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简单的介绍一下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的介绍~

别了，司徒雷登
毛泽东
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⑴业已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八月五日发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在马歇尔系统看来，他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在他代表马歇尔系统的政策在中国当大使的整个时期，恰恰就是这个政策彻底地被中国人民打败了的时期，这个责任可不小。以脱卸责任为目的的白皮书，当然应该在司徒雷登将到未到的日子发表为适宜。
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组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侵略政策的一个重大的部分。美国侵略政策的对象有好几个部分。欧洲部分，亚洲部分，美洲部分，这三个是主要的部分。中国是亚洲的重心，是一个具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大国，夺取了中国，整个亚洲都是它的了。美帝国主义的亚洲战线巩固了，它就可以集中力量向欧洲进攻。美帝国主义在美洲的战线，它是认为比较地巩固的。这些就是美国侵略者的整个如意算盘。
可是，一则美国的和全世界的人民都不要战争；二则欧洲人民的觉悟，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兴起，特别是苏联这个空前强大的和平堡垒耸立在欧亚两洲之间，顽强地抵抗着美国的侵略政策，使美国的注意力大部分被吸引住了；三则，这是主要的，中国人民的觉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民众组织力量已经空前地强大起来了。这样，就迫使美帝国主义的当权集团不能采取大规模地直接地武装进攻中国的政策，而采取了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
美国的海陆空军已经在中国参加了战争。青岛、上海和台湾，有美国的海军基地。北平、天津、唐山、秦皇岛、青岛、上海、南京都驻过美国的军队。美国的空军控制了全中国，并从空中拍摄了全中国战略要地的军用地图。在北平附近的安平镇，在长春附近的九台，在唐山，在胶东半岛，美国的军队或军事人员曾经和人民解放军接触过，被人民解放军俘虏过多次⑵。陈纳德航空队曾经广泛地参战⑶。美国的空军除替蒋介石运兵外，又炸沉了起义的重庆号巡洋舰⑷。所有这些，都是直接参战的行动，只是还没有公开宣布作战，并且规模还不算大，而以大规模地出钱出枪出顾问人员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为主要的侵略方式。
美国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是被中国和全世界的客观形势所决定的，并不是美帝国主义的当权派——杜鲁门、马歇尔系统不想直接侵略中国。在助蒋作战的开头，又曾演过一出美国出面调处国共两党争端的文明戏，企图软化中国共产党和欺骗中国人民，不战而控制全中国。和谈失败了，欺骗不行了，战争揭幕了。
对于美国怀着幻想的善忘的自由主义者或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们，请你们看一看艾奇逊的话：“和平来到的时候，美国在中国碰到了三种可能的选择：（一）它可以一干二净地撤退；（二）它可以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帮助国民党毁灭共产党；（三）它可以帮助国民党把他们的权力在中国最大可能的地区里面建立起来，同时却努力促成双方的妥协来避免内战。”
为什么不采取第一个政策呢？艾奇逊说：“我相信当时的美国民意认为，第一种选择等于叫我们不要坚决努力地先做一番补救工作，就把我们的国际责任，把我们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统统放弃。”原来美国的所谓“国际责任”和“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就是干涉中国。干涉就叫做担负国际责任，干涉就叫做对华友好，不干涉是不行的。艾奇逊在这里强奸了美国的民意，这是华尔街的“民意”，不是美国的民意。
为什么不采取第二个政策呢？艾奇逊说：“第二种供选择的政策，从理论上来看，以及回顾起来，虽然都似乎是令人神往，却是完全行不通的。战前的十年里，国民党已经毁灭不了共产党。现在是战后了，国民党是削弱了，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这在前文已经有了说明。在那些从日本手里收复过来的地区里，国民党文武官员的行为一下子就断送了人民对国民党的支持，断送了它的威信。可是共产党却比以往无论什么时候都强盛，整个华北差不多都被他们控制了。从国民党军队后来所表现的不中用的惨况看来，也许只有靠美国的武力才可以把共产党打跑。对于这样庞大的责任，无论是叫我们的军队在一九四五年来承担，或者是在以后来承担，美国人民显然都不会批准。我们因此采取了第三种供选择的政策……”
好办法，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毁灭共产党”，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完成美国的“国际责任”，实现“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
国民党腐败无能，“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还是要出钱出枪叫它打仗。直接出兵干涉，在“理论上”是妥当的。单就美国统治者来说，“回顾起来”，也是妥当的。因为这样做起来实在有兴趣，“似乎是令人神往”。但是在事实上是不行的，“美国人民显然都不会批准”。不是我们——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等人的帝国主义系统——不想干，干是很想的，只是因为中国的形势，美国的形势，还有整个国际的形势（这点艾奇逊没有说）不许可，不得已而求其次，采取了第三条路。
那些认为“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不拿薪水上义务课的好教员，他是如此诲人不倦地毫无隐讳地说出了全篇的真理。美国之所以没有大量出兵进攻中国，不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意，而是因为美国政府有顾虑。第一顾虑中国人民反对它，它怕陷在泥潭里拔不出去。第二顾虑美国人民反对它，因此不敢下动员令。第三顾虑苏联和欧洲的人民以及各国的人民反对它，它将冒天下之大不韪。艾奇逊的可爱的坦白性是有限度的，这第三个顾虑他不愿意说。这是因为他怕在苏联面前丢脸，他怕已经失败了但是还要装做好像没有失败的样子的欧洲马歇尔计划⑸陷入全盘崩溃的惨境。
那些近视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你们的好教员。你们所设想的美国的仁义道德，已被艾奇逊一扫而空。不是吗？你们能在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里找到一丝一毫的仁义道德吗？
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现在和将来据说很愿意送些给它在中国的第五纵队，但是不愿意送给一般的书生气十足的不识抬举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当然更加不愿意送给共产党。送是可以的，要有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跟我走。美国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⑹。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⑺。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⑻。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⑼，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⑽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对于我们，不但“以死惧之”，而且实行叫我们死。闻一多等人之外，还在过去的三年内，用美国的卡宾枪、机关枪、迫击炮、火箭炮、榴弹炮、坦克和飞机炸弹，杀死了数百万中国人。现在这种情况已近尾声了，他们打了败仗了，不是他们杀过来而是我们杀过去了，他们快要完蛋了。留给我们多少一点困难，封锁、失业、灾荒、通货膨胀、物价上升之类，确实是困难，但是比起过去三年来已经松了一口气了。过去三年的一关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吗？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⑾，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但是整个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已经破产了，美国的白皮书，就是一部破产的记录。先进的人们，应当很好地利用白皮书对中国人民进行教育工作。
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年於中国杭州 - 1962年9月19日於美国华盛顿）

他是第二代的美国传教士。他也是一位教育家，曾创办并担任燕京大学的校长和校务长。他还是一位外交官，曾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由于毛泽东写的一篇《别了，司徒雷登》的文章而使他在中国非常有名，但是在他的祖国——美国却是默默无闻。

第二代美国传教士

司徒雷登的父母都是早期到中国的美南长老会传教士，1876年出生于杭州天水堂。从血统上说，他是一位纯粹的美国人。而用司徒雷登自己的话来说，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他出生在中国杭州，会讲一口纯正的杭州话。11岁时到美国弗吉尼亚州上学，在那里曾被人讥笑为不会说英语的怪物。在大学期间受“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的影响而转到神学院，立志于传教。1904年他结婚后携妻子回到杭州，成了第二代美南长老会传教士。

1908年开始任金陵神学院希腊文教授。1910年任南京教会事业委员会主席。辛亥革命时兼任美国新闻界联合通讯社驻南京特约记者。

创办第一流的燕京大学

1919年1月，他被聘请为燕京大学校长，此后，他作为燕大的长期领导人为该校的发展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司徒雷登四处募捐，为燕京大学在北京西郊建造了一所宫殿式的美仑美奂的新校园，不惜出重金延请中外著名学者如吴雷川、许地山、邓之诚、郭少虞、顾颉刚、赵紫宸、容庚、钱穆、吴文藻等人来燕大任教，提升燕大知名度和学术地位，1927年，燕大与哈佛大学合作组成了著名的哈佛燕京学社，促进中美文化交流。到1930年代，燕大已发展成为中国学术水平最高的教会大学。

司徒雷登提倡学术自由，要求燕大的学生既中国化，又国际化，司徒雷登还注意与学生、员工互动交流，对待学生和蔼可亲，对待教职员工热情温暖，给许多学生和员工留下了深刻印象。

司徒雷登同情学生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他甚至亲自带领学生上街游行，高呼抗日口号。

1930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他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33年受美国总统罗斯福召见，听取他对中国时局的意见。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他被日军关在集中营，直到日本投降后获释。燕大也被迫迁往成都。1945年，获释后的司徒雷登继任燕大校长（后为校务长），直到离开中国。

关键时期的美国驻华大使
1946年7月11日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任期也就是整个国共内战期间（1946－1949）。同时仍担任燕大校务长之职。当时有人这样评论：他“既是政客又是学者，既是狡猾的对手又是温馨的朋友”。

1949年4月，共产党军队攻占南京，他没有随国民政府南下广州，留在那里。直到8月2日才被迫离开中国返美，随即退休。据说在他离开中国前夕，曾经和中国共产党高层秘密接触，也打算前往北京磋商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事宜，但是被提前召回，未能成行。8月8日，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将他作为美国的象征而极尽讽刺，说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这篇文章还被收入了中学语文教材，“司徒雷登”这个名字在中国成了声名狼藉和失败的代名词。

回到美国后，他先被国务院下了“禁言令”，后来又被麦卡锡主义者骚扰。患了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和失语症。于1962年9月19日在华盛顿病故。他一直希望能够将骨灰送到中国，埋在燕京大学校园内，但是至今未能实现。

历史学家林孟熹这样评论他：“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

著作

《在华五十年》

司徒雷登在中国

创建燕京大学

而今的北京大学校园，原是燕京大学所在地。燕京大学的三十多年的历史，同司徒雷登有着密切的联系。司徒雷登是个特殊的美国人，早在1868年，他的父亲就作为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派出的首批传教士之一，携带新婚的妻子来到中国。1876年6月24日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这个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孩子，很难融合到同龄的中国孩子中去，于是11岁时随父母回了美国。1904年，28岁的司徒雷登像当年他的父亲一样，带着新婚的妻子回到杭州，也开始从事传教事业。几年后美国教会在南京成立金陵神学院，他被聘为教师，并于1908年迁居南京。当时司徒雷登还应美联社邀请担任驻南京特邀记者，有机会经常进出总统府。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召开临时国民议会，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推举袁世凯继任。司徒雷登是在场的惟一外国记者。他不仅写过许多有关中国政局的文章与报道，还在几年后回国时直接向威尔逊总统介绍中国的情况。

使司徒雷登的命运发生突变的，是燕京大学的筹建。晚清，基督教会在北京创办了三所大学——北京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和通州协和大学。1900年庚子事变，汇文大学和协和大学校舍被毁。重建时两校有合并的打算，但由于这两所学校的创办者涉及到美国和英国的四个教会组织，在学校名称和校长的人选上始终无法达成一致。后来他们终于感到，必须由一位与两校都没有关系，而且有相当能力的“局外人”来担任校长。这一艰巨的使命落到司徒雷登头上。1919年1月司徒雷登来到北京，但围绕校名的争吵延续了好几个月，最后采用诚静诒先生的建议，定名为“燕京大学”。司徒雷登担任燕大校长后，还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说服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并入燕大，并结合该校特点设立女部。当时学校本部在城区的盔甲厂，校舍严重不足。司徒雷登亲自骑毛驴或自行车四处勘察，看中了西郊一处宽敞的地方。那本是清淑春园的所在地，民国时被陕西督军陈树藩买了。司徒雷登专程前往西安游说，终于使其同意转让。校址选定后，司徒雷登聘请毕业于耶鲁大学的美国设计师亨利·墨菲总体规划，以中国的园林艺术及古典建筑风格为基点，开始了大规模的建设。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司徒雷登连续10次回美国募捐，为燕大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1926年6月燕大迁入新址，校园借远山近水之势，巧妙地安排建筑布局，成为北京西郊令人瞩目的新景点，并有了一个独特的名称——燕园。

由于建校资金来自不同的赞助者，他们对校园的建筑提出了各不相同的要求。比如美国费城的乔治·柯里夫妇把他们的捐资指定用于建造一所校长住宅，这就是位于未名湖南岸的临湖轩。但司徒雷登并未把它当做自己的私宅，1926年6月5日燕大迁入新址时，司徒雷登的妻子因病去世，而他们的儿子在美国。于是司徒雷登将这临湖轩时常作为公共场所，用于接待来访的贵宾，一些重要的会议也在这里召开。燕大青年教师的婚礼，也经常在临湖轩举行，司徒雷登很乐于为他们担任证婚人。冰心与吴文藻的婚礼就是在这里举行的。这临湖轩相当长时间里并没有名字，直到1931年校友们在此聚会，纪念燕大建校10周年，才由冰心取名为“临湖轩”，后来由胡适撰写了匾额。园内最重要的景点是居中的那个湖，为它的命名大家争执不休，还是钱穆有主意，索性称其为“未名湖”。

办学思想“中国化”

燕京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但本是传教士的司徒雷登却大胆地提出：要“使燕大彻底中国化”，“燕大必须是一所经得起任何考验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至于信仰什么，则完全是个人的私事”。为此他宣布不必再像以前那样把宗教作为必修课，也不必一定要做礼拜。同时他极力邀聘更多的著名中国学者来校任教，与外籍教师享受同等待遇，使中国教员的比例由建校初期的三分之一发展到三分之二。燕大一时名师云集，有刘廷芳、洪业、吴雷川、胡适、吴文藻、冰心、冯友兰、陆志韦等等。为了使燕京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司徒雷登还让燕大与美国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及英国牛津大学等著名学府合作。1929年燕大在中国注册，自此必须遵守中国政府教育部的规定，校长应由中国人担任。所以从那时直到抗战爆发，司徒雷登的职务是“教务长”。

司徒雷登的这些“改革”，不断受到教会的质疑。但他觉得信仰问题不是靠强迫能解决的，他试图通过开展“基督教团契”（类似组织课外活动的团体）活动吸引更多的人。的确有许多学生通过参加活动开始信奉基督教，但是团契的另一个作用是，发展到后来居然大多变成了进步学生的组织。如最有名的“生活创造社”，就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了。燕京大学建校伊始，正值“五四”运动风起云涌。司徒雷登立场鲜明地站在爱国学生一方，他说：“中国的学生运动是全世界民主运动的一环。学生是中国的希望。”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群众前往段祺瑞执政府游行请愿，要求拒绝八国通牒，遭残酷镇压，死伤二百余人，燕大女生魏士毅为其中之一。惨案发生的第二天，司徒雷登便派人领回魏士毅的遗体，举行了有全校师生参加的追悼会，并在图书馆树起“魏士毅女士纪念碑”。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燕大一百多名学生参加南下请愿团，赴南京请愿。当时已改任教务长的司徒雷登亲自带领数百名燕大师生走上街头游行，领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934年司徒雷登赴美国出差，突然接到学校请他火速返校的急电。原来北京学生为反对蒋介石政府对日寇的不抵抗政策，组织请愿团赴南京。燕大学生宣布罢课，并纷纷参加请愿。学校里的多数外籍教授反对学生罢课，未南下的学生与中国教授们坚决不许开课，双方对立严重。司徒雷登匆匆赶回后，立即召开全校师生大会，一些人以为，作为教务长，他是绝不会支持罢课的。不料司徒雷登缓缓说道：“我在上海下船时，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京的学生是否也来南京请愿了？我听到的答复是，燕京很大一部分学生都去了，我这才放心。如果此次燕京学生没有参加请愿，那说明这些年来我的教育是完全失败了！”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为了保护学校免遭日寇骚扰，司徒雷登重新担任校长，并让学校悬挂美国国旗。由于燕大没有与北大、清华等一起南迁，司徒雷登曾经受到许多燕大师生的指责。但事后证明，燕大留在北平，不仅为许多沦陷区的学生保留了一处可以继续求学的地方，还成为沟通沦陷区与解放区及大后方的秘密通道。许多学生毕业后正是通过燕大的“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前往解放区和大后方的。冰心后来回忆道，她和吴文藻曾经找司徒雷登商量，想借用他的汽车将两个要去大后方的学生在夜里送到郊外，司徒雷登毫不犹豫地答应了。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当天早上日本宪兵便封闭了学校，数十名师生被捕。12月9日，正在天津的司徒雷登也遭逮捕，被囚禁了将近四年，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后才获释。这年10月，燕大复校，未名湖畔钟亭里的大钟在沉寂了三年多后，终于再次敲响。

当了三年外交官

在燕大开学前一个月，司徒雷登前往重庆，出席庆祝抗战胜利招待会。就是在那次招待会上，他第一次见到了正在重庆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后来毛泽东还设便宴招待司徒雷登。1945年11月，司徒雷登去美国募捐，第二年四月回到中国，顺便去南京拜访相识多年的蒋介石，由此见到了作为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负责调停国共两党纠纷的马歇尔。司徒雷登对中国的深入了解给马歇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半个月后，经马歇尔推荐，美国政府决定任命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于1946年7月向燕大提交辞呈。燕大校务委员会没有接受他的辞呈，只给他一年的长假。当时司徒雷登也充满信心地认为，只需要“一年或更短的时间，就可以从我的新职务上引退，重新回到我今天离开的地方。”不料到当年11月，国共两党的谈判终告破裂，中共代表周恩来返回延安。临走前他特地宴请司徒雷登。1947年1月马歇尔奉召回国。当时燕大校务委员会曾致电司徒雷登：“燕京需要你，最热烈地欢迎归来。”但此时的司徒雷登已深陷政治漩涡之中。1948年，在他72岁生日前，全国各地学生纷纷罢课游行，38名校友联名写信，希望他尽快辞去大使职务，这是以前从未发生过的事。司徒雷登回燕大待了三天，便又匆匆返回南京。从此，他再也没有回到燕大。

当南京即将解放时，司徒雷登坚决不肯离开。在他的影响下，除了苏联使馆外，其他国家的使馆都选择留下来，而没有随同溃逃的国民党南迁广州。司徒雷登留在南京的目的很明显：国民党大势已去，正如他不久前在给马歇尔的报告中作出的预言，蒋介石“将不可避免地被抛弃”。他希望能与共产党直接接触，以便有机会讨论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处理中美关系。在解放军打进南京的第三天，司徒雷登开始起草一份备忘录，提出关于承认中共的设想。一周后，他派人与中共联系，而中共方面负责外事工作的，正是曾在燕大读过书的黄华。黄华来到南京，那是周恩来亲自安排的，以便借助师生关系了解下一步美国政府的打算。当时毛泽东曾就如何与司徒雷登会谈以及会谈的内容提出七条意见。后来黄华也曾回忆当年会面时的经过。司徒雷登表示，美国已经停止对蒋介石的援助，愿意与新中国建立新的关系。同时美国在中国一些地方的军队也可以作具体的调动，避免与解放军发生不必要的冲突。此后司徒雷登向黄华表示，希望能亲自去北京与周恩来面谈。毛泽东、周恩来一致同意司徒雷登秘密北上，特请已经担任燕大校长的陆志韦出面写信，转达这个重要信息。接着黄华也正式通知司徒雷登，中共方面同意他回燕大，可以安排他同有关领导人见面。

司徒雷登十分高兴，立即向美国政府汇报情况。但就在1949年7月2日这天，他接到了国务卿艾奇逊来电，不仅不允许去北京，还要他必须于7月25日前回国。司徒雷登不能违背命令，但他拒绝了让他去广州与国民党接触的指示，同时再次向国内提出去北京的请求。但到了7月25日，美国国务院又电催司徒雷登，务必于8月2日前离开中国。司徒雷登不得不在这一天登上飞机，就此离开了他生活了55年的中国。三天后，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白皮书”：《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着重1944－1949年时期》。由于“白皮书”公布了许多美国驻华外交人员——包括司徒雷登写给国务院的例行报告和经过“筛选”的资料，这带有很大片面性的资料给司徒雷登造成极大的伤害。而后，毛泽东曾在《别了，司徒雷登》中对他痛加驳斥。

司徒雷登的晚年是寂寞而悲伤的，脑血栓造成了他半身不遂与失语症。1962年9月19日，他因心脏病去世，终年86岁。

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11岁回美国读书，28岁重返杭州传
教；32岁离杭至南京金陵神学院任教，后又往北平（北京）创办燕京大学并任校长；1946年7月出任国民
政府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中国五十年，可以说他和中国的渊源深厚；影响很大。
杭州市政府为了对司徒雷登的尊敬，决定采取西
方流行的授于“荣誉市民”称号，因此司徒雷登成为旧杭州第一个荣誉市民（白崇禧、李宗仁、黄绍 、朱家
骅），由市长周象贤颁发证书、市钥匙送给司徒雷登。他接受后讲话，说他自己是个普通杭州佬，今承给以荣誉
市民称号，感觉格外高兴。明天将离杭返京，趁此机会向乡亲们告别。

司徒雷登作为历史人物和社会名人，无论在基督教界、教育界及中国现代史上，他的影响甚远。这件事虽已
过去57年，可在杭州基督教青年会的发展历史上，也是很重要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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