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文化的打造

草原文化的战略地位和历史作用~

生活在北方草原上的先民创造的草原文化，以其久远的历史、独特的内涵、广泛的影响力，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研究表明，草原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主源之一，又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整个中华文化的形成、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草原文化同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交相辉映、汇聚融合，共同造就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源之一

在北方草原上发现的人类早期文化，同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发现的人类早期文化一样，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位于呼和浩特东郊的大窑石器制造场，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70万年。在鄂尔多斯市萨拉乌苏文化遗址发现的人类化石，属于距今约5万年之前的晚期智人阶段。在呼伦贝尔市扎赉诺尔发现的人类化石属于旧石器晚期时代，与北京周口店发现的山顶洞人一样都是形成中的蒙古人种。这些说明，北方草原地区确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新石器时代的早期人类文化遗址，在北方草原上更为丰富。对这些遗址的发掘和研究，使人们逐步认识到，这里的早期文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走在中华文明进程的前列。在距今约8000年的赤峰市兴隆洼聚落遗址中，发现有大型石锄、陶罐以及成排的房屋遗址，它说明兴隆洼先民们已经开始栽培农作物，这比新石器时代中期黄河流域开始栽培农作物早了近千年。这里出土的我国最古老的石雕人像被考古界称作“中华老祖母”。在赤峰市发现的距今5000年的石围墙聚落和距今4800年的老虎山，石城址聚落群，与郑州西山夯筑土城址为同一时代的遗址，都是迄今我国境内发现的最早城址。文字的发明是人类跨入文明门槛的重要一步。在距今5000—4000年前，北方草原上的先民已经在创制人类最早的文字。赤峰市小河沿文化的先民就已经把原始的象形文字刻画在陶罐上。经学者对20世纪80年代初出土于翁牛特旗石棚山一件大口深腹陶罐上所刻象形文字的释读，认为这是对远古时代一次流星或陨石雨的纪录。可见，这里的原始文字较之与它同期或稍晚的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中的原始文字符号更加进步。考古工作者在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发现的祭坛、女神庙、大型方台、金字塔式巨型建筑、特点鲜明的积石冢群以及成组的玉质礼器，则反映了早期人类祖先崇拜、等级社会的状况。它表明早在5000年前，红山文化就已率先由氏族社会跨入“古国”阶段，早期城邦制国家诞生了。而在1000年后，中原地区才相继跨入“古国”阶段。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认为，红山文化同中原以及中国其他区域相比，在文明起源史上处于“先走一步”的前导地位。

追寻北方草原新石器时代先民们的足迹不难发现，中华民族许多文化传承的源头也都可以追溯到这里。在赤峰市查海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石块摆塑龙眶今已有8000年，而在河南濮阳及湖北黄龙考古遗址中发现的摆塑龙距今6000多年。1971年，在距今6000—5000年的三星他拉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雕刻精美的玉龙，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早雕刻的玉龙，被称为“中华第一龙”。20世纪80年代后，红山文化遗址中又有玉龙陆续出土。这说明北方草原是龙的故乡，是龙崇拜观念的发祥地。伴随着玉龙出土的成批玉器，更引起学者们对红山文化的重新审视，认为红山文化的“玉文化”和晚于它的长江流域良渚文化的“玉文化”共同构筑了中华民族的早期玉文化。翁牛特旗赵宝沟文化遗址距今约6800年。2004年，在这里发现了一件凤鸟造型的红陶杯，有学者将其称为“中华第一凤”。从这里似也可以看到中华凤文化的滥觞。小河沿原始文字的解读，还“找到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原始记录”。因为红山文化的先民中有玄鸟族，他们与后来的商文化有着密切关系，所以，商族的起源神话可以通过小河沿文字的记载得以冰释。

在中原地区进入青铜器时代之前，北方草原并不晚于中原地区开始使用青铜器。在赤峰市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发现的青铜器，属于青铜器时代早期，是北方草原早期文明的又一个标志。在鄂尔多斯市以及邻近地区发现的大口二期、朱开沟等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有以动物纹样为主体图案的饰牌、游牧生产生活用具、铜短剑、铜戈、铜镞等，显示出北方游牧民族的特色。在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除了发掘出为数众多、工艺精致、造型美观的青铜器外，还发现有古代铜矿炼炉遗址。北方草原青铜器文化特色浓郁，是商周至战国时代北方游牧民族创造的重要文化财富。

综上所述，北方草原是中华大地上人类活动最早的地域之一，是中华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之一。北方草原的早期文化既扩展了中华文化起源的地域，又把中华文明的开端推向了更为久远的历史，无疑是中华文化最早的源头之一。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草原文化不仅是中华文化的主源之一，而且还以其丰富又独具特色的内容、不间断的历史发展，构成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草原文化在形成和发展的历程中，既在许多方面与中原文化有相同相似的成分，又始终保有独特、迥然的文化内涵和风格。新石器时代，黄河文化以粟作农业为经济基础，长江文化以稻作农业为经济基础，两者都是以农业为经济基础。而草原文化多以农业兼渔猎业为特色。进入青铜器时代后，草原文化逐渐转向以游牧业为经济基础。由此，在古代中国，形成了三大类型的经济文化区，即北方草原游牧经济文化区，秦岭、淮河以北的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秦岭、淮河以南的水田农业经济文化区。三大经济文化区的形成主要是自然地理环境造成的，同时也是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结果。草原文化在经历匈奴、鲜卑、突厥、契丹、蒙元、满清、现当代几个高峰期的发展以及与中原文化的长期碰撞交流、融合后，今天已经演变成为蒙古族文化为典型代表的、历史悠久、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文化体系。这个体系已经融入中华文化的大体系之中，使中华文化成为一个包容工业、农耕、游牧、渔猎等生产方式在内的多元一体的文化体系。

受自然环境、气候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在古代历史上北方草原先后兴起的民族基本上都以游牧经济为主业。在游牧经济中，草原生态环境、牲畜、人和游牧文化组成相互依存、和谐发展的共同体。游牧经济与农业经济的不同在于，游牧经济的基本生产资料是牲畜，牲畜只有经常在草原上移动才能获得足够的食物，因此游牧民族强调有规律地游迁。而农业的基本生产资料是土地，土地需要兴修水利和精耕细作，因此农业民族强调安土重迁。在我国历史上，中原地区的农业与北方草原的游牧业长期接触共存，经常发生矛盾冲突，又相互依存和补充。正是在这两种经济类型的相互作用中，北方草原民族与中原汉族形成了不可割断的经济联系以及在文化方面的相互交融，在个别情况下这种经济文化的交流联系，甚至采取政治、战争的手段得以延续。就是在这种交流联系的过程中，历史上北方诸多民族不断参与中华文化的构建与发展，在中华文化中的历史作用不断凸显出来，并且在经济文化的交流联系当中，碰撞出、创造出中华文化发展的新的因素。

在中原地区进入春秋战国、秦汉时期以后，在中原地区建立统一农业区政权的同时，北方草原上的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契丹、蒙古等游牧民族也相继建立了统一游牧区的政权。自战国时代到秦汉时期，匈奴族在北方草原崛起，建立了统一北方草原的强大政权。西晋以后，居于大漠之北的草原民族向中原内地迁移并建立政权，我国进入了“五胡十六国”时期。在东晋时期，鲜卑族逐渐壮大，入主中原，建立了北魏政权。五代之际，契丹族统一北方，建立了辽政权。此后女真入在北方崛起，推翻了辽、北宋政权，建立了金朝。在元、清两朝，蒙古族、满族不仅统一了北方草原地区，而且建立了包括大江南北、长城风外的疆域空前广阔的统一政权，巩固了统一多民族的国家，推动了中华文化的发展。这些北方民族政权顺应历史发展的规律，或雄踞于北方，或入主中原，特别是当中原封建王朝腐朽没落的时候，北方民族取而代之，重振中华文化，重新焕发中华文化的生机活力，使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增添新的活力，得以延续和发展，充分显示了草原文化的进取开拓、奋发有为的风貌。

游牧经济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物质、精神、制度层面上文化，是草原文化所具有的重要内容。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北方草原各民族创造了豪放壮美、雄浑飘逸、丰富多姿、熠熠生辉的灿烂文化。如遍布北方的以狩猎、游牧为内容的岩画，展示着早期草原民族的历史风貌。以蒙古族的《江格尔》为代表的众多英雄史诗和历史文学巨著《蒙古秘史》等历史文献，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清代雍和宫的建筑形式和建筑格调汇聚了满、蒙、藏、汉等民族的文化因素，融多民族艺术为一体的雍和宫“三绝”，更是驰名中外。蒙古族科学家明安图《割圆密率捷法》及呼和浩特市五塔寺蒙古文石刻天文图是草原文化在数学、天文学方面取得新进展的重要标志。满族文学大师曹雪芹的《红楼梦》是我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文学巨著，流传至今，蜚声中外。蒙古族著名文学家尹湛纳希创作的《一层楼》等多部长篇小说，推动了草原文学的发展。游牧民族创造的有利于保护自然生态的游牧经济文化，蕴含了天人合一、崇尚自然的进步理念。还有以“长生天”为核心的哲学观念，纵横驰骋的军事战略和艺术，星罗棋布的佛教召寺、佛塔和石窟，记录表现不同民族语言的突厥、回鹘、契丹、女真、西夏、蒙古等十几种文字，蕴涵着豪放气势、委婉情怀的音乐歌舞艺术等等，都无可置疑地说明北方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中华文化丰富、博大内涵的创造与贡献，也是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独树一帜、自成一元的特质所在。

总之，从构成草原文化的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来看，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一样，是中华文化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

草原文化对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性作用


中华文化是中华各民族智慧的结晶。在中华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草原文化发挥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这种作用是持久的、广泛的，也是深远的·

草原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影响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历史年代。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力排众议，学习北方游牧民族的胡服骑射，主动接受草原文化，引起广泛影响。西汉前期，由于奉行与匈奴“和亲”的政策，匈奴之间通过“关市”贸易开展物资和人员的交流，出现了“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的局面。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我国历史上又一次民族融合高潮的到来，各民族文化和风气上的互学互染，形成了“长江以北尽是夷狄”的气象。唐代更是“胡风劲吹”，在以长安为中心的广大北方地区，达官贵人、普通百姓趋之若骛，呈现出“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
“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的盛况。唐代以后，契丹、女真先后入主中原。金朝统治区域较之辽朝南移，表现出北方民族对中原内地文化的影响渐次高涨。在金代，金主完颜亮迁都燕京，改燕京为中都，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即肇始于此。

蒙元时期，在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的推动下，草原文化的对外影响力达到一个新的高峰。蒙古汗国的建立，从整体上开通了我国与欧亚各国间的联系，北方民族、中原内地同西方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得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同时也加快了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的汇聚互融进程。

在满族建立的清朝时期，草原文化在多领域得到长足发展。满族的许多文化被内地各民族所接受，成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至今仍然具有新鲜活力。鸦片战争以后，北方草原各民族与全国人民一道，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为保卫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和文化传统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我国各族人民平等互助，团结友爱，在继承优秀传统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共同奋斗，建设着空前繁荣、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为人类历史谱写着新的篇章。

草原文化对中华文化形成发展的历史作用不仅是持久的，也是广泛的。在衣食住行领域，赵武灵王实行的“胡服骑射”，不仅改变了中原居民沿袭已久的着装习惯，也改变了商朝以来驾车作战的军事传统。对此后中原民族的服饰演变、军事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事实上，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服饰的影响远不止于此，从一定意义上讲，秦汉之后的古代中原服饰，基本上都可以视为北方民族服装的变体。北朝时期鲜卑等北方民族组织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经典，为中国佛教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等的开凿，为中华民族留下了艺术瑰宝。北魏末期，
“六镇起义”引起六镇边地的鲜卑人及鲜卑化的汉人进入中原地区，致使鲜卑语言、风俗在东魏、北齐成为时尚。北方汉语受到鲜卑语影响，时人称北方方音“北杂夷虏”。传入中原的乐器主要有箜篌、琵琶、筚篥、横笛、胡角，而一首《敕勒歌》，传唱千余年，流传至今。北方草原民族素以军事称强，其军事文化在制度层面上对中原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首开此例的就是鲜卑等民族的军镇制和府兵制。北方民族对中原文化的影响还体现在礼俗、饮食、音乐、舞蹈、体育、绘画、艺术及宗教等各个方面，古代汉文典籍中诸如胡瓜、胡麻、胡桃、胡荽、胡蒜以及胡茄、胡琴等词汇，就说明了这一点。

在对中原文化持久、广泛的作用过程中，草原文化不断为中华文化注入新的活力，成为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在因素。沿着历史发展的脉络一路走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历史上北方草原民族总有一种向南发展的倾向。辽以前，这种倾向主要表现为对中原的频频渗透，逐步进入；从辽开始，这种倾向则主要表现为发动征服战争，入主中原。产生这种倾向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北方草原民族对于物质文化交流的需求和被中原发达的经济和繁荣的文化所吸引。除上述原因之外，宋代以来，中原朝廷到末期广泛弥漫的腐败萎靡之风所导致的朝廷积弱、不堪一击，也促使草原民族戎装南下。历史清楚地表明，辽、金、元、清入主中原，都曾起到过摧枯拉朽、横扫萎靡之风的作用。正是北方草原民族屡屡入主中原，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发展一次次注入新鲜血液。诚如陈寅恪所说，包括草原文化在内的胡人文化“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局”。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伴随着北方草原民族对中原武力征服而来的，是草原民族与中原民族的融合，也是草原文化同中原内地文化的汇聚。这种大规模的融合和汇聚每进行一次，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包容性就得到一次加强，它所产生的向心力、疑聚力也就进一步增强；正是这样一次次的大规模融合、汇聚，加速推动着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数千年来，中华民族日益壮大，中华文化长盛不衰，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即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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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文化是指世代生息在草原地区的先民、部落、民族共同创造的一种与草原生态环境相适应的文化，这种文化包括草原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风俗习惯、

内蒙古草原作为中国具有独特个性的旅游目的地正处在转型升、跨跃发展的关键时期，如何突破瓶颈，找准卖点，创新发展已经成为当前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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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运营突破。内蒙古草原旅游可借鉴和运用专业化景区管理公司的智慧，积极引进巅峰国智旅游管理公司等知名旅游专业管理公司，—站式全程指导整个旅游系统工程的运营，推进草原旅游全链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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