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篇影评！！！！！！！！！！！！！

求一篇影评《一次别离》的影评！！ 很着急 谢谢了~

一、译名的“分离”
　　
　　把英文片名"A Separation"直白地译成“一次别离”似乎是欠妥的，个人觉得译成“分离”或许更为贴切。一来，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在接受采访时也说，“Separation”涵盖了诸多的层面，如何去理解，这个问题需要留给观众自己。"A Separation of...."这个语法结构提供了一种开放性的解读方式，但中文名“一次别离”却隐约有种一锤定音的意味，弱化了电影本身的多重寓意。二来，看完整部电影，你会发觉所谓“别离”并没有太多向过去告别的意思，也并非是一个位于时间轴上的重要节点，而是将各种“分离”全都交织在一个故事中，且无论在哪一层面上，都显示出了一道鲜明的分野与裂痕。导演阿斯哈·法哈蒂正是试图通过两个不同阶层家庭的碰撞来揭示出这道分野与裂痕的存在。
　　
　　
　　二、精英与精英的分离
　　
　　纳德和西敏所组成的中产阶级家庭，显然是伊朗社会中精英的象征。他们有房有车，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体面的工作，负担得起护工和家庭教师的开销。但导演阿斯哈通过开篇那接近4分钟的长镜头，透露出这个中产家庭正遭遇到的解体危机。一反惯例的是，在离婚的当口上，西敏依然承认纳德是一个得体而正派的人。他们唯一的分歧在于，西敏拿到了出国的签证，因为她不愿女儿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至于是何种环境，阿斯哈狡猾地略过不表，点到为止——而纳德不愿离开患有老年痴呆的父亲。老年痴呆的父亲是个明显的隐喻——一个老迈而病入膏肓的祖国。西敏质问纳德，你父亲还认得出你这个儿子么？纳德回答，这又有什么区别呢，我认得出他是我的父亲啊。国家失序的症状之一，便是中产阶级的逃离。离开还是留守，纳德和西敏无疑代表了这一群体中两种截然相反的的观点。颇有意味的是，纳德在法院的长凳上对着女儿Termeh举手起誓时，却不想把身边和他拷在一起的士兵的也牵了起来——选择离开的大可自由地离开，决心留下的却处处为僵硬而强大的体系所掣肘，还有比这更绝妙的讽刺么？
　　
　　
　　三、民众与精英的分离
　　
　　比起精英内部的裂痕，民众与精英之间已然是一道鸿沟。而这也是整部电影着墨最多的部分。
　　
　　护工Razieh和她的丈夫Hodjat无疑是底层民众的象征。他们在身处精英阶层的纳德和西敏面前，几乎毫无话语权。 Razieh在和纳德的薪资谈判中使出了浑身解数，但所有的努力都在后者的一句“下午之前给我个答复吧，这样我也好找别人”前烟消云散。而她的丈夫，背了一屁股债的Hodjat也只能祭出“如果我干得不错，能不能加点？不满意你可以不付钱。”这种以退为进的策略。对此，隔着玻璃窗的纳德根本不置可否，他只顾提出自己的要求：你明天来吧，带上身份证。
　　
　　在精英阶层的眼中，Razieh和Hodjat他们，无疑属于一个和自己全然不同的群体。如果我没有遗漏的话，在纳德和西敏的对白中，有意一次也没有出现过Razieh和Hodjat的姓名。对他们来说，民众只是一张张模糊的面孔。其中一场戏是这样的：纳德下班回家，目不直视地称呼Razieh为“女士”，边敷衍着她的问候，边直奔女儿的家庭教师而去，主动打招呼并称对方为“Ghahraii太太”。两相对照，区别立现。另一个更明显的桥段是：纳德的女儿Termeh在法院的走廊里背诵课文：“在萨珊王朝时期，人们被划分为两个阶层：上层特权阶层和普通阶层(the normal class)。”她的外婆立马纠正说，是"普通民众(the normal folks)”。而此时占据镜头的，正是Razieh和Hodjat的女儿，她在一旁鹦鹉学舌地附和着Termeh的背诵。导演的用意再明显不过：分离的阶层观念，不仅是后天的自然演变，更是一种人为的假定和预设。
　　
　　而在双方的直接交锋中，这种差距更是体现得尤为突出。在法院里，面对纳德和Ghahraii太太条理清晰的反驳，Hodjat只能愤懑地对法官说，“我没什么可失去的了。”然后他指着纳德，“我的问题在于，我没法像他一样能说会道。”他情绪失控，他被判蔑视法庭，可他除了以头撞门之外再无他法。而他的保释担保人，还必须有公务员或企业主的身份才行。其后，Hodjat放弃了在法庭上的言辞争辩，转而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来获取真相。他闯进学校逼迫Ghahraii太太对着《可兰经》起誓，而誓言完成的那一刻便意味着他最后的出路也被堵死。另一边的纳德完全不同，他只通过一个简单的实验就证明了，他不可能如Razieh所说的那样，把她从门口推落至台阶，因为这根本不可行。此时，在民众与精英分离的背后，还隐含了另一种层面上的分离——宗教信仰和世俗规则之间的分离。而无论从哪种层面上来看，高下立判，胜负已分。
　　
　　事实如此，在精英阶层面前，普通民众彻底居于被动。平时，他们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而当他们试图抗争时，又完全力不从心。但吊诡之处在于，在纳德的父亲——伊朗国家的象征——患病之后，西敏选择离开；有工作有女儿的纳德无暇顾及，只好选择雇人帮忙；因此恰恰正是沉默而弱势的Razieh担负起了最脏最累那些活。阿斯哈以此完成了一幅无比精确的社会速写。
　　
　　
　　四、道德与现实的分离
　　
　　在事故发生之后，尽管纳德、西敏与Razieh、Hodjat处于相互对立的立场，但他们都在各自道德的约束下被卷入了这场纷争。只不过，一方信守的是传统的宗教道德，另一方遵循的则是世俗世界的法律规则和个人道德。但这还只是一个开端。
　　
　　Razieh的看护工作受制于宗教道德，在为老人洗澡之前，还需要打电话向宗教权威请教是否可行。在这个一路狂飙的现代世界里，古老的宗教观依然顽强地延续着它的生命力，传统和现代的裂痕也因此日渐彰显。而因为顾忌丈夫Hodjat的感受而不敢坦白车祸实情的Razieh，一边要将这出戏继续演下去，一边又暗暗地受到道德的谴责。这种挣扎一直持续到纳德和西敏愿意出钱赔偿，才触及到她的底线。讽刺的是，她道出实情的理由并不是担心会给自己的女儿带来负面的影响，而是害怕会招来可怕的诅咒。她的丈夫Hodjat同样是一个虔诚的信徒，也一个因无力养家而自责的男人。当Razieh袒露车祸实情后，他想收下赔偿金并独自承担说谎的罪过。此时，在与宗教道德的冲突中，身为父亲和丈夫的责任感最终占据了上风，赢得了一场近乎自残的胜利。
　　
　　纳德为女儿温习单词，告诉她写正确的答案，即便因此被扣分也无妨，则是一处用来勾勒人物性格的铺垫戏。在顺便嘲笑僵硬的学校教育之余，更是在表明纳德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他不介意为坚持原则付出小小的代价。但面对法官的追问时，他却违心地说了假话。当恪守道德便意味着遭受法律的制裁，当坚持的代价过于高昂时，向现实妥协成了一种无奈的选择。其后法官要求询问他的女儿Termeh，纳德既没有鼓励她说出真相，也不曾怂恿她为他圆谎。他没有勇气向上攀升，同时也拒绝继续坠落。他的不选择，却等同于将选择的重担转移到了Termeh的肩上。而这一转移，不想却成为了另一种分离的肇因。
　　
　　
　　五、童年时代与成人世界的分离
　　
　　Termeh和Razieh的女儿一起玩桌上足球的那一场戏，是全片中为数不多的几处亮色之一。那个时候，她们还生活在一个用童话与课本堆砌出的世界里——那是一个黑白分明的世界。当她们的父母不约而同地选择用谎言来应对时，灰色出现了。她们被迫承担起了不该由她们承担的重负，保守着一个昏暗浑浊的秘密，她们成了各自父母沉默的同谋。而后，Termeh迫不得已在法官面前不动声色地帮着父亲圆谎，转眼又在汽车后座上泪流满面。她的童年时代从此崩塌，而在它的废墟之上隐约出现了一个不可捉摸的成人世界。临近结尾时，这两个孩子那阴沉对视的一幕，堪称全片最惊心动魄的画面。在这沉寂的四目相接中，两个小女孩一同在向她们的童年时代无言地告别。一个残酷的成年仪式完成了。
　　
　　
　　六、纳德与西敏的分离
　　
　　纳德与西敏的分离，是整个故事的源头，同时也构成了诸多“分离”中最浅显可见的一个层面。事实上，分居起初只是种姿态，是一件纳德和西敏用来博弈的武器。纳德以为女儿和自己更亲，她不走，西敏也不会走；西敏知道女儿为了留住她会呆在父亲的身边，所以除非纳德弃子认输，她也走不了。两人之间，便维持着这样一种微妙的平衡。但西敏和纳德在是否该支付赔偿金的问题上相持不下，以至于所有本已被按捺下的矛盾瞬间井喷，情势的发展渐渐超出了两人的控制范围。当西敏朝堵在门口的女儿大喊：“鬼才答应过！”时，一切都变得无可挽回了。影片最后，阿斯哈又安排了一个纳德和西敏在法院长廊里等候判决的长镜头，所有的“分离”都在这里等待观众给出自己的答案。
　　
　　
　　七、伊朗电影与大陆电影的分离
　　
　　好玩的是，对于大陆电影而言，最后还会多出这一层面上的分离。那些老是把怀才不遇归咎于投资匮乏的苦主们可以闭嘴了，人家这部基本用手持摄像机拍摄的《分离》才花了不过区区30万美元，这点钱都不够国内某些豪华烂片做宣传的，用来雇水军在网络上刷分可能还差不多吧。至于把所有症结都推诿到审查制度上的借口，似乎也显得不那么可靠了。继《三个傻瓜》和《芭萨提的颜色》令我们惊觉，原来印象中只会又跳又唱的印度电影已经远远甩开我们一大截之后，面对受到同样桎梏的伊朗电影，大陆电影还留有多少自辩的余地呢？整体水准低劣，审查制度当然难辞其咎。但个人拍不出好电影，恐怕只有怪自己内功不够。对此，借用卡尔维诺的一段话再合适不过了：“免遭痛苦的办法有两种，对于许多人，第一种很容易：接受地狱，成为它的一部分，直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第二种有风险，要求持久的警惕和学习：在地狱里寻找非地狱的人和物，学会辨别他们，使他们存在下去，赋予他们空间。”

一部永远的经典 ———评影片《阿甘正传》
看完这部影片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经典中的经典。我无法用一个明确的主题来写这篇影评，因为它真太经典，可以写的东西太多，可以讲的主题太多。
——————题记
本片主要讲述了一个在人们心中智商有缺陷的阿甘，确在自己的人生中书写出了让人无数正常人可遇而不可求的人生。大学，入伍，创业，成功，结婚，生子，甚至周游全国，他一个也没有落下。在写这篇文章之前去网站上看过其他朋友对这部片子的评论，的确，经典就是经典，所有人都对本片赞不绝口。甚至有很多人说最初爱上电影是因为本片。或许，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就有很多人在看这部片子。现在就开始以的刚刚入门的水平浅谈一下这部片子吧。
一部好的影片其实在人物选择上就开始决定了片子的可看性，在《阿甘正传》中导演
选择阿甘这个在智商上有些缺陷上的主人公，而在这个主人公的身上发生的事情，在正常人看来是不可想象的。得到国会勋章，两次得到总统的接见，代表国家出访。我想每一位第一次看这部片子的观众都是不感相信。也正是这样一种在我们看来不可思意的冲动引发了我们的观看兴趣。我想每一有点电影专业知识的人都知道这个原则，我们构建人物形象时一定要首先给人物设置困境，然后让人物主动解决困境。然而在本片中我们看到阿甘这个主人公处处都在被动，然而一样能够引起我们的观看兴趣。在我看来正是导演对阿甘这个形象的巧妙设置使得本片有了如此大的魅力。
关于这部片子的主线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有人说是阿甘的跑，有人说是片子中出现的历史事件。就个人来讲，我比较赞同主线为阿甘的跑，因为正是因为阿甘的跑让阿甘这个在常人看来不可能有什么出息的人，居然成就了那么多常人无法做到的事情。也正是这些在正常情况下不可能发生在片子主人公身上的事情，才使本片有了可看性。试想一下如果没有阿甘的跑，他怎么会被橄榄球教练看上？如果没被橄榄球教练看上我们的阿甘就很难进大学。
如果没有阿甘的跑，阿甘就不会在越战的丛林中救出那么多同伴。其实阿甘的跑也不仅仅局限于跑这个动作，更多是一种人生态度。正是因为这样一种人生态度，才有了阿甘捕鱼公司的成功，有了阿甘与珍妮走在一起，有了阿甘人生中的种种奇妙际遇，才有了这样一部影片。
在情节构架上，这部影片环环紧扣，几乎没有一个多余的情节。从阿甘在校车上巧遇珍妮到阿甘在大学中进入全美橄榄球队，再到阿甘在越南丛林中的一切等等等等，有谁敢说哪一个情节是多余的。这些奇迹般发生在阿甘身上的事，其实正是初看本片的观众的最大看点之一。在阿甘这个人物身上所发生的了一切，完全是现实生活中一个人几辈子都不可能遇到的事情，确偏偏在阿甘短短这30几年中发生了。然而这些情节在本片中的一次次的出现完全没有让我们感到突兀，这就不得不说导演采用的用主人公讲述的方式。几乎是在片子一开始主人公就在公车站台上坐着对一个个陌生人讲述自己的一切遭遇一直讲到片中的现在。可以这样说，只要在片中运用这样一种方式，无论片中的情节怎样发展，都可以大大降低片中情节的突兀感。其次导演在情节与情节的前街中巧妙的运用埋伏笔的手法，这或许得益于本片本身就改编自一部小说。这种手法是文学创作中最常用到的一种手法，电影本身就是文学创作才发展，当然不可能少这种手法。现在我们就结合影片中的具体情节来看看导演在片子中对埋伏笔这一手法的运用。在阿甘去参军前，珍妮对阿甘说：“遇到什么事你不要逞能，你只要跑就可以了。”接下在我们在片子中看见阿甘在越南丛林中不断的跑，不断的救自己的同伴，然后阿甘得到国会荣誉勋章。还有同样是在越南，有个人黑人教阿甘打乒乓球，这让阿甘亲自参与了美国与中国的乒乓外交。其实这一手法在片中用到了许多许多次，只是我们没注意罢了。如果没有这一手法的运用本片的可看性必将大大降低。
我想每一任何一个初次看本片的观众会在看片的过程中怀疑这些事情发生在阿甘这个主人公身上的真实性。我们可以看看对阿甘这个人物的选择。阿甘，他是一个智商与常人相比有一定缺陷的人物，那么很多在常人身上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他身上发生就可以说是情有可原了。比如在越南的战场上一次又次冒着生命危险救同伴，机缘巧合出现在黑人运动的集会中······其实我们在后来的其他导演对人物构架上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人物构架方式，最近的就是王宝强饰演的人物，《士兵突击》中的许三多，《我的兄弟叫顺溜》中的顺溜。从这个角度讲王宝强很大程度上有模仿汤姆·汉克斯之嫌。其次在阿甘身边的人物个个都是真实的，他们不像阿甘一样属于模范人物。先说珍妮，她从一个天真无邪的女孩开始沦落，吸毒，烂性，甚至染上某种病毒（在这个问题上我赞同网上有位朋友的观点，我们不应该去猜测珍妮到底是染上什么病毒），最后我们有一次看到了一个天使般的珍妮。再看看在阿甘在越南的长官布鲁，他在片中最初出现时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军官，后来因为两条腿的失去而沦落，最后在阿甘潜移默化的鼓励下重拾信心，可以看到这同样是一个无比真实的人物。这样导演就成功解决片子的真实性这一问题。
本片的成功除了导演的另一位大功臣应该是汤姆·汉克斯，记得以前还经常把他和汤姆·克鲁斯搞混。对于这位好莱坞首曲一指的喜剧演员的演技我们大家是毋庸置疑的，如果没有他出色的表演我想本片的可看性同样会有所降低。可以说汤姆·汉克斯对阿甘这一人物的拿捏是非常到位的，让我们丝毫没有感觉到做作的痕迹。对于阿呆这个角色的度汤姆·汉克斯是把握得很好的。有时我们觉得他就是一个正常人，有时又明显感觉到他与正常人是有一定出入的。在片中，汤姆·汉克斯饰演的阿甘在刚刚入伍时与黑人长官的那段简短的对话，完全是一个正常的士兵。可在总统面前当着电视直播他脱下裤子给总统看他臀部的枪伤，这是一个正常人不可能做的。任何一部电影离开了一名出色的演员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我们应该庆幸上帝让汉克斯出演了这部电影，为这个经典的剧本增添了光彩。
个人比较喜欢的这部片子中的镜头运用，本片多次将推拉移跟用得如此平滑，简直可以说是一种视觉上的享受，看到如此美妙的镜头就像水流轻轻滑过指间般柔顺。在片子的一开始，将镜头对准一枚随风飘动的羽毛，当羽毛飘起时镜头随着羽毛滑动，下落时镜头同样随着羽毛滑动，当我们用心去体味时不禁为本片摄影师高超的技艺所折服。这些综合镜头的运用让我们的心仿佛也随着羽毛舞动，跟着它飘上云霄。片子中几乎所有的镜头转换都不是单单的推或移，而是将两种镜头综合起来实现的。比如在小阿甘在入学时他坐在办公室外，导演为了凸显人物内心时必须将镜头由中景推为特写，这时镜头缓缓推中带移，这样使得镜头显得不至于突兀。这样美妙的视觉享受决不是一般的摄影师能够做到的。
另外本片平行蒙太奇的运用也是十分明显的。因为阿呆和珍妮在一段时间中是处于两个不同的环境下了，所以就运用平行蒙太奇，将两个人串联在一起。片中在阿呆和珍妮不在同一个镜头中时都采用了这样一种方式。
一部片子要成经典必不可少的是影片中透露出的深刻的意义，这就是纯粹的商业片永远不可能成为经典的原因。作为一部经典的影片本片当然蕴含了的深刻哲理，这也是网友们对本片谈论得最多的东西，也是本片长生不衰的秘诀。一百个观众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同样，每个人对影片的观赏角度不同对影片的认知也就不同。但是无论如何认知《阿呆正传》中的深刻含义都必须从主人公阿呆入手。首先我们看到阿呆这个人物他的所有特点都来源与他与常人的差距。有人说阿呆不是傻瓜，他只是比常人少点什么。对，阿呆只是比常人少点什么，他少的是自私，少的功利化，少的是做每一件事强烈的目的性，这一切都是我们这个社会看起来成功不可缺少的东西。但是我们的阿呆却获得了我们无法想象的成功。他所做的是只是坚持，遵守若言，遵从自己内心的感受。导演在这部影片中花了大量的笔墨对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行为作了大胆的嘲讽。正是这样一个时刻遵从自己内心人，偏偏得到总统的接见，代表自己的国家出访，得到了无数的荣耀。看看我们自己吧，每天在做多少对不起自己，对不其别人的事。然而我们又得到了什么？如果我们每天醉心于暗算别人，踩着别人的身体往上爬可以得到片刻的安宁，请继续。同时导演将现实中人们缺少的东西一个一个放在了阿呆的身上，让每一位用心品味本片的观众去深思。强烈的责任心，坚持的毅力，遵从自己内心的勇气，用和睦的心对待身边每一个人。这些阿呆有，我们很多人却没有。是我们做不到吗？对不起，请不要为此找借口，不是我们做不到，是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勇气。还有就是阿呆作为一个在智力方面有一定缺陷的人，却在他的每一个工作中都表现的如此出色，若要究其原因，其实唯有两个字而已，那就是坚持。其实仔细说来阿呆的的一身是没有任何目标的，但杂哎任何事放到他面前时他就以最大恒心和毅力去坚持。或许他真的很“傻”，“傻”到不知道什么是放弃，所以他不会放弃，他只会坚持。这种傻我们有多少人学了一辈子都没有学会呀。
这部片子可以说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太多，以我的现在的能力实在是无法再深入分析下去。一部堪称经典的片子，永远无法用言语来说明，这就是电影，这个是电影的独特魅力。

　　无疑，这是一部在伊朗肯定是要被列为“禁中之禁”的大禁片。

　　在伊朗它是被称为“反伊朗”的，其实与其说它是“反伊朗”的，更确切的说，它应该是“反伊朗宗教专政制度”的。它像一把尖刀，直接颇开了伊朗这个神秘的文明古国，直白的将这个宗教国家的伊斯兰专政政权对伊朗人民的迫害和打压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也难怪该片在上映之初，伊朗政府就如临大敌。电影在多的戛纳电影节上获得最高荣誉评委会大奖之后，伊朗本土却公开谴责该片，有关人士Mehdi Halhor在接受伊朗半官方新闻机构Fars时，评价这部电影是“一部没有真实描写伊斯兰革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的影片，”这位伊朗电影机构的负责人对于影片能够获奖丝毫没有感到意外，认为“西方电影中敌对伊斯兰教就是始于法国，因而这部“反伊朗”的影片《我在伊朗长大》才得以制作和在戛纳电影节上得到大力推崇。”他还把这次获奖形容为“一种反传统的、不合时宜的行为”。

　　影片自从戛纳斩获大奖以来，一直受到伊朗官方的谴责。在即将举行的泰国曼谷电影节上，影片原定于2007年7月19日作为第一部影片在开幕式放映的。赞助此次电影节活动的泰国旅游局官员Chattan Kunjara na Ayudhya因为这部电影被邀与伊朗大使会晤，宣称“双方达成一致共识认为这部电影如果不放映的话，对泰伊两国都有好处。”但是他并没有指出取消放映该片能为泰国带来怎样的好处，只是提到“在艺术方面这是一部优秀的影片，但是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其他方面的因素和有可能产生的影响。”电影节主要负责人Kiriangsak Silakong对审查机构的这种做法感到十分遗憾，在接受泰国曼谷的《国家报》时认为“泰国观众无法看到这部电影，真的很糟糕。”而英国路透社还援引了他更进一步的评论“泰国已经在伊朗施加的压力之下屈服……”

　　无疑，这是一部让“伊朗政府”一度“心惊胆颤”，且对“其恨之入骨”的电影。为何一部动画片能让一个国家的政权如此坐如针毡？

　　电影描述一个具有“西方自由解放思想”的新时代伊朗女性从9岁到24岁的奔波生活。

　　电影是幽默的，电影中笑料百出，小女孩的古灵精怪，总是让人忍俊不禁。而电影中那些80年代的流行音乐又是让人那么回味。特别是女主角失恋后，准备重新振作，高唱那首《洛奇》的主题曲《Eye of the Tiger》，更是经典的画面。

　　电影又是严肃且压抑的，在让观众在了解这个女性的故事的同时，又向我们展现了她生活的大背景——现今仍然存活在“伊斯兰宗教专政”下的伊朗。从1979年，她9岁时，人们还期盼着“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君主制的“巴勒维王朝”后，能得到自由民主，到伊斯兰基本教义派掌握政权，人民希望的破灭，女性被迫戴上面纱，数以万计的人被投进监狱。从1988年，她18岁，两伊战争结束，她回到伊朗，重回那个拥有“茉莉花香”的外婆的家乡，到她24岁，迫于不适应社会的压迫而再次离开家乡，飞赴法国寻找生活的希望。电影在幽默搞笑的同时，又无时无刻的向我们描述一个性格直爽，思想新潮的女性在伊朗这个男尊女卑的社会下，生活的无奈和压抑。电影中，我们能看到对封建君主制的“巴勒维王朝”的讽刺，更能看到对至今仍然统治伊朗的“伊斯兰宗教专制制度”的批判。除外，从电影中西方国家向出于“两伊战争”的伊朗和伊拉克都贩卖武器 和 女主角在欧洲时，西方人对伊朗人的鄙视和认为伊朗只是“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恐怖主义、宗教狂热的妖魔色彩”的国家的刻板印象。我们也可以看出电影对西方社会的批判。

　　加上电影极富个性创意的黑白简明画风，更是让电影对观众充满了吸引力。而黑白的画风，其实更能恰如其分的衬托出女主角压抑的生活状态。

　　本片的影像风格，令俺想起小时候看过的连环画。当然不是所有的连环画都是这种风格，但至少有一类，就是这种画风。

　　那时候不懂得啥“表现主义”之类的东东，现在也不懂，也不觉得《我在伊朗长大》（Persepolis）的画风就是表现主义了。本片画面的线条虽然具有部分抽象性，但还是比较自然的形体轮廓，未必是每一根线条、每一坨色彩（这里只有黑与白）、每一个形体都用来表现情绪与感觉，其背景及整体构图，也没有太强的表达心理状态的作用，至少个人觉得没有突出到足以扣上“表现主义”帽子的程度。

　　事实上，在看开始几分钟的时候，本片甚至让俺想起的是《樱桃小丸子》。小女孩顽皮捣蛋、猛追法西斯帮凶小崽子等场景，让俺想起古灵精怪、经常自我臭美的小丸子同志。当然，《伊朗》中的小女孩没小丸子那么单纯，从而也就没有小丸子那么庸俗的幸福，一切都因为小女孩生活的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伊朗。

　　影片对那个时代伊朗“和谐”一面的描绘，简直是浓墨重彩。从小女孩的角度讲述这些“很好很强大”的故事，从故事本身的角度来说，固然是蛮不错的，也有那么一两丝感人的情绪。但如果要纵向地比较，说这样的内容、这样的表现方式有多么了不起、以至于必须获个啥奖，俺就觉得不至于了。

　　对俺来说，这部分表现得太直接了，司马昭之心太明显了，反而降低了冲击力。当然，爱看故事的，喜欢在故事里多愁善感一下的，看看这些还是会很有感触的。也许从小和谐到大的小可，已经变得铁石心肠了么？悲哀。

　　让俺感到惊讶的是，影片到中段突然笔锋一转，从“以小女孩的眼睛看世界”，变成以“世界的眼睛看小女孩”了。影片关注的对象，也似乎一下子从那个和谐的国家、民族与社会，聚焦到作为个体的主人公身上。单单这么描述，似乎转折会很生硬。其实不然，影片在这里制造了个虚假的预期，它让观众以为主人公出国之后，还会继续关注国内大的事态，但没想到却盯住女孩自己的人生不放了。

　　另外一个惊喜，是从和谐社会出来的主人公，显然比俺当年开放多了，听的是“铁娘子”（Iron Maiden），穿的是“Punk is not Dead”，玩的还是一夜情，而且对象是GAY，这就很超级行为艺术了。主人公的青年时期的诸多反叛与磨难，显得“成长”的这个主题很突出，但未免太突出了点，搞得人拿“女性主义”的标签到处贴。

　　“女性主义”不是不好，但是搞来搞去没点新花样就有些腻歪。剥除动画的外衣，以真人演绎这点题材和内容的话，欧洲先锋同学们难道不觉得炒了很多隔夜饭么？即使就这件相对于皮克斯动画来说很另类的动画外衣而言，也未必有多了不起，各种影像技巧无一不是很家常。
　　经历，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也许有一天你会回头发现，原来你站在见证历史的舞台上，即使充当灯光下的配角都是值得的。
　　一直无法理解，中东地区那样严密的宗教管制如何能够让人民信服，如何让人民有生活在自己国土的优越感。这是不属于自己的世界。于是，在广州小北看到那么多来自中东的女人在火热的夏天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很是心疼，不都离开那个严密的国度了吗？为什么还要和自己过不去！朋友在巴基斯坦过得不算好，生活太平淡，甚至想给我买条美丽的裙子都找不到一个女人做参谋！这样的国家在阿巴斯的手下变得更让人敬而远之，于是，我们再以轻松的眼光来审视，让《我在伊朗长大》中的玛赞来讲述她的故事——
　　从他们长达8年的战争中，我看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影子，经过了改革开放，迈过了一层层的经济发展，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伤的人们才走出了它的阴霾。这是没有经历过的人无法理解的心绪，所以说，经历真的是美妙，它承载了太多的喜怒哀乐，然而，它又催促着人在生活中成长。
　　玛赞说，她在奥地利是外国人，回到了伊朗，她还是外国人。她的人生变得毫无意义，她总是在逃避自己的国家。我忽然有些理解那些海外游子，他们何尝不是饱尝着这样的心酸在生活着，即使他们拥有别人羡慕的一切，而他们却在羡慕别人！玛赞很有勇气，很突破地和宗教老师顶嘴，在学校的大会上为了女性的公平和学校叫嚣，然而，她在伊朗太渺小，这个被宗教包装得失去本真的国家，不会给她任何机会平反。我可以想象在伊朗还有很多像玛赞一样内心挣扎着生活的女孩子，她们不甘于埋没在头巾里，她们不愿意将青春隐藏得密密实实，甚至没有和男友牵手的自由！
　　玛赞为了逃避战争离开了德黑兰，战争没有将她打败，却被一场恋爱打败。她回到德黑兰，战争结束了，一切归于假象中的平静，假到甚至没有人活得真实！玛赞希望真实地活着，却发现这个国度的宗教意识已经渗透到了整个国家的政治中，于是，一切变得比战争前还要糟糕，母亲还是将玛赞送到了国外，因为玛赞对自由的追求让她在德黑兰举步维艰。仿佛玛赞像个被社会遗弃的孤儿，她的亲人深深地爱着她，却无力保护她，他们以为只能将她送离伊朗才能换来这个孩子的幸福，他们却不知道，这个孩子更需要的是抓住爱的实在感，她已经飘泊了太久了，她的心轻得可以随时被风吹走，然而，她却不得不一直飘下去！有一天，玛赞会死去，死的时候会很轻很轻，然后被风吹走，像羽毛一样一直飘荡……
　　这一切都关于她的经历，她的经历让她没有安全感，让她变得虚空！这是一个国家造就的悲哀。
　　我在广州的第一处住所是猎德，听说猎德是追求完美的道德的意思。在与猎德亲密接触的短暂的时间里，我经历了它拆迁的过程，这是个巨大的工程，因为它的陈旧和它周围集中的高档CBD不合，于是出于经济社会的原型，它被淘汰来适从这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城市画报》对猎德进行了全面的挖掘，直到今天我才知道，原来，我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有它美好的点滴，而我当初看到的只是每天都必须面对的各类民工不安好心的眼光，这一切让我心有余悸。讽刺的是，我居然是那些将猎德推倒，还在一旁幸灾乐祸的高级CBD们的同党，我的工作就是在最高档的CBD中炫耀我们的成就。虽然，现在我离开了那里，但是我真切地感受到——我是帮凶，将猎德一步步推向了毁灭！
　　我一直认为广州是文化氛围浓厚的地方，但是你必须戴上眼镜慢慢搜寻。循着《城市画报》的脚步到了广州，虽然现在已经离开了，我却对广州有了某种自私的情结。在广州短暂停留的四个月里，我却在猎德、冼村和车陂留下了深深的足迹，我不爱这些地方，我以为那里都住着为了生活奔波劳碌，没有任何精神生活的打工仔们。原来，我忽略了我生活中的美，我真的没有仔细去研究过这些地方，在《城市画报》上看到昔日猎德的身影，那些熟悉的画面如泉涌般蔓延，我们曾经在楼顶聊天，面临停电的大热天我们畅快地吼着《死了都要爱》……曾经Ben送我回冼村时，对它充满了鄙视，我也同样忽视了它存在的意义。满布的祠堂在向我展示着它的历史，也许有一天这里的历史也会被社会发展的脚步铲平。在车陂的生活很惬意，因为那是辞职后的庸庸碌碌，我不知道我住的那栋楼里有没有一位诗人，或者某个画家正在为了他们的梦想奋斗，现在才知道我错过了和才华相遇的机会！
　　终于，在今天，我深刻地意识到经历的含义多么巨大。我居然成为了见证猎德拆迁的其中一位外来者，这绝对是我的荣幸。至少在面对那些熟悉的画面时，我的心中翻滚着回忆的酸楚。经历，它可以改变一切——它将玛赞推向了一生飘零的命运，却教会了我珍惜现在的幸福！感谢神，我知道你为什么将我引导到了东莞，我在这里真的开始享受专门性了！

影评，如果是老师留下的作业，那么写的太那个也不好，下面这个是我找来的影评，很适合给老师交代用！！

《我在伊朗长大》夹杂着独特的失落与伤感，它反映出被西化以及世俗化的伊朗知识分子对现实社会微妙的失望和孤独感。导演文森特·帕兰德和玛嘉·莎塔琵用黑白动漫勾勒出一个令人浮想联翩的世界，他们既保持了人物描述的单纯和简洁，又让影像在沉重忧郁中透出难得的幽默和温情，战争、死亡、政治迫害、离别伤痛等等，被一种舒缓绵长的曼妙深情消解，重构的历史和想入非非的个人生活终究化作挥之不去的永久乡愁。影片画面富满伊斯兰特质，导演利用花卉、蔟叶、人体轮廓或者独特的几何图形，构建起一种直线、角线或曲线交错的、有别于主流动漫风格的画风。音乐上主要采用类似伊斯兰乐曲的单音音乐，以单线进行的旋律为主，辅以必要的修饰，独特的弦乐器演奏，配合钢琴、横笛缓缓展开，透过其间，一个去国怀乡者满怀深情的哀愁和咏叹跃然纸上。
影片取材自导演之一，玛嘉·莎塔琵同名自传性漫画。作为一个漂泊异乡的伊朗知识分子，同时作为一个目睹自1979年以来伊朗政治文化变迁的女性，她对伊朗这个国度表现出奇特的爱恨交加。一方面，这片国土留下她童年的回忆、家庭的温馨和文化认同，是她永恒的归宿和根源；另一方面，这个国度又让她备受伤害，战乱纷呈、亲人死去、自由受限，直至最后不得不远走他乡，忍受其他文化人们的恶意揣度和猜忌。革命、战争看起来都毫无意义，伊斯兰文明在现代化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岌岌可危。随着工业革命而崛起的基督文明和西方文化横扫全球，影片中随处可见的西方流行文化即是例证，欧美品牌入侵、流行音乐特别是朋克音乐风生水起，ABBA和Iron Maiden都是年轻人所耳熟能详的乐队。面对这一切，当局如遇洪水猛兽，在他们看来，这些是导致伊斯兰文明衰落和分裂的物象，西方文化就是片中那幻化为骷髅的自由女神像，它们如当年十字军东征般恶毒。非伊斯兰价值观念、文化、生活方式带来的巨大冲击，让传统社会结构和家庭、部族关系都产生动摇。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变化速度远远超过人们思想意识发展水平和心理承受能力。就如同片中人们看到电视里日本歌伎时满怀不解，看到电影中肆虐杀戮的哥斯拉时愤怒非常，这一切都非其他文明的人们所能够理解的。
与佛教和基督教文明不同，穆斯林生而为穆斯林，他们没有选择权力，去不去寺庙做礼拜，只是区分穆斯林好坏的标准，而非区分是否为穆斯林的标准。伊斯兰文明一贯崇尚政教合一，宗教影响到他们的一切，包括政治、文化以及日常生活、人际关系。20世纪初伊朗推动立宪运动，后来又受到俄国十月革命发展，左翼运动蓬勃发展。影片中共产主义者阿鲁什即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从参与策动阿塞拜疆的西尔哈棉省独立，到后来漂泊俄国学习马克思主义，之后被巴列维专制政权监禁，最后被伊朗革命政府绞死，他每时每刻都显得如此不合时宜。阿鲁什实际上象征着伊朗知识分子的尴尬境遇和困惑，追求西方式民主自由看来并不能使伊朗摆脱困境。巴列维政权推行全盘西化的“白色革命”并未让伊朗变得真正富强起来，相反，工业化造成大部分人流离失所，这成了该政权覆灭的祸根。穆斯林陷入迷惘之中，他们把这一切都归咎于宗教意识的淡漠和忘却，归咎于世俗化和现代化。带着此种不满情绪，他们希望从早期的宗教教义中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把解脱现世的苦难和民族振兴的理想寄托于伊斯兰教的复兴。于是，伊朗发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霍梅尼政府上台，重新建立起一个政教合一国度，但这显然也非人们所期盼的结果，满怀希望的知识分子再次受到打击，阿鲁什以为一个公正自由的社会即将来临，结果却再度被捕入狱，并且被判了绞刑。那两只送给玛赞的天鹅，成了阿鲁什一辈子难以实现的自由迷梦。
革命伴随着解放的梦想，而人们迎来的却是原教旨主义者严酷的教义陈规，妇女重新披上头盖、禁酒令颁发、西方用品被禁，人们生活恍若回到远古，片中玛赞在街头偷偷购买朋克录音带被抓的场面令人难忘，两个披着黑色长袍、蒙着头盖、形同幽魂的妇女与玛赞纠缠不清的细节，是影片最辛辣可笑的一幕讽刺。“一个品行优良的女人，是一个在男人直视自己的时候懂得回避目光的女人，抬头是一种罪恶，要受到火刑的处罚。”新政府如此告诫妇女们，然而现实无法压抑内心的躁动，在男女见面时那一幕幕违反教规的回眸一笑，成了对法令最好的抗议。这种法令看似恢复伊斯兰原有教义，实际上却是男权社会对女性一次变相奴役，正如同玛赞的质问：“我们的宗教是为了掩盖我们的生理特征呢？还是只是为了与时尚作对？……看看那边的男性，他们可以穿任何衣服，留任何发型，而且他们穿着紧身裤，我们都能看见他们的下体，为什么作为女人的我们，就做什么都不可以了呢？是不是作为男人就有不遵循宗教的特权呢？”这才是症结所在，大众复兴伊斯兰文化的梦想，成了政客们牟取私利的工具。他们说新政府成立后没有政治犯，而玛赞不解，“我的叔叔在沙赫统治下被关进监狱，但是这个新政权绞死了他，您跟我说现在没有政治犯了，您怎么解释在沙赫统治下的3000政治犯，变成现在的30万呢？您怎么能这么用谎言来欺骗我们呢？”
由此看来，不管政治气候如何变迁，知识分子追求自由的梦想注定幻灭，在这个生活与宗教密不可分的世界里，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注定徒劳。专制之下，腐败滋生曼长，所有政治罪名，都无非敛财借口和生存需求。玛赞说，“在沙赫（伊朗国王）逃离国家后的几个月，这个国家仿佛来了一个大转变，所有人都变成革命者，所有人都成了对抗沙赫的革命者，我们邻居（玛赞）家脸上那块因意外造成的伤疤，突然就变成因战争而造成的伤痕。在我们校长的带头下，我们把课本里所有关于沙赫的内容都撕掉了，整个国家的政治仿佛来了一个大转弯，昨天还是国家公敌的人，突然成了民族英雄了。”一切如同游戏，普通大众不过是被任意摆弄的棋子罢了，玛赞的父亲评价两伊战争时叹道：“西方国家把武器卖给战争双方，我们都被卷入了这个愚蠢的游戏中，八年毫无意义的战争，整整一百万人丧生，他们的死亡没有任何意义。”
在伊斯兰的教义中，信仰是建立在服从和执行上，而非质疑。如同影片中玛赞幻想中的真主所说，“你要相信我是绝对公正的，判断不是你应该做的事，你可以做的只有原谅。”但这些在西方文化影响之下的人们还是开始躁动不安起来，在严格的政治监控之下偷偷地举行舞会、饮酒、穿时尚服饰，这些在西方人眼中习以为常的生活，在此却可以造成致命结果，那个逃避警察追捕的男人纵身一跳，跌落于高楼之下，命殒当场，这就是现实。玛赞在阿鲁什死后终于产生了对真主不该有的质疑，而这一刻，她注定要终生被放逐。
十四岁时，玛赞被父母送往奥地利上学，在那里，她经历了另一种绝望。当真正进入西方文化中时，才发现自己只不过是个局外人，融入群体如此艰难，西方人迥异的审美观和价值取向让玛赞难以适应，电视里播放的谋杀案是如此陌生，纸醉金迷的生活是如此空虚。好不容易迎来的第一份爱情，却发现那只是个懦弱的同性恋者，文化隔膜导致的猜疑和误解，成了她永远的无法摆脱的梦魇。不断流浪，不断迁徙，万家灯火的圣诞节里，独自对着电话彼端的父母浅浅哭泣。多少年来，自以为对西方文化了如指掌，真正面对时才发现一无所知。按照玛赞奥地利同学的说法，“不管怎么说，一切都是徒劳，生活本身就毫无意义，当人们开始注意这种空虚的时候，他们就无法生存了。”这就是西方人的醉生梦死的价值观，这样的社会难道就是伊朗知识分子一直所梦寐以求的完美社会？此刻政治理想彻底破灭，转而缅怀起家庭的爱与温馨。或许，只有家才是一个人心灵永远的归宿，亲人才是一个人灵魂永远的港湾，困难时相濡以沫，失落时不离不弃。玛赞的奶奶是一个关于人性与责任的意象，在那个随波逐流、盲目跟风的世界里，她象征着知识分子最后的良知，即是“人在任何时候都应该表里如一”，艰难也好，困境也罢，有了这种信念，人才有生存的理由。第一次出国时，玛赞甚至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伊朗人。再度漂泊时，她坦然面对。
的士司机：“您是从哪里来的？”
玛赞：“伊朗。”
一切嘎然而止，那一刻，只有忧伤。

《我在伊朗长大》夹杂着独特的失落与伤感，它反映出被西化以及世俗化的伊朗知识分子对现实社会微妙的失望和孤独感。导演文森特·帕兰德和玛嘉·莎塔琵用黑白动漫勾勒出一个令人浮想联翩的世界，他们既保持了人物描述的单纯和简洁，又让影像在沉重忧郁中透出难得的幽默和温情，战争、死亡、政治迫害、离别伤痛等等，被一种舒缓绵长的曼妙深情消解，重构的历史和想入非非的个人生活终究化作挥之不去的永久乡愁。影片画面富满伊斯兰特质，导演利用花卉、蔟叶、人体轮廓或者独特的几何图形，构建起一种直线、角线或曲线交错的、有别于主流动漫风格的画风。音乐上主要采用类似伊斯兰乐曲的单音音乐，以单线进行的旋律为主，辅以必要的修饰，独特的弦乐器演奏，配合钢琴、横笛缓缓展开，透过其间，一个去国怀乡者满怀深情的哀愁和咏叹跃然纸上。
影片取材自导演之一，玛嘉·莎塔琵同名自传性漫画。作为一个漂泊异乡的伊朗知识分子，同时作为一个目睹自1979年以来伊朗政治文化变迁的女性，她对伊朗这个国度表现出奇特的爱恨交加。一方面，这片国土留下她童年的回忆、家庭的温馨和文化认同，是她永恒的归宿和根源；另一方面，这个国度又让她备受伤害，战乱纷呈、亲人死去、自由受限，直至最后不得不远走他乡，忍受其他文化人们的恶意揣度和猜忌。革命、战争看起来都毫无意义，伊斯兰文明在现代化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岌岌可危。随着工业革命而崛起的基督文明和西方文化横扫全球，影片中随处可见的西方流行文化即是例证，欧美品牌入侵、流行音乐特别是朋克音乐风生水起，ABBA和Iron Maiden都是年轻人所耳熟能详的乐队。面对这一切，当局如遇洪水猛兽，在他们看来，这些是导致伊斯兰文明衰落和分裂的物象，西方文化就是片中那幻化为骷髅的自由女神像，它们如当年十字军东征般恶毒。非伊斯兰价值观念、文化、生活方式带来的巨大冲击，让传统社会结构和家庭、部族关系都产生动摇。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变化速度远远超过人们思想意识发展水平和心理承受能力。就如同片中人们看到电视里日本歌伎时满怀不解，看到电影中肆虐杀戮的哥斯拉时愤怒非常，这一切都非其他文明的人们所能够理解的。
与佛教和基督教文明不同，穆斯林生而为穆斯林，他们没有选择权力，去不去寺庙做礼拜，只是区分穆斯林好坏的标准，而非区分是否为穆斯林的标准。伊斯兰文明一贯崇尚政教合一，宗教影响到他们的一切，包括政治、文化以及日常生活、人际关系。20世纪初伊朗推动立宪运动，后来又受到俄国十月革命发展，左翼运动蓬勃发展。影片中共产主义者阿鲁什即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从参与策动阿塞拜疆的西尔哈棉省独立，到后来漂泊俄国学习马克思主义，之后被巴列维专制政权监禁，最后被伊朗革命政府绞死，他每时每刻都显得如此不合时宜。阿鲁什实际上象征着伊朗知识分子的尴尬境遇和困惑，追求西方式民主自由看来并不能使伊朗摆脱困境。巴列维政权推行全盘西化的“白色革命”并未让伊朗变得真正富强起来，相反，工业化造成大部分人流离失所，这成了该政权覆灭的祸根。穆斯林陷入迷惘之中，他们把这一切都归咎于宗教意识的淡漠和忘却，归咎于世俗化和现代化。带着此种不满情绪，他们希望从早期的宗教教义中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把解脱现世的苦难和民族振兴的理想寄托于伊斯兰教的复兴。于是，伊朗发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霍梅尼政府上台，重新建立起一个政教合一国度，但这显然也非人们所期盼的结果，满怀希望的知识分子再次受到打击，阿鲁什以为一个公正自由的社会即将来临，结果却再度被捕入狱，并且被判了绞刑。那两只送给玛赞的天鹅，成了阿鲁什一辈子难以实现的自由迷梦。
革命伴随着解放的梦想，而人们迎来的却是原教旨主义者严酷的教义陈规，妇女重新披上头盖、禁酒令颁发、西方用品被禁，人们生活恍若回到远古，片中玛赞在街头偷偷购买朋克录音带被抓的场面令人难忘，两个披着黑色长袍、蒙着头盖、形同幽魂的妇女与玛赞纠缠不清的细节，是影片最辛辣可笑的一幕讽刺。“一个品行优良的女人，是一个在男人直视自己的时候懂得回避目光的女人，抬头是一种罪恶，要受到火刑的处罚。”新政府如此告诫妇女们，然而现实无法压抑内心的躁动，在男女见面时那一幕幕违反教规的回眸一笑，成了对法令最好的抗议。这种法令看似恢复伊斯兰原有教义，实际上却是男权社会对女性一次变相奴役，正如同玛赞的质问：“我们的宗教是为了掩盖我们的生理特征呢？还是只是为了与时尚作对？……看看那边的男性，他们可以穿任何衣服，留任何发型，而且他们穿着紧身裤，我们都能看见他们的下体，为什么作为女人的我们，就做什么都不可以了呢？是不是作为男人就有不遵循宗教的特权呢？”这才是症结所在，大众复兴伊斯兰文化的梦想，成了政客们牟取私利的工具。他们说新政府成立后没有政治犯，而玛赞不解，“我的叔叔在沙赫统治下被关进监狱，但是这个新政权绞死了他，您跟我说现在没有政治犯了，您怎么解释在沙赫统治下的3000政治犯，变成现在的30万呢？您怎么能这么用谎言来欺骗我们呢？”
由此看来，不管政治气候如何变迁，知识分子追求自由的梦想注定幻灭，在这个生活与宗教密不可分的世界里，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注定徒劳。专制之下，腐败滋生曼长，所有政治罪名，都无非敛财借口和生存需求。玛赞说，“在沙赫（伊朗国王）逃离国家后的几个月，这个国家仿佛来了一个大转变，所有人都变成革命者，所有人都成了对抗沙赫的革命者，我们邻居（玛赞）家脸上那块因意外造成的伤疤，突然就变成因战争而造成的伤痕。在我们校长的带头下，我们把课本里所有关于沙赫的内容都撕掉了，整个国家的政治仿佛来了一个大转弯，昨天还是国家公敌的人，突然成了民族英雄了。”一切如同游戏，普通大众不过是被任意摆弄的棋子罢了，玛赞的父亲评价两伊战争时叹道：“西方国家把武器卖给战争双方，我们都被卷入了这个愚蠢的游戏中，八年毫无意义的战争，整整一百万人丧生，他们的死亡没有任何意义。”
在伊斯兰的教义中，信仰是建立在服从和执行上，而非质疑。如同影片中玛赞幻想中的真主所说，“你要相信我是绝对公正的，判断不是你应该做的事，你可以做的只有原谅。”但这些在西方文化影响之下的人们还是开始躁动不安起来，在严格的政治监控之下偷偷地举行舞会、饮酒、穿时尚服饰，这些在西方人眼中习以为常的生活，在此却可以造成致命结果，那个逃避警察追捕的男人纵身一跳，跌落于高楼之下，命殒当场，这就是现实。玛赞在阿鲁什死后终于产生了对真主不该有的质疑，而这一刻，她注定要终生被放逐。
十四岁时，玛赞被父母送往奥地利上学，在那里，她经历了另一种绝望。当真正进入西方文化中时，才发现自己只不过是个局外人，融入群体如此艰难，西方人迥异的审美观和价值取向让玛赞难以适应，电视里播放的谋杀案是如此陌生，纸醉金迷的生活是如此空虚。好不容易迎来的第一份爱情，却发现那只是个懦弱的同性恋者，文化隔膜导致的猜疑和误解，成了她永远的无法摆脱的梦魇。不断流浪，不断迁徙，万家灯火的圣诞节里，独自对着电话彼端的父母浅浅哭泣。多少年来，自以为对西方文化了如指掌，真正面对时才发现一无所知。按照玛赞奥地利同学的说法，“不管怎么说，一切都是徒劳，生活本身就毫无意义，当人们开始注意这种空虚的时候，他们就无法生存了。”这就是西方人的醉生梦死的价值观，这样的社会难道就是伊朗知识分子一直所梦寐以求的完美社会？此刻政治理想彻底破灭，转而缅怀起家庭的爱与温馨。或许，只有家才是一个人心灵永远的归宿，亲人才是一个人灵魂永远的港湾，困难时相濡以沫，失落时不离不弃。玛赞的奶奶是一个关于人性与责任的意象，在那个随波逐流、盲目跟风的世界里，她象征着知识分子最后的良知，即是“人在任何时候都应该表里如一”，艰难也好，困境也罢，有了这种信念，人才有生存的理由。第一次出国时，玛赞甚至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伊朗人。再度漂泊时，她坦然面对。
的士司机：“您是从哪里来的？”
玛赞：“伊朗。”
一切嘎然而止，那一刻，只有忧伤。

动画片《我在伊朗长大》用非常简洁的手法讲述了一个简单的故事。正如在玛嘉•莎塔琵的原著图画中一样，电影也是主要由一系列的单调的图画构成，黑白双色，只是偶尔在灰度上有些细微差别。这个用自传体方式讲述的伊朗小姑娘的“成长的烦恼”，如此优雅、机智，让人难以抗拒。
电影看上去固然简朴，却充满温馨和惊奇，才女莎塔琵把那些非常激烈的独立精神和幽默感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对于德黑兰和维也纳城市道路和建筑的描绘，艺术性地将普通地貌变成了一首诗歌。这注定不会是一部平庸之作，如若不然，影片也不可能吸引基娅拉•马斯楚安尼、凯瑟琳•德纳芙以及丹妮儿•达西儿这仨重量级的演员为它配音——三代女星分别为主角小女孩、女孩的妈妈和女孩的祖母配音。巧的是，德纳芙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基娅拉的母亲，而达西儿则在影片《柳媚花娇》中扮演过德纳芙的母亲，尽管那已是40年前的事了。如此三人对角色的诠释可谓又自然又完美。
故事里的祖母是个坚定的、女家长式的人物，这个角色也是影片幽默的源泉之一。同时，这个角色也是影片女权倾向的具体化身。继承了祖母的意志，小姑娘玛嘉的骨血里也流淌着反叛精神，她将自由视为与生俱来的权利，并充满勇气地随时准备着挑战社会。
玛嘉生长的家族曾遭受迫害，后来随着伊斯兰革命的胜利，他们又得生活在毛拉的统治下。这段充满战争、酷刑以及死亡的历史，却被莎塔琵以一种清新、谐趣的视觉形象表达。男人的胡须和女人的披巾就像黑洞一样，吸噬了所有光亮。
玛嘉遵循了她祖母的榜样，立场始终强硬。不过，莎塔琵本人并没有被“英雄主义”所限制，影片在思想尺度上的把握如同她的绘画一样简洁而大胆，这个冷静女子追求的是在情感上向观众寻共鸣，而非单纯用标语的形式来获得大家认同。
随着故事的进展，出于安全考虑，玛嘉被双亲送到了奥地利，她在异国被孤立的无望感是对她之前在德黑兰时那股子焦躁的呼应，两者同样让人心生悲伤。她几乎在欧洲的朋克摇滚中迷失自我。在维也纳的经历，真正意义上让她的痛楚显现无遗——她独自面对进退两难的境地。
在展现这个难题的时候，影片并没有让问题变得过分容易或感性，片中人或多或少是导演莎塔琵自己年轻时候的写照，他们时常出现的或沮丧或活泼的举动，亦是她偶尔流露的自怜情绪的折射。而生活艰辛、资历丰富的祖母则没有太多时间作出左右为难，她必须快刀斩乱麻地做出抉择，她已经老了。尚且年轻的孙女儿玛嘉的选择，则归根结底是在延续她祖母的心愿，或许，也是导演本人的心愿。
在这部欢喜与哀愁交织着的影片中，色调经常是阴郁的，但同时又显得大胆而反复无常。我想，对那些坚持世界完全可以用黑白两色来表达的人们来说，这电影确是一次完美的诠释。
与其说这是绘本，莫不如说是多格漫画。黑白的色调，版画般的质感，很有风格。作者玛赞•莎塔碧生于伊朗，后来到欧洲求学并在世界范围内发表漫画作品，她在书中将自己对于伊朗这一神秘而古老国度的个人记忆描绘出来，表达方式是轻松幽默的，画面内涵却涉及成长、亲情、宗教、政治等主题。 ——中华读书报
人们谈起这个伟大的文明古国，总是将她与原教旨主义，狂热主义和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我们为一个在伊朗长大的伊朗人，知道这个形象远非真实。
正因为此，创作《Persepolis：我在伊朗长大》对我来说才这么重要。我认为，不应该根据少数几个极端分子的恶劣行为而对整个国家做出评判。我也不希望人们忘记那些为了捍卫自由而在狱中失去生命、在两伊战争中丧生、在各种暴政统治下遭受折磨、或被迫离开亲人和祖国的伊朗人。
人可以原谅，但绝不应该忘记。 ——玛赞•莎塔碧
今天很兴奋，因为我看到了近年来唯一触动我心灵的影片。感谢还有玛嘉•莎塔琵这样执着的电影人给我带来一部久违的、美妙的影片——《我在伊朗长大》。结构紧凑，很懂得镜头语言的运用，一部貌似简单的平面动画电影竟然让我在电脑前老老实实地看了一个半小时。
这是一个孩子眼中祖国的历史，描绘的是个人的成长：童年，少年，成年。一部看似沉重的历史诉说却不乏诙谐幽默的意味。黑白的回忆，彩色的现实。，独裁与专制，革命与暴力，成长的快乐与哀伤掺杂着伊朗七十年代以来的历史就这样在个体的体验中消解了。影片通过一个早熟而且直言的9岁女孩玛嘉的眼睛，揭示了伊斯兰革命后伊朗人民希望的破灭，女性被迫戴上面纱，数以万计的人被投进监狱。聪明而大胆的玛嘉，设法瞒过官方的爪牙，认识了朋克、ABBA和 IronMaiden乐队，两伊战争的爆发，让人们的生活陷入无边的恐惧中。随着玛嘉年龄的增长，她的大胆让父母对她的安全越来越担忧，她14岁那年，他们终于做出艰难决定，把她送往奥地利上学。
身在他乡、孤独脆弱的玛嘉经受了青少年惯常的苦难折磨，而且经常被等同于她所逃离的宗教基要主义和极端主义，对此她毫不退缩，极力辩白，最终赢得了认可，甚至有了爱情的体验，但是高中毕业后，玛嘉又恢复到孑然一身，而且患上了严重的思乡病。尽管这意味着她要重新戴起面纱，生活在一个专制的社会中，玛嘉还是决定回到伊朗家人的身边。经过一个艰难的调整期，玛嘉进入艺术学校并嫁作人妇，她仍然没有改变自己仗义执言的个性，继续针砭时弊。24岁时她意识到，尽管自己是个道道地地的伊朗人，却无法在这个国家生活，于是她做出了痛苦的决定，离开家乡前往法国，尽管过去被烙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但她却要追求一个乐观光明的未来。
对于伊朗政府打压这部电影，这是专制国家的一贯做法，电影就是电影，不是什么政治宣言，请不要用肮脏的政治来玷污电影艺术，记得姜文曾经说过，电影就是表达个人体验的东西，如果要强制他符合主流的口味，请你去看历史书。因此《鬼子来了》被广电总局禁了，但这部影片也成了中国抗日题材电影无法逾越的高峰！《我在伊朗长大》也符合这个规律，我敢断言：这部影片是十年之内成长题材电影的巅峰之作，很希望不久以后也会出现一部《我在中国长大》，这部电影里没有什么主旋律，没有花儿朵朵向太阳，也不会突出社会主义阳光下少年儿童的茁壮成长，唯一表现的就是在这个急剧变化的社会中个体的成长体验，表达的是一双纯洁的眼睛中的真实的中国，真实的社会，真实的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影片在港台地区的翻译名字是“茉莉人生”，这个译名别有一番韵味，仿佛玛嘉祖母胸前的茉莉花香一样伴随着玛嘉表里如一地生活，在巴黎，维也纳，还有……德黑兰。

关于这个电影 去这里看看有好多影评 http://www.douban.com/subject/1962116/
我就不往这里粘贴了，希望能帮的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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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一篇影评！！！！！！！！！！！！！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