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对魏晋文学的影响
在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国，根深蒂固的儒家和道家已经形成了近一千多年，面对强大文化的冲击，佛教从东汉到三国时代再到魏晋，基本都是处于以翻译经典为主来弘扬佛教，却三国之争，魏国统一天下没有多久便被司马炎篡位，成立了西晋时代，因为他不修朝政，荒淫无度，致使人民困苦不堪，很多有志之士不能一展抱负，而西晋以儒家的尊王的思想统理国家，致使不满朝政的这些文人雅士用另外一种思想来对抗儒家，这便是老庄的道家思想。再后来，五胡乱华，东晋偏安，迁都洛阳，分成了北方和南方，北方前后16国，南方的东晋偏安了一百多年，这么长的一段时期里，由于战火纷飞，老百姓民不聊生，这些文人雅士便都跑去深山用老庄“无为”的思想来度日，也因此接触到了在深山里修行的出家人，这些出家人也是饱读诗书之人，和这些文人在闲谈政治之余，也大量地引入了佛教的思想，于是这些文人也对浩瀚高深的佛法产生了兴趣，开始研究起经典来，但是佛法深广高深，又加上他们长期受到老庄思想的熏习，便把佛教的一些思想曲解为和道家相似的思想，比如佛教讲空，他们便误认为是道家的“无为”，而佛教的四大被误认为是道家讲的五行等等。这就是格义佛教。简单地说，魏晋时期，因为翻译的经典有限，政治混乱，对佛教的发展也造成了很大的局限，东晋道安大师出现，对于格义佛教的问题提出了质疑，然后亲近了神僧佛图澄，而龟兹国的高僧鸠摩罗什大师也正是在这个时代来到了中国，受尽了种种磨难，在这十多年中，他也痛学中国文化和语言，所以后来鸠摩罗什大师运用中国人的文化和语言翻译出来经典，创立了真正属于佛教的词汇，比如“布施”“持戒”“般若”等等，才真正让佛教重新以一个全新的面目出现在大众面前。很多中国的出家人便跟随大师学习佛法，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什门四圣和什门八俊。从此佛法才真正被中国人运用佛教的思想来理解。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治动乱，干戈四起，在现实中人们无法从中得到心灵的慰籍，便转从佛教中寻求解脱，他们清淡玄言佛理，诗乐书画往还，高雅脱俗、优游闲适而又情韵无穷，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模式。其基本格调更切近于老庄的泯于自然和佛教的虚心静照，也更适合于偏安于山明水秀之间的心境。
中国佛教艺术的飞跃发展，是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中国社会大动荡的时代。来自印度的佛教思想在中国迅速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大的交流。这种交流不仅对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中国美术和雕塑艺术的发展也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在绘画方面，顾恺之、陆探微和张僧繇等画家，一方面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汉画的技艺和风格，一方面又受到了来自印度、西域的佛教绘画表现手法的影响，在绘画理论和表现手段方面，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这一时期的绘画、雕塑等艺术作品中出现的人物形相，大多面目清瘦、褒衣博带，神采飘逸，这基本上是南朝士大夫生活理想和审美情趣的真实写照。由此而形成的“秀骨清相”的风格，成了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南朝画风的代表．
文学创作方面则有很多，不仅从哲理上，也从声律上对中国的文学产生的重大的影响，从而形成诗理即是佛理的文坛现象。
从魏晋开始，历经南北朝，包括唐代前期，是中国文学中古期的第一段。魏晋南北朝期间，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在这些变化中是最有意义的，正是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其他的变化和发展。佛教是在东汉永平年间传入到中国来的，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佛教渐渐与儒学、道教相并列，成为中国古代三大教派。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更是形成了三教合一的局面。这足以看出，佛教的传入，不仅对中国古代政治有着巨大的冲击，同时也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坛。魏晋南北朝期间，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渐渐出现。“文学自觉”指的是文学及文学创作主体意识到文学的独立性和价值性，自觉地对文学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等进行探讨和认识，促进文学按其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其实早在东汉时期，文学的自觉性已经开始出现。这种变化的标志之一是张衡的《归田赋》，赋中虽然尚未显示鲜明的个性，但分明已有一个抒情主人公在，自我意识加强了，个人价值得到了关注。文学自觉性变化的标志之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玄言诗盛行。魏晋时期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它的理论形态就是玄学。这是一种思辨的哲学，对宇宙、人生和人的思维都进行了哲学上的思考。玄学不仅是道家的一种思想体现，同时也包含了许多佛学的成分。佛教在东汉传入后首先被附于黄老之家，魏晋时代则依附于玄学，所以玄言诗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佛学思想的影响。
东晋的诗歌流派，约起于西晋之末而盛行于东晋。代表作家有孙绰、许询、庚亮、桓温等，其特点是玄理入诗。玄言诗是由新的社会思潮改变了士大夫的人生追求、生活习尚和价值观念。儒家的道德教条和礼仪规范已失去了原有的约束力，一种符合人类本性、返归自然的生活，成为新的追求目标。这是“玄”的心灵世界的外观，也是那个乱世之下士大夫痛苦内心的折射。敏感的作家们感受到了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运的艰难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这就促发了魏晋南北朝的文人们多以生死诗和隐居诗为主。“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陶渊明《拟挽歌辞》）这些诗句表明了当时魏晋南北朝最伟大的诗人陶渊明关于生死的想法，“有生必有死”其实这也是受到了当时玄学的影响，这里面包含了佛教思想，即“生死说”。
佛教思想创新了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形式。齐梁陈三代是新体诗形成和发展的时期。所谓新体诗，是与古体诗相对而言，其主要特征是讲究声律和对偶。因为这种新体诗最初形成于南朝齐永明年间，故又称“永明体”。《南齐书·陆厥传》：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当时的诗坛巨匠沈约在《答陆厥书》和《答甄公论》中提出了“四声八病”之说，即诗歌韵律的八种禁忌：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四声八病说”与佛教梵文吟唱的转读有关。“永明新变之体，以四声入韵，傍纽旁纽之音理，启发于悉昙，反音和韵之方法，取资于《通韵》，此梵音有助于诗律者也。声文之理、乐与诗正相涉而不可分。”（《梵学集》）在这里可以看出，佛教、佛经对当时的文学起到了一定的间接影响。
佛教是外来文化，但与中国文化的结合，尤其是与中国文学的结合竟然是无懈可击。这并非是巧合，而是必然。如果说: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那么佛教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心脏。特别是在文学方面。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真是处于一个文学自觉时期，也是一个文学发展的时期。此时佛教对魏晋南北朝的文学自觉性注入了一股新的推动力，同时佛教、道教和儒学三教合一，为佛教对后来朝代的文学起到了应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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