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叔本华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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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本华的哲学属于哪一分支?~
把意志的概念提高到形而上学的高度,是个泛神论者,但是对意志哲学做完善而系统陈述的是后来的尼采。
鼓吹悲观主义的哲学家
阿尔都尔·叔本华1788年2月22日生于德国但泽,即现在波兰的格但斯克。他的父亲是一位善于经营的富有商人、银行家。他性格孤僻、暴躁、严厉、忧郁。他的母亲是小有名气的小说家,比他父亲年轻20岁。她漂亮、聪明、性格开朗、活泼、善于交际。叔本华说,他的性格遗传自父亲。真的,他自幼孤僻、忧郁,并喜欢沉思。少年叔本华被他父亲安排到法国和英国受教育。他还多次由父母带领游历了欧洲国家。这些经历使他不像许多德国人那样具有浓厚的国家主义思想,叔本华自称他的思想是“世界主义”的。
1805年,17岁的叔本华遵从父亲的意志进入汉堡的一家商号做实习店员。父亲希望他能够继承自己的事业。但是,叔本华对会计学、簿记、银行业务丝毫不感兴趣。他常常偷闲读书或沉思。他多么想从事学术研究啊!不久,他父亲突然掉到自己住宅外边的运河里淹死了。父亲的死使叔本华变得更加孤僻、忧郁、悲观。但是,没有父亲的管束,他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了。
1809年叔本华进入了格丁根大学,他先在医学系,后转入哲学系。在这里,他对于物理学、化学、植物学、解剖学、生理学、天文学、气象学等自然科学极感兴趣。1811年,他转入柏林大学,目的是去学习哲学。但他听了赫赫有名的教授费希特和施莱艾尔马赫的课却感到失望。他对费希特神秘的巧辩和傲慢的态度表示反感。叔本华还吹毛求疵地寻找费希特讲课中的错误,与他争辩。
不久,解放战争爆发,叔本华却无动于衷。他离开柏林,到离战场更远的地方躲起来,开始了学位论文的写作。1813年他完成了学位论文《充分根据律的四重根》,提交给耶拿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证书。接着他回到魏玛他母亲处,在这里,他遇到了伟大的诗人、作家歌德,与他结为忘年之交。歌德委托他研究颜色,他的研究成果是于1816年发表的论文《视觉与颜色》。由于他与母亲性格本来就不合,他母亲的放荡行为使他更为不满,所以,他就于1814年搬到德累斯顿去住了。
在德累斯顿,他勤奋著作,坚持不懈,终于用4年工夫写成了建立体系的主要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1818年3月28日叔本华在给出版商的信中写道:“我的著作是一个新的哲学体系,并且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新体系,因为这不是对某种已有的哲学体系的新的阐发,而是将一系列迄今还未有人想到过的思想最高度地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新的哲学体系,这部著作既决不同于新的哲学流派的过尚辞藻的、空泛的、无意义的妄谈,同样也根本有别于康德以后时代的废话连篇的、平淡无奇的饶舌。”1819年初,叔本华的这一著作出版了,受到歌德的热烈赞扬。
1820年叔本华被接受为柏林大学的编外讲师。当时,正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哲学受欢迎的时候。然而叔本华却反对这种哲学,并敢于蔑视黑格尔等哲学权威。同时对自己的哲学充满自信,意欲与黑格尔一争高下。他主动向校方提出,把自己一星期三次的讲课排在黑格尔授课的同一天同一个钟点。结果是,黑格尔的课堂上坐无虚席,听课者塞门填户,而叔本华的课堂上却冷冷清清,只有三五个听课者。他失败了,他自我解嘲地说:“苏格拉底在他的同时代人中又有多高的声誉呢?”
两年后,他只得怀着怨忿沮丧的心情辞去讲师职务。但是他不甘心。1826年他重返柏林大学任教,结果再度失败。1831年柏林流行霍乱,叔本华迅速逃离柏林。从此也就永远结束了他的大学任教的经历。自1832年起,叔本华定居于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他在这里一直生活了28年,直至去世。
1848年德国革命以前的日子,对于叔本华来说,可谓时乖运蹇。他讲课没人听,书出了没人买。据说,1813年出版的500册学位论文, 10年内仅售出150册。 800册主要著作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只售出100册,出版商留了一小部分,其余都当做废纸处理了。叔本华希望成功,渴望荣誉,但命运却故意捉弄他,他怨恨,他烦躁,他悲哀,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1832年,他在法兰克福的“沉思”中写道:“我的著作所遭到的极度轻视表明:或是我有负于当代生活,或是相反。而无论是哪一种情形都意味着:剩下的只有缄默。”是的,叔本华的失败,不是由于他缺乏才气,而是他有负于他那个时代的生活。那时的德国资产阶级还是一个向往革命、满怀希望、朝气蓬勃的阶级,叔本华那浸透了阴暗情绪的悲观主义哲学怎能为他们接受呢?然而,革命以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革命以失败告终。资产阶级挨了封建势力的一顿痛揍。它本来就微弱的那点革命勇气丧失殆尽。一时间,悲观失望、不思进取、苟且偷安成了资产阶级广大阶层的一般心态。1852年,叔本伞出版了《附录和补遗》一书,此书引导人们去寻找他的主要著作来读。这时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早在30多年前叔本华就把人们此时的心境展露无遗了,把他们的心里话说出来了。对于叔本华,人们大有相见恨晚之慨。1844年出版的一直滞销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立即成了抢手货,迅速销售一空。叔本华也随之名声大振,成了伟大的哲学家。一时间社会上竟出现了“叔本华势”。一些过去对叔本华抱鄙视态度的名人显贵,现在也一反常态,对他毕恭毕敬了。1855年,资产阶级在法兰克福为叔本华举办了油画像展览会。1858年叔本华70岁诞辰时,许多名人显贵登门祝贺,大量贺函从欧洲各国向他涌来。
叔本华终于成功了。他在1859年为自己的主要著作写的第三版序言中,满怀喜悦地写道:“我总算在彼得拉克的名句中找到了安慰,那句话是:‘谁要是走了一整天,傍晚走到了,就该满足了。’我最后毕竟也走到了。在我一生的残年,既看到了自己的影响开始发动,同时又怀着我这影响将合乎‘流传久远和发迹迟晚成正比’这一古老规律的希望,我已心满意足了。”
晚年的叔本华陶醉在姗姗来迟的荣誉中。他原来的孤僻、忧郁、悲观性格大有改变,人也变得和蔼可亲了。他仔细地阅读一切发表出来的论及他的文字,他花钱雇人收集报刊上评论他的文章。
法兰克福是一座美丽的小城。叔本华租了两间房子,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他没有妻室儿女,从而免除了家务之累;也没有许多亲朋好友前来造访打扰。陪伴他的只有一只名叫“阿托姆”(意为宇宙精神)的白色卷毛小狗。叔本华刻意模仿大哲学家康德的生活方式。20多年来,生活极有规律:早晨喝一杯浓咖啡作早餐,上午学习或写作3个小时;然后去餐馆吃午饭,饭后热心地吹一阵长笛;下午专心致志地阅读;傍晚在小狗的陪同下作一次长时间的散步。晚上常常去剧院或歌剧院;睡前阅读一会儿。他的房间里有大量藏书。书橱上有康德的半身塑像,墙上挂着歌德、莎士比亚的画像。地上铺着一张熊皮褥子。那是他心爱的小狗的卧处。晚年的叔本华也许是精神畅快的缘故吧,总觉得身体很好,自信能够长寿,拒绝就医用药。一日,他坐在桌旁,准备校对文稿,他等待着女房东送咖啡来。女房东把咖啡放到他面前,喊他,他没有答应——他已经离开了这个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时间是1860年。
叔本华的奇闻轶事多不胜数,这里我们不一一列举了。人们承认他是一个天才,是一个了不起的哲学家。但对他的人品往往颇有微词。著名现代英国哲学家罗素说,除对动物的仁慈外,在他一生中很难找到任何美德的痕迹。他完全是自私的。很多人指出他是一个心口不一的伪君子。
叔本华的博学多才是世所公认的。他阅读了古今东西方大量哲学、宗教典籍,熟悉欧洲古代和现代的大量文学作品,熟悉当时多种自然科学成就。他通晓英、法等多种外语。他的文风获得了广泛的好评。
叔本华在确立自己非理性主义哲学的地位时,同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派哲学家进行了顽强的、坚持不懈的斗争。他在当大学生和任教时,就讨厌、反对黑格尔、费希特。他在1844年为自己的主要著作写的第二版序言中,严厉痛斥、批判黑格尔等理性派哲学家,把黑格尔、费希特、谢林说成是“著名诡辩家”,骂黑格尔是“精神上的珈利本(丑鬼)”,说他们的哲学是虚伪的、恶劣的、荒唐的、无意义的东西,是“瞎吹牛”、“江湖骗术”。揭露他们的哲学是国家统治者的工具,而根本不是真理。说他们搞哲学不是为了追求真理,而是为了挣钱以养家糊口。叔本华对理性派哲学的批判失之适当,但确也不乏打中要害之处。
在政治立场上,叔本华站在德国资产阶级最反动的阶层一边,极力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反对革命,反对民主。他公开反对1848年革命,咒骂革命群众为“十足的暴徒”,把镇压革命人民的刽子手引为“自己敬爱的朋友”,甚至把自己的大望远镜借给他们,好让他们枪杀“暴徒”时瞄得更准。他还立下遗嘱,指定把财产的一部分捐赠给在镇压革命中负伤的士兵和死亡士兵的遗属。
叔本华之悲观主义
在一定程度上,叔本华接过康德批判主义的旗子,认为借助理性概念、范畴等来进行认识的科学和哲学,永远只能及于现象而不能达到自在之物。但他强调,自在之物之于人的道德又是不可缺少的。叔本华用两个命题来表达他的世界观:“世界是我的表象”,“世界是我的意志”。他认为,现象世界的一切都只是我的表象,而世界“实际存在的支柱”则是我的意志 。人们对表象的存在和关系的认识,都必然地归结于某种形态的“根据律”,或存在的(对时空的感知)、或变化的(知性与因果关系)、或行为的(有关人类行为的自我意识与动机)、或认识的(理性和逻辑)。而作为世界的本质存在和运动,是任何认识能力都不可企及的,只能凭直觉感知,这就是生命意志的存在和运动,它是一切表象存在与活动的根据。生命意志创造一切,而人则是生命意志客体化显现创造的最高形态。因此,人的生活意志的本源和所有行动的原因与动力,只有到我的意志中去寻找。很显然,叔本华在这里用意志取代了传统的“理性”、“理念”的本体地位,并试图从意志(而不是从理性)中去寻找生活意义,这同传统形而上学是大异其趣的。这一点也正是他吸引青年尼采之根本所在。
叔本华以其意志论对康德的道德哲学—那上帝的最后避难所,传统形而上学的最后堡垒—进行了批判。他嘲笑“康德(诚然是很方便地)把实践理性当作一切美德的直接来源,把它说成是一个绝对(即自天而降的)应为的宝座” 。叔本华强调,道德义务不能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因为人的本质并不在理性而在其生命意志。由于任何以意志为根据的行为都只能是利己主义的,因此,道德义务只能建立在正当与爱的基础上才可能,而这必须以生命意志的压抑为代价。他说:“对我们自己的义务如同对别人的义务一样,必须被建立在正当和爱的基础上。而他们自己的义务建立在正当的基础之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自明的基本原则是:意志所准,所作无害。因为我所做的总是我愿意的,因而,我对我自己所做的也仅仅是我所愿意的,而非别的什么;因此也就不会是不公正的” 。换言之,在叔本华看来,人的行动是基于自身的意志的,无所谓正当与否,行为的道德性质是被赋予的,而义务并不是建立在人的意志之上的东西,因而不可能成为人类行为的基本德性。
叔本华认为,意志是绝对的,意志自由不依赖理性。人的任何行为都是一种意志的活动。但对意志活动,我们也应该区分为作为意志客体化显现的行为和生命意志本身(“物自体”)。只有生命意志本身才是无根据的、绝对的、自由的,而意志活动则是有根据的,对引起的,相对的。这样,在叔本华看来,虽然意志本身是绝对“自主自决”的,但人类的所有行为都是不自由的。因为“个体的人、人格的人并不是自在之物的意志,而已经是意志的现象了,作为现象就已被决定而进入现象的形式,进入根据律了” 。因此,尽管人们有许多预先计划和反复思考,可是他的行动并没有改变,它必须从有生之初到生命的末日始终扮演他自己不愿担任的角色,同样的也必须把自己负责的那部分剧情演出到剧终。叔本华说:人的生存“必须不停地跳跃疾走在由灼热的煤炭所圈成的圆周线上”,永无止境却又不能不如此地走下去 。
正这因为叔本华认为人生的宿命是意志活动的必然性,所以他反对把人的幸福和快乐满足当作道德的基础的传统观点,而认为幸福或快乐与道德之间没有必然联系。相反,叔本华认为,道德行为本身意味着对个人幸福的否定,意味着行为者必须要忍受更大的痛苦,或者说,道德就是对生命意志的否定和牺牲。因为道德行为作为一种为他的给予,是与生命意志的本性背道而驰的。叔本华采用了霍布斯的逻辑,认为道德的产生是由于人类整体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为了使人类个体行为和关系避免冲突,更好地维护人类整体的生存意志,人们便在相互间形成了道德观念。
由于叔本华把生命意志本身绝对化、神秘化,并使之与现象的个体人生(表象)相隔,而且把道德视为个人自我的生命意志的否定形式,因而他必然导致悲观主义的结论。
在叔本华看来,人的本质在于其生命意志的不断追求。人这个生命个体,作为客体化的生命意志,“是千百种需要的凝聚体” 。需求、欲望和追求就是人的生命。人的欲望最基本的有二,即个体自我生存的愿望(如食色等)和人类自我发展的愿望(即“种族绵延的需要”)。人的欲望源于需求,需求就是匮乏,就是不能满足的痛苦。由于欲求不断,需要不止,因而人生也就是痛苦不止。叔本华说:“欲望是经久不息的,需求可至于无穷,而所获得的满足都是短暂的,份量也扣得很紧。何况这种最后的满足本身甚至也是假的,事实上这个满足了的欲望立即又让位于一个新的欲望,前者是一个已经认识到的错误,后者还是一个没有认识到的错误” 。这样,人生就永无快乐可言。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会因一时的纵情享乐所陶醉,然而梦醒之后依旧饥谗不已,欢乐如烟云,而相随的仍是空虚、烦恼和痛苦。烦恼源自无穷的生命欲望与有限满足于之间的间距;痛苦则是不能实现目的的自然反应;空虚则源于欲望短暂满足后的无聊。
在叔本华看来,人生除了痛苦,便是虚无。换言之,痛苦就是生命的本质。而且,意志现象愈臻于完善,痛苦就愈烈。植物没有感受,也就无痛苦感;动物的感觉能力有限,痛苦也就是相对的;唯有人,作为生命意志客体化现象的最高阶段,也是最痛苦的。而在人之中,天才又最为痛苦。当人们甘于痛苦之后,所剩的又只是一个巨大的无聊。所以,叔本华说,人生就象一个“钟摆”,摇摆于痛苦与无聊之间,永无休止。
既然痛苦是生命意志本身的必然产物,那么,要解脱痛苦就只有否定生命意志。叔本华认为,解脱痛苦有两种方法,一是通过艺术的“观审”达到暂时放弃自己的生命意志的解脱;一是通过禁欲彻底否定生命意志来求得永久的解脱。
叔本华认为,艺术是人们解脱痛苦的良方,人们通过艺术活动而进入审美的“纯粹观审”,沉浸于对艺术的直观中,生命便进入了忘我的超然境界,使自我的主观性“自失”于艺术对象的观审之中。这样,个体就可暂时超脱自我生命意志的缠绕,逃离痛苦的大海。为此,叔本华把艺术称为生命意志的“清净剂”,并认为,建筑美和自然美是最基本的观审,悲剧则是最高的观审,而音乐则是最深沉的观审。不过叔本华强调,艺术观审只具有一时之效,一旦人们从艺术的观审中回醒过来,作为生命意志的存在和关系又重新套到人们身上,痛苦的折磨又重新开始。因此,人们不能指望靠艺术来净除永生的痛苦。
要净除永生的痛苦,必须彻底否定生命意志,叔本华认为,这就需要以禁欲乃至死亡的方法来摧毁生命意志。叔本华说,禁欲就是“故意的意志摧毁” 。由于只要生命存在,“整个生命意志就其可能性说也必然还存在,并且还在不断挣扎着要再进入现实性而以全部的炽热又重新燃烧起来” 。所以,惟有禁欲和死亡才能彻底挣脱生命意志的桎梏,摆脱痛苦的人生。
叔本华认为,禁欲是基于对生命意志本质的顿悟和意识,它有一些最基本的方式,即自愿放弃性欲,甘于忍受痛苦和绝食自尽。叔本华说:“因为性欲是生存意志的核心,是一切欲望的焦点,所以,我把生殖器官名之为‘意志的焦点’。不独如此,甚至人类也可以说是性欲的化身,因为人类的起源是由于交媾行为,同时两性结合也是人类‘欲望之中的欲望’,并且,唯有借此才得以与其它现象结合使人类绵延永续” 。所以,自愿放弃性欲是对生命意志的首先否定,也是告别痛苦人生的第一步。与此同时,叔本华强调,痛苦既是生命意志带来的苦果,也是人生苦难的“净化炉”。人们只有佛教教导的那样,甘于忍受现实人生的煎熬,达观恬淡,才能真正彻悟到绝望人生的底蕴,进而自觉地超脱痛苦,进入“寂灭中的极乐”。但是,根本否定生命意志的唯一绝对有效的方法,则是自愿绝食死亡。这种“自杀”是一种不同于普通一般的自杀,它不是从生命意志中产生的,而是一种“完完全全中断了欲求,才中断了生命”的行为 。当人达到这一步,也就消解了痛苦,宣告了无聊人生的终止,而剩下的就只是一个虚无。“随着自愿的否定,意志的放弃,则所有那些现象,在客体性一切级别上无目标无休止的,这个世界因之而存在并存在于其中的那种不停的熙熙攘攘和蝇营狗苟都取消了;一级又一级的形式多样性都取消了,随意志的取消,意志的整个现象也取消了;末了,这些现象的普遍形式时间和空间,最后的基本形式主体和客体都取消了。没有意志,没有表象,没有世界。……于是留在我们面前的,怎么说是那个无了,无是悬一切美德和神圣性后面的最后鹄的。……” 。这样,叔本华就从悲观主义“自觉地”过渡到了虚无主义,从而应验了尼采的那句“悲观主义乃是虚无主义的前期形式”的断言。
对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尼采是坚决反对的。虽然叔本华用意志来说明世界和人生,强调艺术之于人生的意义,都给了尼采极大的启发。但在根本上,尼采是把叔本华的悲观主义视着比旧形而上学“更贫乏一个等级,不再拥有解释、创造虚构的能力”的消极虚无主义的 。
在尼采看来,消极虚无主义是需要而又无能虚构一个“真正的世界”,又没有勇气接受现实世界的结果,它往往是“理想主义”作崇的产物。尼采说:“如果说一个哲学家可能是虚无主义者的话,那么他便是,因为他在人的一切理想背后发现虚无。甚或不是虚无,——而只是毫无价值、荒谬、病态、懦弱、疲惫的东西,从饮干的人生酒杯中倒出的各种渣滓……” 。而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最终发现的,就是那个巨大的“无”。
尼采指出,悲观主义作为消极虚无主义,源于它对生命的否定。“出现悲观主义的原因”在于,“迄今为止强大无比的生命和前途无量的欲望惨遭谴责,因此生命诅咒自身” 。尽管悲观主义有各种类型,诸如“敏感的悲观主义(痛苦太多,刺激过度);意志不自由的悲观主义(换句话说:对刺激缺乏抵抗力);怀疑的悲观主义(怕固化、怕抓、怕摸)”。但是,“所有这些不都是一模一样的颓废和病态现象吗?……过分看重道德价值,或虚构‘彼岸’,或社会紧急状态,很痛苦等等。任何对狭隘观点的夸大,本来就是病态的征象。看重否定,不注重肯定,也是一样!” 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作为“敏感的悲观主义”,正是这种“看重否定,不注重肯定”的消极虚无主义的典型形式。
当然,也有另外一种“悲观主义”,尼采称之为“强力悲观主义”、“理智悲观主义”和“我们的悲观主义”。尼采说:“我们的悲观主义,世界上并没有我们所说的那种价值,——我们的信仰本身大大提高了自身的认识欲望,以致我们只好这样说。这样一来,世界就愈发没有价值了;因为,世界被认为是这样的。——只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才是悲观主义者;我们要毫无保留的承认新的估价,绝不墨守成规,自我蒙蔽,自我欺骗……” 这种悲观主义就是“强力悲观主义”。在强力悲观主义下,“人现在不再为祸患辩护了,人断然拒绝辩护。人要完全彻底享受祸患,认为无意义的祸患乃是最有意思的东西” 。尼采说,这种悲观主义“是悲观主义的极端形式”,而伴随之的,是“真正的虚无主义将会问世”,尼采自信“这一点我已看出来了” 。尼采之所以“看出来了”,是因为这就是他自己所追寻的,所进行的。尼采接过了叔本华的旗帜,但对它进行了革新,这种革新在将叔本华的“敏感的悲观主义”变为强力悲观主义的同时,也使虚无主义彻底化,由“消极的虚无主义”而变为“积极的虚无主义”。可以说,在尼采这里,“强力悲观主义”,“彻底的虚无主义”和积极虚无主义是同义的。尼采自己对他的这一革新运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比较明确的说明:
“我的革新。——悲观主义继续发展,理智悲观主义。因为,道德批判,消散了最后的慰籍。颓废征象的知识,使任何强大行为蒙上错觉;文化孤立了,这是不对的,但文化却因此而变得强大。
1、我致力于反对个性的衰退和日益增长的软弱。我在寻找一个新的中心。
2、认识到了这种努力乃是不可能的。
3、于是,我继续走上毁灭之路—在那里我找到了为个体所用的力之源。我一定要当毁灭者!——我认识到,毁灭的状态、个体根本不能从中完善自身的状态,乃是一般生命的反应和个别情况。我坚持永恒轮回之说,反对普遍毁灭和不完美的这种瘫痪的感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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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本华是少数维特根斯坦阅读并欣赏的哲学家之一。影响了尼采、萨特等诸多哲学家,开启了非理性主义哲学,尼采十分欣赏他的作品,曾作《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来纪念他。瓦格纳把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献给叔本华。莫泊桑称他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梦想破坏者”。国学大师王国维的思想亦深受叔本华的影响,在其著作《人间词话》中以叔本华的理论评宋词;还曾借助其理论发展了红学,成就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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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都尔·叔本华1788年2月22日生于德国但泽,即现在波兰的格但斯克。他的父亲是一位善于经营的富有商人、银行家。他性格孤僻、暴躁、严厉、忧郁。他的母亲是小有名气的小说家,比他父亲年轻20岁。她漂亮、聪明、性格开朗、活泼、善于交际。叔本华说,他的性格遗传自父亲。真的,他自幼孤僻、忧郁,并喜欢沉思。少年叔本华被他父亲安排到法国和英国受教育。他还多次由父母带领游历了欧洲国家。这些经历使他不像许多德国人那样具有浓厚的国家主义思想,叔本华自称他的思想是“世界主义”的。
1805年,17岁的叔本华遵从父亲的意志进入汉堡的一家商号做实习店员。父亲希望他能够继承自己的事业。但是,叔本华对会计学、簿记、银行业务丝毫不感兴趣。他常常偷闲读书或沉思。他多么想从事学术研究啊!不久,他父亲突然掉到自己住宅外边的运河里淹死了。父亲的死使叔本华变得更加孤僻、忧郁、悲观。但是,没有父亲的管束,他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了。
1809年叔本华进入了格丁根大学,他先在医学系,后转入哲学系。在这里,他对于物理学、化学、植物学、解剖学、生理学、天文学、气象学等自然科学极感兴趣。1811年,他转入柏林大学,目的是去学习哲学。但他听了赫赫有名的教授费希特和施莱艾尔马赫的课却感到失望。他对费希特神秘的巧辩和傲慢的态度表示反感。叔本华还吹毛求疵地寻找费希特讲课中的错误,与他争辩。
不久,解放战争爆发,叔本华却无动于衷。他离开柏林,到离战场更远的地方躲起来,开始了学位论文的写作。1813年他完成了学位论文《充分根据律的四重根》,提交给耶拿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证书。接着他回到魏玛他母亲处,在这里,他遇到了伟大的诗人、作家歌德,与他结为忘年之交。歌德委托他研究颜色,他的研究成果是于1816年发表的论文《视觉与颜色》。由于他与母亲性格本来就不合,他母亲的放荡行为使他更为不满,所以,他就于1814年搬到德累斯顿去住了。
在德累斯顿,他勤奋著作,坚持不懈,终于用4年工夫写成了建立体系的主要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1818年3月28日叔本华在给出版商的信中写道:“我的著作是一个新的哲学体系,并且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新体系,因为这不是对某种已有的哲学体系的新的阐发,而是将一系列迄今还未有人想到过的思想最高度地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新的哲学体系,这部著作既决不同于新的哲学流派的过尚辞藻的、空泛的、无意义的妄谈,同样也根本有别于康德以后时代的废话连篇的、平淡无奇的饶舌。”1819年初,叔本华的这一著作出版了,受到歌德的热烈赞扬。
1820年叔本华被接受为柏林大学的编外讲师。当时,正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哲学受欢迎的时候。然而叔本华却反对这种哲学,并敢于蔑视黑格尔等哲学权威。同时对自己的哲学充满自信,意欲与黑格尔一争高下。他主动向校方提出,把自己一星期三次的讲课排在黑格尔授课的同一天同一个钟点。结果是,黑格尔的课堂上坐无虚席,听课者塞门填户,而叔本华的课堂上却冷冷清清,只有三五个听课者。他失败了,他自我解嘲地说:“苏格拉底在他的同时代人中又有多高的声誉呢?”
两年后,他只得怀着怨忿沮丧的心情辞去讲师职务。但是他不甘心。1826年他重返柏林大学任教,结果再度失败。1831年柏林流行霍乱,叔本华迅速逃离柏林。从此也就永远结束了他的大学任教的经历。自1832年起,叔本华定居于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他在这里一直生活了28年,直至去世。
1848年德国革命以前的日子,对于叔本华来说,可谓时乖运蹇。他讲课没人听,书出了没人买。据说,1813年出版的500册学位论文, 10年内仅售出150册。 800册主要著作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只售出100册,出版商留了一小部分,其余都当做废纸处理了。叔本华希望成功,渴望荣誉,但命运却故意捉弄他,他怨恨,他烦躁,他悲哀,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1832年,他在法兰克福的“沉思”中写道:“我的著作所遭到的极度轻视表明:或是我有负于当代生活,或是相反。而无论是哪一种情形都意味着:剩下的只有缄默。”是的,叔本华的失败,不是由于他缺乏才气,而是他有负于他那个时代的生活。那时的德国资产阶级还是一个向往革命、满怀希望、朝气蓬勃的阶级,叔本华那浸透了阴暗情绪的悲观主义哲学怎能为他们接受呢?然而,革命以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革命以失败告终。资产阶级挨了封建势力的一顿痛揍。它本来就微弱的那点革命勇气丧失殆尽。一时间,悲观失望、不思进取、苟且偷安成了资产阶级广大阶层的一般心态。1852年,叔本伞出版了《附录和补遗》一书,此书引导人们去寻找他的主要著作来读。这时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早在30多年前叔本华就把人们此时的心境展露无遗了,把他们的心里话说出来了。对于叔本华,人们大有相见恨晚之慨。1844年出版的一直滞销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立即成了抢手货,迅速销售一空。叔本华也随之名声大振,成了伟大的哲学家。一时间社会上竟出现了“叔本华势”。一些过去对叔本华抱鄙视态度的名人显贵,现在也一反常态,对他毕恭毕敬了。1855年,资产阶级在法兰克福为叔本华举办了油画像展览会。1858年叔本华70岁诞辰时,许多名人显贵登门祝贺,大量贺函从欧洲各国向他涌来。
叔本华终于成功了。他在1859年为自己的主要著作写的第三版序言中,满怀喜悦地写道:“我总算在彼得拉克的名句中找到了安慰,那句话是:‘谁要是走了一整天,傍晚走到了,就该满足了。’我最后毕竟也走到了。在我一生的残年,既看到了自己的影响开始发动,同时又怀着我这影响将合乎‘流传久远和发迹迟晚成正比’这一古老规律的希望,我已心满意足了。”
晚年的叔本华陶醉在姗姗来迟的荣誉中。他原来的孤僻、忧郁、悲观性格大有改变,人也变得和蔼可亲了。他仔细地阅读一切发表出来的论及他的文字,他花钱雇人收集报刊上评论他的文章。
法兰克福是一座美丽的小城。叔本华租了两间房子,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他没有妻室儿女,从而免除了家务之累;也没有许多亲朋好友前来造访打扰。陪伴他的只有一只名叫“阿托姆”(意为宇宙精神)的白色卷毛小狗。叔本华刻意模仿大哲学家康德的生活方式。20多年来,生活极有规律:早晨喝一杯浓咖啡作早餐,上午学习或写作3个小时;然后去餐馆吃午饭,饭后热心地吹一阵长笛;下午专心致志地阅读;傍晚在小狗的陪同下作一次长时间的散步。晚上常常去剧院或歌剧院;睡前阅读一会儿。他的房间里有大量藏书。书橱上有康德的半身塑像,墙上挂着歌德、莎士比亚的画像。地上铺着一张熊皮褥子。那是他心爱的小狗的卧处。晚年的叔本华也许是精神畅快的缘故吧,总觉得身体很好,自信能够长寿,拒绝就医用药。一日,他坐在桌旁,准备校对文稿,他等待着女房东送咖啡来。女房东把咖啡放到他面前,喊他,他没有答应——他已经离开了这个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时间是1860年。
叔本华的奇闻轶事多不胜数,这里我们不一一列举了。人们承认他是一个天才,是一个了不起的哲学家。但对他的人品往往颇有微词。著名现代英国哲学家罗素说,除对动物的仁慈外,在他一生中很难找到任何美德的痕迹。他完全是自私的。很多人指出他是一个心口不一的伪君子。
叔本华的博学多才是世所公认的。他阅读了古今东西方大量哲学、宗教典籍,熟悉欧洲古代和现代的大量文学作品,熟悉当时多种自然科学成就。他通晓英、法等多种外语。他的文风获得了广泛的好评。
叔本华在确立自己非理性主义哲学的地位时,同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派哲学家进行了顽强的、坚持不懈的斗争。他在当大学生和任教时,就讨厌、反对黑格尔、费希特。他在1844年为自己的主要著作写的第二版序言中,严厉痛斥、批判黑格尔等理性派哲学家,把黑格尔、费希特、谢林说成是“著名诡辩家”,骂黑格尔是“精神上的珈利本(丑鬼)”,说他们的哲学是虚伪的、恶劣的、荒唐的、无意义的东西,是“瞎吹牛”、“江湖骗术”。揭露他们的哲学是国家统治者的工具,而根本不是真理。说他们搞哲学不是为了追求真理,而是为了挣钱以养家糊口。叔本华对理性派哲学的批判失之适当,但确也不乏打中要害之处。
在政治立场上,叔本华站在德国资产阶级最反动的阶层一边,极力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反对革命,反对民主。他公开反对1848年革命,咒骂革命群众为“十足的暴徒”,把镇压革命人民的刽子手引为“自己敬爱的朋友”,甚至把自己的大望远镜借给他们,好让他们枪杀“暴徒”时瞄得更准。他还立下遗嘱,指定把财产的一部分捐赠给在镇压革命中负伤的士兵和死亡士兵的遗属。
叔本华之悲观主义
在一定程度上,叔本华接过康德批判主义的旗子,认为借助理性概念、范畴等来进行认识的科学和哲学,永远只能及于现象而不能达到自在之物。但他强调,自在之物之于人的道德又是不可缺少的。叔本华用两个命题来表达他的世界观:“世界是我的表象”,“世界是我的意志”。他认为,现象世界的一切都只是我的表象,而世界“实际存在的支柱”则是我的意志 。人们对表象的存在和关系的认识,都必然地归结于某种形态的“根据律”,或存在的(对时空的感知)、或变化的(知性与因果关系)、或行为的(有关人类行为的自我意识与动机)、或认识的(理性和逻辑)。而作为世界的本质存在和运动,是任何认识能力都不可企及的,只能凭直觉感知,这就是生命意志的存在和运动,它是一切表象存在与活动的根据。生命意志创造一切,而人则是生命意志客体化显现创造的最高形态。因此,人的生活意志的本源和所有行动的原因与动力,只有到我的意志中去寻找。很显然,叔本华在这里用意志取代了传统的“理性”、“理念”的本体地位,并试图从意志(而不是从理性)中去寻找生活意义,这同传统形而上学是大异其趣的。这一点也正是他吸引青年尼采之根本所在。
叔本华以其意志论对康德的道德哲学—那上帝的最后避难所,传统形而上学的最后堡垒—进行了批判。他嘲笑“康德(诚然是很方便地)把实践理性当作一切美德的直接来源,把它说成是一个绝对(即自天而降的)应为的宝座” 。叔本华强调,道德义务不能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因为人的本质并不在理性而在其生命意志。由于任何以意志为根据的行为都只能是利己主义的,因此,道德义务只能建立在正当与爱的基础上才可能,而这必须以生命意志的压抑为代价。他说:“对我们自己的义务如同对别人的义务一样,必须被建立在正当和爱的基础上。而他们自己的义务建立在正当的基础之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自明的基本原则是:意志所准,所作无害。因为我所做的总是我愿意的,因而,我对我自己所做的也仅仅是我所愿意的,而非别的什么;因此也就不会是不公正的” 。换言之,在叔本华看来,人的行动是基于自身的意志的,无所谓正当与否,行为的道德性质是被赋予的,而义务并不是建立在人的意志之上的东西,因而不可能成为人类行为的基本德性。
叔本华认为,意志是绝对的,意志自由不依赖理性。人的任何行为都是一种意志的活动。但对意志活动,我们也应该区分为作为意志客体化显现的行为和生命意志本身(“物自体”)。只有生命意志本身才是无根据的、绝对的、自由的,而意志活动则是有根据的,对引起的,相对的。这样,在叔本华看来,虽然意志本身是绝对“自主自决”的,但人类的所有行为都是不自由的。因为“个体的人、人格的人并不是自在之物的意志,而已经是意志的现象了,作为现象就已被决定而进入现象的形式,进入根据律了” 。因此,尽管人们有许多预先计划和反复思考,可是他的行动并没有改变,它必须从有生之初到生命的末日始终扮演他自己不愿担任的角色,同样的也必须把自己负责的那部分剧情演出到剧终。叔本华说:人的生存“必须不停地跳跃疾走在由灼热的煤炭所圈成的圆周线上”,永无止境却又不能不如此地走下去 。
正这因为叔本华认为人生的宿命是意志活动的必然性,所以他反对把人的幸福和快乐满足当作道德的基础的传统观点,而认为幸福或快乐与道德之间没有必然联系。相反,叔本华认为,道德行为本身意味着对个人幸福的否定,意味着行为者必须要忍受更大的痛苦,或者说,道德就是对生命意志的否定和牺牲。因为道德行为作为一种为他的给予,是与生命意志的本性背道而驰的。叔本华采用了霍布斯的逻辑,认为道德的产生是由于人类整体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为了使人类个体行为和关系避免冲突,更好地维护人类整体的生存意志,人们便在相互间形成了道德观念。
由于叔本华把生命意志本身绝对化、神秘化,并使之与现象的个体人生(表象)相隔,而且把道德视为个人自我的生命意志的否定形式,因而他必然导致悲观主义的结论。
在叔本华看来,人的本质在于其生命意志的不断追求。人这个生命个体,作为客体化的生命意志,“是千百种需要的凝聚体” 。需求、欲望和追求就是人的生命。人的欲望最基本的有二,即个体自我生存的愿望(如食色等)和人类自我发展的愿望(即“种族绵延的需要”)。人的欲望源于需求,需求就是匮乏,就是不能满足的痛苦。由于欲求不断,需要不止,因而人生也就是痛苦不止。叔本华说:“欲望是经久不息的,需求可至于无穷,而所获得的满足都是短暂的,份量也扣得很紧。何况这种最后的满足本身甚至也是假的,事实上这个满足了的欲望立即又让位于一个新的欲望,前者是一个已经认识到的错误,后者还是一个没有认识到的错误” 。这样,人生就永无快乐可言。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会因一时的纵情享乐所陶醉,然而梦醒之后依旧饥谗不已,欢乐如烟云,而相随的仍是空虚、烦恼和痛苦。烦恼源自无穷的生命欲望与有限满足于之间的间距;痛苦则是不能实现目的的自然反应;空虚则源于欲望短暂满足后的无聊。
在叔本华看来,人生除了痛苦,便是虚无。换言之,痛苦就是生命的本质。而且,意志现象愈臻于完善,痛苦就愈烈。植物没有感受,也就无痛苦感;动物的感觉能力有限,痛苦也就是相对的;唯有人,作为生命意志客体化现象的最高阶段,也是最痛苦的。而在人之中,天才又最为痛苦。当人们甘于痛苦之后,所剩的又只是一个巨大的无聊。所以,叔本华说,人生就象一个“钟摆”,摇摆于痛苦与无聊之间,永无休止。
既然痛苦是生命意志本身的必然产物,那么,要解脱痛苦就只有否定生命意志。叔本华认为,解脱痛苦有两种方法,一是通过艺术的“观审”达到暂时放弃自己的生命意志的解脱;一是通过禁欲彻底否定生命意志来求得永久的解脱。
叔本华认为,艺术是人们解脱痛苦的良方,人们通过艺术活动而进入审美的“纯粹观审”,沉浸于对艺术的直观中,生命便进入了忘我的超然境界,使自我的主观性“自失”于艺术对象的观审之中。这样,个体就可暂时超脱自我生命意志的缠绕,逃离痛苦的大海。为此,叔本华把艺术称为生命意志的“清净剂”,并认为,建筑美和自然美是最基本的观审,悲剧则是最高的观审,而音乐则是最深沉的观审。不过叔本华强调,艺术观审只具有一时之效,一旦人们从艺术的观审中回醒过来,作为生命意志的存在和关系又重新套到人们身上,痛苦的折磨又重新开始。因此,人们不能指望靠艺术来净除永生的痛苦。
要净除永生的痛苦,必须彻底否定生命意志,叔本华认为,这就需要以禁欲乃至死亡的方法来摧毁生命意志。叔本华说,禁欲就是“故意的意志摧毁” 。由于只要生命存在,“整个生命意志就其可能性说也必然还存在,并且还在不断挣扎着要再进入现实性而以全部的炽热又重新燃烧起来” 。所以,惟有禁欲和死亡才能彻底挣脱生命意志的桎梏,摆脱痛苦的人生。
叔本华认为,禁欲是基于对生命意志本质的顿悟和意识,它有一些最基本的方式,即自愿放弃性欲,甘于忍受痛苦和绝食自尽。叔本华说:“因为性欲是生存意志的核心,是一切欲望的焦点,所以,我把生殖器官名之为‘意志的焦点’。不独如此,甚至人类也可以说是性欲的化身,因为人类的起源是由于交媾行为,同时两性结合也是人类‘欲望之中的欲望’,并且,唯有借此才得以与其它现象结合使人类绵延永续” 。所以,自愿放弃性欲是对生命意志的首先否定,也是告别痛苦人生的第一步。与此同时,叔本华强调,痛苦既是生命意志带来的苦果,也是人生苦难的“净化炉”。人们只有佛教教导的那样,甘于忍受现实人生的煎熬,达观恬淡,才能真正彻悟到绝望人生的底蕴,进而自觉地超脱痛苦,进入“寂灭中的极乐”。但是,根本否定生命意志的唯一绝对有效的方法,则是自愿绝食死亡。这种“自杀”是一种不同于普通一般的自杀,它不是从生命意志中产生的,而是一种“完完全全中断了欲求,才中断了生命”的行为 。当人达到这一步,也就消解了痛苦,宣告了无聊人生的终止,而剩下的就只是一个虚无。“随着自愿的否定,意志的放弃,则所有那些现象,在客体性一切级别上无目标无休止的,这个世界因之而存在并存在于其中的那种不停的熙熙攘攘和蝇营狗苟都取消了;一级又一级的形式多样性都取消了,随意志的取消,意志的整个现象也取消了;末了,这些现象的普遍形式时间和空间,最后的基本形式主体和客体都取消了。没有意志,没有表象,没有世界。……于是留在我们面前的,怎么说是那个无了,无是悬一切美德和神圣性后面的最后鹄的。……” 。这样,叔本华就从悲观主义“自觉地”过渡到了虚无主义,从而应验了尼采的那句“悲观主义乃是虚无主义的前期形式”的断言。
对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尼采是坚决反对的。虽然叔本华用意志来说明世界和人生,强调艺术之于人生的意义,都给了尼采极大的启发。但在根本上,尼采是把叔本华的悲观主义视着比旧形而上学“更贫乏一个等级,不再拥有解释、创造虚构的能力”的消极虚无主义的 。
在尼采看来,消极虚无主义是需要而又无能虚构一个“真正的世界”,又没有勇气接受现实世界的结果,它往往是“理想主义”作崇的产物。尼采说:“如果说一个哲学家可能是虚无主义者的话,那么他便是,因为他在人的一切理想背后发现虚无。甚或不是虚无,——而只是毫无价值、荒谬、病态、懦弱、疲惫的东西,从饮干的人生酒杯中倒出的各种渣滓……” 。而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最终发现的,就是那个巨大的“无”。
尼采指出,悲观主义作为消极虚无主义,源于它对生命的否定。“出现悲观主义的原因”在于,“迄今为止强大无比的生命和前途无量的欲望惨遭谴责,因此生命诅咒自身” 。尽管悲观主义有各种类型,诸如“敏感的悲观主义(痛苦太多,刺激过度);意志不自由的悲观主义(换句话说:对刺激缺乏抵抗力);怀疑的悲观主义(怕固化、怕抓、怕摸)”。但是,“所有这些不都是一模一样的颓废和病态现象吗?……过分看重道德价值,或虚构‘彼岸’,或社会紧急状态,很痛苦等等。任何对狭隘观点的夸大,本来就是病态的征象。看重否定,不注重肯定,也是一样!” 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作为“敏感的悲观主义”,正是这种“看重否定,不注重肯定”的消极虚无主义的典型形式。
当然,也有另外一种“悲观主义”,尼采称之为“强力悲观主义”、“理智悲观主义”和“我们的悲观主义”。尼采说:“我们的悲观主义,世界上并没有我们所说的那种价值,——我们的信仰本身大大提高了自身的认识欲望,以致我们只好这样说。这样一来,世界就愈发没有价值了;因为,世界被认为是这样的。——只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才是悲观主义者;我们要毫无保留的承认新的估价,绝不墨守成规,自我蒙蔽,自我欺骗……” 这种悲观主义就是“强力悲观主义”。在强力悲观主义下,“人现在不再为祸患辩护了,人断然拒绝辩护。人要完全彻底享受祸患,认为无意义的祸患乃是最有意思的东西” 。尼采说,这种悲观主义“是悲观主义的极端形式”,而伴随之的,是“真正的虚无主义将会问世”,尼采自信“这一点我已看出来了” 。尼采之所以“看出来了”,是因为这就是他自己所追寻的,所进行的。尼采接过了叔本华的旗帜,但对它进行了革新,这种革新在将叔本华的“敏感的悲观主义”变为强力悲观主义的同时,也使虚无主义彻底化,由“消极的虚无主义”而变为“积极的虚无主义”。可以说,在尼采这里,“强力悲观主义”,“彻底的虚无主义”和积极虚无主义是同义的。尼采自己对他的这一革新运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比较明确的说明:
“我的革新。——悲观主义继续发展,理智悲观主义。因为,道德批判,消散了最后的慰籍。颓废征象的知识,使任何强大行为蒙上错觉;文化孤立了,这是不对的,但文化却因此而变得强大。
1、我致力于反对个性的衰退和日益增长的软弱。我在寻找一个新的中心。
2、认识到了这种努力乃是不可能的。
3、于是,我继续走上毁灭之路—在那里我找到了为个体所用的力之源。我一定要当毁灭者!——我认识到,毁灭的状态、个体根本不能从中完善自身的状态,乃是一般生命的反应和个别情况。我坚持永恒轮回之说,反对普遍毁灭和不完美的这种瘫痪的感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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