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谁的谁 白马湖文学
白马湖文派研究综述
从中国新文学社团（文派）史看，浙江地域的新文学社团，或曰文派，有两：一为湖畔诗社，所在地——杭州。二为现代散文“白马湖派”，所在地——浙东宁波与上虞。湖畔诗社早为学界所确认。而对于散文白马湖派的认识，则是近些年的事。
（一）
“流派”，若从字源上推究，即是由水的别流而引申为事物的流别。据说《尚书·禹贡》中对河流关系的记载，是“言流别之始”。可知“流别”概念的出现之早。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曰：“赋自诗出，分歧异派”就是以水的同源别流现象喻示文体的分合。将“流别”的方法用于学术史领域的，当推《汉书·艺文志》对诸子百家之学的总结，从不同的源流所确认的“儒家者流”、“道家者流”、“法家者流”等九流，实际上具有学派的性质。“流别”的方法在文学批评中也不乏应用。例如沈约将自汉至魏400余年的创作史归结为“文体三变”，他说：“原其飙流所始，莫不同视《风》、《骚》，徒以好赏异情，故意制相诡。”如果说《风》、《骚》是水源的话，三体之变就正如“水别流”而成“派”了。也兴许是“水之别流”而成“流派”吧，中国新文学流派史中，少不了散文“白马湖派”。
从浙东水系看，“白马湖派”之发生在浙东的宁波与上虞，似也依稀可见其流脉。浙东群山中，会稽、四明、天台山三山最为著名。其中四明山与天台山对宁波非常重要，宁波东南面的天台山余脉，挡住了台风，西边的四明山中间突然中断，姚江直流而过，通过姚江水道，将宁波港口与内陆河道连结起来，这在长江三角洲恐怕是惟一的。三山环抱之中的剡溪，在唐代已经是一条吸引过众多诗人的溪流，李白四入浙江，两上天台山，去世前一年还想再度剡中。今人称之为浙东“唐诗之路”。它是以鉴湖、曹娥江、剡溪为纽带，西起会稽山，南括天台山，东至四明山，其面积不过是全国的750分之1，却吸引了唐代诗人的7分之1即228人前来游弋讴歌。而剡溪流至宁波奉化境内，是为奉化之源，后又转入奉化江，流至宁波，与余姚江、甬江交汇而出海。
上虞与宁波同属于浙东水系。然而，在这三山环抱之中，有一条以东汉孝女命名的曹娥江，却另辟蹊径，由南向北一路流淌。当其快要汇入杭州湾之前，突然在百官镇地方转向了西北。就是这个百官往东15里，抵驿亭，你就会发现，在其南侧，有一片水雾茫茫的湖泊，那便是白马湖了。湖的南岸，象山矗立，屏障似的挡住了湖的扩展。湖畔的春晖中学，当年执掌教鞭的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等擅长散文创作，他们的散文，似有共同的特点或近似风格，那就是像优美的白马湖的湖水一般的清淡自然，隽永纯净。这个百官镇，是为古县治上虞县之所在。那里曾留下过孝女歌功颂德的、著名的《曹娥碑》。而东晋时，上虞县西南45里东山山下的国庆寺，则为太傅谢安的居所。围绕着太傅居所，曾有谢公调马路、白云、明月堂，还有所谓蔷薇洞。当年李白游东山，写下了这样的句子：“不向东山久，蔷薇几度花？白云还自散，明月落谁家？”
可见，会稽、四明、天台三山之间，向为人文荟萃之地，山水自然与人文性灵之互交，使得白马湖的毓秀汇成一川清流，进入了新文学流派史的长河。在白马湖畔，传出了一段新的佳话，那就是散文“白马湖派”。流派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犹如水之别流作为一种自然现象，它产生于特定时空中。然文学流派又存在于特定的人际关系中。从这个意义上判别，散文白马湖派包括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朱光潜、刘薰宇等几家，叶圣陶、俞平伯虽不是春晖中学教员，但也曾在那里考察，作过短期讲学，又与夏、朱、丰、刘等意气相契合，他俩的散文风格与其它文学流派相比照，更具有白马湖派的风味。叶圣陶与夏丏尊还结成儿女亲家，因此也可将其归入白马湖派之列。在这派散文家中，夏丏尊可谓“冠冕”人物，或者说是代表人物。他的后背是一群志节卓荦之士，新文学高手“同志集合”其间。夏丏尊不啻出生于白马湖边，在那里生活与劳作得最久，其人品、文品最为典型。尤其是他的文章风格，最有即如周起莘在《雷琴记》（见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台湾启新书局1968年版）中所说的“浙之东之文，清以淑”的因子——率直真挚，清淡素朴，言近而旨远：为文大都从日常生活中取材炼意，将其深挚的感情（或爱或憎、或忧或喜、或首肯或排拒）包溶在平淡的生活场面中，且能真切实在地加以表现，有几分动情就直陈几分，不回避藏匿，又不强为渲染，故作多情，更不作态。
（二）
写上述背景材料，为的是希冀能给白马湖文派综述作铺垫，并对此予以足够的重视。
最早提出这个命题的是台湾学者杨牧。1984年在其《中国近代散文选》（台湾洪范书店印行）的前言中提出了“白马湖派散文”的观点，认为其风格“清澈通明、朴实无华，不做作矫揉，也不讳言伤感”。然而杨牧并没有作深入的论述。大陆学者关注此题的，最早的有两位，一是陈星，二是朱惠民。陈星在《台、港女作家林文月小思合论》（文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中，指出“白马湖散文作家群的作品风格——清澈隽永、质朴平易，从不矫揉做作，力求自然畅达”。几乎同时，朱惠民就此问题展开具体的论证。他在《现代散文“白马湖派”研究》（文载《宁波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中认为“从散文的艺术特质、作家的创作思想和审美情趣、生活经历以及时代、地域、社团、副刊诸多因素综合考察，以朱自清、夏丏尊等为代表的文学研究会宁波分会作家群的散文创作，确确实实已构成独具一格的以清淡为艺术风味的散文流派。”“由于那些散文文格洁净，文味清淡得如同白马湖的湖水，加之以作家此时都生活在上虞白马湖畔，我们姑且称它为‘白马湖派’”。紧接着他以此为理论依据选编了《白马湖散文十三家》（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于1994年5月出版面世。应该说，陈星与朱惠民对这一问题的先行研究有着不可磨灭的拓荒之功。陈星于1996年在台湾出版的《教改先锋——白马湖作家群》的专著（后又在大陆出版《白马湖作家群》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8月版），则以“白马湖作家群”作为核心理念，使白马湖派的研究拓阔了视野。而朱惠民的《红树青山白马湖——〈白马湖散文十三家选编后记〉》，则“为这一议题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础”。
（三）
大陆两位学者对于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台湾学者对此的再度关注与回应。台湾学者张堂锜又对这一问题展开论析。他的观点揭载于《清静的热闹——“白马湖作家群”的散文世界》一文中（文载于《从黄遵宪到白马湖》正中书局1996年出版）。对于张堂锜的研究，大陆学者姜建说：“他立论的依据基本源于朱惠民《白马湖散文十三家》，但在观点上则更倾向于陈星的‘作家群’说：‘因为，这些作家主要的依托是文学研究会宁波分会，他们和北方的语丝社的美文系统合流，形成以周作人为主的小品散文流派的一翼比较适切。既为派下分支，再称之为‘白马湖派’并不妥，不如以‘群’称之较无争议。’指涉对象并无二致的同一群人，却有‘散文流派’和‘作家群’两种说法。这两种说法不分高下，以至于应该具有权威性的辞典（尽管实际上许多辞典未必具有权威性）也不得不试图调和这两种说法。范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便对有关白马湖的辞条作了模糊处理，将作家群和散文流派合二为一，在‘白马湖散文作家群’辞条中称其‘清新严谨、温雅淳朴的风格更趋成熟，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散文流派’。”
如果说，张堂锜单篇文论还嫌其简要的话，那么，问世于1998年的煌煌大著《清静的热闹——白马湖作家群论》（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11月版），是为重要之作。它从多方面详尽地论述了这一文人群体，诚如著者自序所说：“本论文主要分成两部分：一是这群作家所代表的文人形态、思想特质、人格力量，以及与时代对应下所显现、焕发出的人文精神，作为知识菁英的文化关怀、文学理念、社会意识、人生抉择等，换言之，以‘人’为主体；另一部分则是着眼于他们的作家身份，他们在文学艺术、特别是散文方面的表现，这也是此一群体形成的重要因素，他们是如何实践着一种清隽、质朴、淡雅有味的文学风格，彼此之间如何激荡出风格相近的作品，有那些作品流露出浓厚的白马湖风格等等，换言之，这部分是以‘作品’为中心。以这两个大方向为基点，并以文化、地理、教育、出版等为‘外视角’，艺文创作的审美心理与艺术特征为‘内视角’，力求能把握住这群作家在思想上与文学上的集体风貌，此为本论文希冀勾勒、完成的理论格局与学术框架。”此言诚然。
（四）
关于白马湖文派，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它滥觞于白马湖，发展于立达，延伸于开明。这在朱惠民所著的《白马湖文派散论》（香港国际学术文化资讯出版公司2006年8月版）和王建华、王晓初所编的《“白马湖文学”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1月版）表露得很清晰。朱惠民说，立达学园脱胎于春晖，它的班底是春晖中学的教师，另有一部分教师来自宁波省立四中，他们之中多为文研会宁波分会成员，因而，从宽泛的视角看，立达学会可视为宁波分会的扩展、白马湖派的延伸。同样，有论者如吕晓英表述了同样的看法：白马湖作家群，“它滥觞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发展延伸于上海的立达学园，成熟于上海的开明书店”。可见，尽管有白马湖派、白马湖作家群、立达派、开明派的多种说法，但其指涉对象则大体是同一群体，笔者以为，这一群体的称谓以其群体的孳生地——白马湖命名则更为妥帖。更况且，我们研究的重点似当放在其本质内涵的把握上，没有必要去穷其外延，调和其多种说法。事实上，对于这一课题尚有很大研究意义与拓展空间，特别是对其共通性、规律性的研究尚不深入，其形成的深层背景，创作态度、艺术精神等群体的整合研究还有待于不断开拓。
譬如，丰子恺在春晖的艺术教育思想研究还无人问津，丰子恺的艺术教育研究者所据以的材料多为丰子恺在1927年后所作，如《童心的培养》、《儿童的大人化》、《西洋画的看法》、《废止艺术科》、《美与同情》以及1939年的《艺术教育》（广西宜山：浙江大学油印讲义）等，而对于丰子恺写于春晖时期的材料则很少关注。（事实是，丰在春晖时期，对于艺术教育的论述已有自己的体系。笔者最近发掘的佚文《由艺术到生活》便可豹见其一斑）。因而也缺乏对其作出系统的理论梳理与研讨。
又如，对于白马湖闲适散文的研究，尚有深入之必要，似可据以直接写白马湖的名篇，诸如夏丏尊的《白马湖之冬》，朱自清的《春晖的一月》、《白马湖》，丰子恺的《山水间的生活》，俞平伯的《忆白马湖旧游》，王世颖的《既望白马湖》、《黄昏泛舟》，弘一法师的《白马湖放生记》，陈望道的《从鸳鸯湖到白马湖》进行整合研究。白马湖的闲适散文所追求的是高雅的情趣，是“静虚”之境的“陶钧文思”，作家们力求经过这一“静虚”气氲的过滤，使自己心理感受自然的静趣，求得劳作后的养息，进而获取创作的感悟。
再如，白马湖文派结派方式的研究，他们的“同志的集合”，显然不是党派或有形的社团，完全是志同道合相凝聚。他们之间过往密切，交谊深厚，有关文本读来令人如沐春风。他们或定期例会，茶聚酒会；或相约碰头，三五夜话。叙别相迎送，华诞相庆贺。他们之间有和谐的切磋，激烈的争论。既相濡以沫，又相忘江湖。却很少有钩心斗角和落井下石之举。白马湖文派“同志的集合”，其主要价值似乎展示了这特定时代、特定群体的特定人群—— 新文化运动中的一群可敬可爱文化人。
（五）
白马湖文派研究正越来越被学者们关注，相关的课题立项并结题，使得这一研究的价值有了提升。由绍兴文理学院傅红英承担并主持的2005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常规课题“白马湖作家群与中国新文学”的研究成果之一：《白马湖作家群的命名及研究范畴论说》已发布在《浙江学刊》2007年第5期。另由杭州师范大学陈星主持并承担的2006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从白马湖派到开明学派演变研究》，据悉现已完成，课题之成果之——《白马湖作家群溯源》与《从“湖畔”到江湾》先行刊布于《丰子恺研究学术笔记》一书（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年7月版）中。
看来，白马湖文派已被人确认，这是值得欣慰的。早在1991年笔者写《现代散文“白马湖派”研究》时就说过：“白马湖派”，这是客观存在的文学流派，整个作家群体不仅有着共同的文学主张，所出的作品且有趋同的风格特征。纵然它未被适时地发现、认识，但却是不容抹煞的，迟早要被人确认。时隔十几年后，这个文派的存在已成共识。笔者要为它在中国新文学流派纷呈和消长的历史书卷中，争个“席位”，也非是很遥远的事情了。新文学的众多研究学者已在不同场合、不同文论中，认同了这一文派的存在。这里仅举其荦荦大端。
1995年，商金林（北京大学）在《朱光潜与中国现代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中，以“朱光潜与白马湖派”印证了这一观点。
1997年，徐雁（南京大学）以《白马湖散文十三家》为题，写书话盛赞“白马湖派”散文。此文收辑在其著作《雁斋书灯录》（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一书中。
1997年8月出版的王尧（苏州大学）所著的《询问美文》一书中，有一篇题为《平屋杂文》文中，提及“近年来有学者认为现代散文的流派中有个‘白马湖派’”。
早先于1987年钱理群、吴福辉等所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中就关注到这一文学现象，称之为“立达派”，后于1998年的修订本中改称为“开明派”，而吴福辉在1996年12月19日所写的《海上升“开明”》文中则又称为“白马湖派”（参见《游走双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2006年8月出版（复旦大学出版社）的经典文库——《李叔同著〈送别·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吴福辉、陈子善主编）导言里再次提到了白马湖作家。
2006年7月出版的《平屋主人——夏丏尊传》（南通大学王利民著，浙江人民出版社版）以其整章的篇幅，传述了白马湖派。
此外，笔者在与朱金顺（北京师范大学）、王欣荣（山东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等书信交流中，他们也都认同了“白马湖派”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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