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教育思想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以“生活即教育”为核心，是对杜威“教育即生活”理论的深化和批判。他认为教育与生活密不可分，教育必须融入生活才能发挥作用，提倡“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生活教育是终生的，它以生活为基础，脱离实际生活的教育是无效的，他反对“死教育”和“死学校”的理念。

“社会即学校”是陶行知对杜威“学校即社会”观点的创新，强调教育应扩展到社会各个角落，通过社会的广泛实践来培养人才。学校不再仅仅是传授知识的场所，而是社会改造的工具，根据社会需求来设立和运作。

“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的教学理论，他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主张在做中学、在学中做，教法、学法和做法相互关联，知识的获得与实践密不可分。这种观点与杜威的“从做中学”有所不同，陶行知的“做”强调劳力与劳心的结合，是“行是知之始”的体现，重视通过行动获取知识。

生活教育是陶行知改造旧教育和社会的途径，他认为只有打破传统的死读书模式，才能真正实现教育的活化。生活教育理论对旧教育的批判和对实践的重视，对当时普及识字和扫盲教育具有积极意义，也对现代教学方法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

陶行知（1891.10.18--1946.7.25），汉族，安徽歙县人，毕业于金陵大学（1952年并入南京大学）文学系，中国人民教育家、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爱国者，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曾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先后创办晓庄学校、生活教育社、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生活教育理论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理论核心。著作有：《中国教育改造》、《古庙敲钟录》、《斋夫自由谈》、《行知书信》、《行知诗歌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