烛台，只是失神地看着。直到四叔来上香，教她走开她才走开”。可见，此时的祥林嫂所受到的打击是何等之巨大！这就样，勤劳、善良的祥林嫂被鲁四老爷代表的地主阶级迫害得精神失常，丧失了劳动能力，又被一脚踢开，沦为乞丐，最后倒毙在漫天的大雪之中。封建“四权”的绳索有如千斤铁链，紧紧地捆缚着祥林嫂戕害着祥林嫂：夫权要她守节，族权不允许她守节，政权和神权又惩罚她的“不守节”。这深入骨髓的苦楚，使祥林嫂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鲁迅抨击的予头直指封建制度，具有鲜明的独创性。

晕鲜明的独创性，体现 在鲁迅刻划了祥林嫂的几个“不甘于”：祥林嫂不匡于受婆家虐待，逃跑出来到鲁镇做工，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来争得做人的资格；祥林嫂不甘于被人强逼改嫁，用生命来抗婚。在逼嫁的路上，她不但又哭又闹，拜堂时还用头撞香案角企图自杀。虽然没有死，但也撞到头破血流，结果在额头上留下了一个“大家以为耻辱”的伤疤；祥林嫂不甘于百般受人歧视，捐门槛以“赎罪”。为了“捐门槛”，祥林嫂用了在鲁家的全部劳动所得十二元鹰洋；祥林嫂不甘于死后受阎王惩处，临死时怀疑灵魂的有无。她希望没有鬼，死去不用锯开身子来分给两个丈夫，但她又希望有鬼，死去可以在阴间见到惟一亲爱的儿子阿毛，可以一家人团聚。这五个“不甘于”是祥林嫂自发反抗精神独特而鲜明的体现。祥林嫂反抗了族权、夫权，怀疑神权，惟独对压在头上的掌握政权的地主阶级没有明确的反抗表现，这是祥林嫂反抗的局限性。

祥林嫂是鲁迅塑造的“熟悉的陌生人”。“熟悉的”是指：这个形象具有概括性、普遍性，看起来似曾相识；“陌生的”是指：这个形象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

祥林嫂的一生是苦苦挣扎的一生，其结果，却被地主阶级诬蔑为“谬种“。鲁四老爷说”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个谬种！“地主阶级年终”祝福”，作为酬神祈福的盛举，是要“吉利的”，他们嫌恶穷人在这时死去。鲁迅在刻划地主阶级丑恶嘴脸的同时，也深刻地写出了祥林嫂是被黑暗势力吞没的。鲁迅不但写祥林嫂在物质上、肉体上的被剥削、摧残，而且写她心灵深处的痛苦。通过祥林嫂的悲惨遭遇，作品深刻地揭露旧社会、旧制度的黑暗。祥林嫂的死，是旧中国农村劳动妇女对黑暗的封建制度、残酷的封建礼教血和泪的控诉，她的悲剧更代表着封建宗法社会里千千万万劳动妇女的命运。可以说，在中国文学史上，无论哪一个时期的作品，还没有象鲁迅这样真正写出一个中国农村妇女的灵魂。因而，鲁迅在这方面的成就是前无古人的。

从敢于闹事到妥协的爱姑

爱姑是鲁迅塑造的又一个典型。这个典型，也是鲁迅根据生活的真实人物塑造出来的，是旧中国中产阶层妇女悲惨命运的高度典型化的集中体现。

爱姑是有点“身份”的人，但没有过高的身份。说她有点“身份”，是因为她有“体面”的娘家和“高门大户都走得进的，脚步开阔”的父亲。但爱姑又没有过高的身份，她父亲庄木三到底还不能与慰老爷平起平坐，更不能跟七大人平起平做。庄木三父女到慰老爷家去，只能先进门房喝年糕汤，走进客厅里去也只能站着。爱姑看见七大人的头顶是秃的，可是那脸和脑壳都红润，便以为那一定是擦着猪油。对于“屁塞”以及那上面的“水银浸”，对于鼻烟，爱姑都一无所知。这些细节描写都说明不能把爱姑的身份估计得过高。所以应该说爱姑是中农以上，地主以下的身份。

爱姑的被迫离婚，说明当时在农村处在中产阶层的妇女，处境仍然是悲惨的。夫权、族权有绝对的权威，丈夫姘上小寡妇，不管原配夫人是三茶六礼写来的、花轿抬来的，也不会受法律保护。只要公婆不喜欢，不管你是否低头进、低头出，是否一礼不缺，也只得走。政权是夫权、族权的基础，夫权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闹了几处的离婚事件，只经豪绅七大爷（在地主慰老爷家）两句话就解决了。一句是：“公婆说‘走！’就得走。”七大爷还振振有辞，吓唬爱姑说：“莫说府里，就是上海北京，就是外洋，都这样。”公婆为什么不喜欢爱姑呢？那是因为“‘老畜生’只知道帮儿子”，这说明，在当时衙门八字开，维护的只是夫权、族权的利益；另一句是：“来——兮！”七大爷这一高大摇曳的声音，连爱姑也感觉到“大势已去”，晴天霹雳。爱姑刚才的放肆，刚才的“闹事”、想计回“公道”，已荡然无存。可见，由于七大爷的“威严”，爱姑只好妥协。接着，便是两家互换了“红绿帖”（订婚时交换的帖子），取消了婚约。可见，“来——兮！”这两个字裨就是离婚的判决书。这就告诉爱姑，即使拼出命来，施家也不会家破人亡，封建政权是绝对维护夫权、族权和地主阶级利益的。

爱姑具有“母夜叉”的性格，撒野、泼辣。丈夫“小畜生”姘上“小寡妇”，“老畜生”又袒护儿子，爱姑要回娘家搬兵讨伐，要出这口“恶气”，要把施家搞得家破人亡。因为爱姑是地方上很有点权势，“沿海居民都有几分惧怕”的土乡绅庄木三的宠女，有一个土乡绅父亲作为靠山，所以她受不得别人的钳制，更不知天高地厚。爱姑能说会道，撒野、泼辣，从她闹离婚“一闹就是三年”即可见一斑。爱姑只知道压在自己头上的正是她所信奉的封建主义制度。所以她一开始在七大人面前力数“小畜生”的不是，在七大人面前据理力争，满以为七大人“知书识礼，顶明白的”。最后还是七大人的一席话使爱姑如梦初醒，“觉得自己是完全孤立了”，也使明白了封建主义的真实面目，可惜为时已晚。爱姑外强中干，对弱者逞强，对强者软弱，从敢于闹事到妥协，这就是爱姑的经历。她为了与施家“赌气”，又是吵，又是骂，又是砸，非把施家搞个“家破人人亡”而后快。但当她在地位比她更高贵的七大人面前，心“突突地乱跳，仿佛失足掉在水里一般”，显得那么软弱、无能。当七大人说出最后一句话：“来——兮！”后，她不由自己地说：“我本来是专听七大人的吩咐……。”爱姑的态度一百八十转弯，从敢于闹到彻彻底底的妥协，最终变得恭恭敬敬，唯唯诺诺。

爱姑的悲剧，充分说明了处在中产阶层的妇女，同样逃脱不了遭人践踏的悲惨命运。这种现象在旧中国是普遍存在的，是“熟悉的”；爱姑亦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因而又是“陌生的”，是与众不同的这个。

从追求个性解入到走上绝路的子君

《伤逝》的女主人公子君是鲁迅先生塑造的又一个成功的妇女形象。子君是现代文学作品中一个具有反抗精神、最终被旧制度吞噬的女青年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伤逝》写的是知识妇女的悲剧。

子君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为“五四”革命狂飙所唤醒的女知识青年。她常“谈伊孛尔，谈泰戈尔，谈雪莱”，并以这些资产阶级个性主义者的民主革命思想来激励自己，子君和涓生终于结合了，也曾经有过安宁和幸福。但婚姻自主胜利后，子君却步不前，变得浅薄、庸俗、怯弱，与涓生在人生态度上主生分歧，爱情终于出现了裂痕。成家后的子君，不但没有像涓生一样继续学习和探索，争取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个性，发挥自己的才能，做一个自立于社会的女子；而是终日全力理家治内，甘心情愿作一个举案齐眉的贤妻良母，她变得浅薄、庸俗和怯弱。在家庭中所处的从属地位，更滋生了她的自卑心理。她常常看涓生的恨色得事，连一颦一笑也受制于人。当她现现涓生开始冷淡她时，也不敢询问，终日提心吊胆，生怕涓生抛弃她。她自觉但又不自觉地走上千百年来中国妇女走过的老路，最后连已经实现的婚姻自主也不能自主下去。涓生终于与子君分手，子君在绝望中，又回到了父亲的封建家门，在无爱的人间郁郁而死。

子君在追求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与封建势力的斗争中，曾表现出无所畏惧、超人的勇气，是个勇士。当她的行动受到家里原极力反对和阻挠时，她坚定地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何等勇敢！何等坚强！何等自信！这句话显示了子君鲜明独特的个性，这是“五四”新思潮对子君的影响。子君还从易卜生《玩偶之家》娜拉的形象中得到启发和精神支持。热恋时期的子君，对于路人的蔑视、老东西和小东西的侮辱，表现出出大无畏的井然和平静，如入无人之境。但子君是在封建正统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小姐，她的思想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她的反抗虽然坚决，但不彻底。随着时间的推移，子君的个性解放终于逐渐显出它的旧面目来。当涓生拿出一张雪莱的半身裸体铜板像给她看时，妇君”只草草一看，便低了头，似乎不好意思了“，这显示出旧首先观在她身上的作用。涓生失业了，子君立即显出软弱性，在经济重压之下，他们爱情的裂缝越来越大。涓生离开她后，她没有争辩，更没有反抗，而是静静地让她父亲接回原来那个封建家庭里。她最终没能走上与旧制度彻底决裂的革命道路上来。

子君的这些个性特点，是与她所外的时代和生活环境息息相关的。子君的爱情悲剧显示了个性解放的巨大局限性。形象地说明只有进行社会革命，在社会解放的前提下，妇女才能获得真正的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个性解放是人格独立的必要前提，个人的经济独立是人格独立的物质基础，失去了这个基础，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人格独立。而人格独立也只有在彻底的个性解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子君的爱情悲剧说明，没有经济独立，妇女解放就如同空中楼阁，迟早是要倒塌的。而以个性解放为武器，单枪匹马同整个封建势力进行斗争，其结果只能是失败。鲁迅先生在《关于妇女解放》中进一步指出：“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妇女真正彻底的解放必须是在整个社会变革之后，必须把妇女解放同社会革命融为一体，必须把个性解放与社会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

从祥林嫂、爱姑、子君三个代表不同阶层的妇女形象中，鲁迅深刻而鲜明地显示了自己对妇女解放问题的思路：

妇女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必须首先取得政治上的翻身，经济上的独立权；要达到解放的目的，必须推翻封建制度，必须进行深沉韧性的战斗。

鲁迅的作品，像匕首、像投枪，直指封建制度。鲁迅的这些思路，也印证了恩格斯的精辟论述：“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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