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历史达人关于司马迁与司马光的问题

司马光和司马迁有什么不同历史?~

（1）司马迁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前90年），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他10岁开始读古书，学习十分认真，遇到疑难问题，总是反复思考，直到弄明白为止。20岁那年，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到各地游历。后来回到长安，做了郎中。郎中守卫宫殿门户，管理车骑，随从皇帝出行。他几次同汉武帝出外巡游，到过很多地方。35岁那年，汉武帝派他出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他了解到那里的一些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他父亲司马谈死后，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马迁接替做了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与天文学家唐都等人共订“太初历”。同年，开始动手编《史记》。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李陵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大怒。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被捕下狱，做了中书令。他按照汉朝法令的规定出钱赎罪，受了“腐刑”。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获赦出狱，做了中书令，掌握皇帝的文书机要。他发愤著书，全力写作《史记》，大约在55岁那年最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和修改工作。除《史记》外，司马迁还作赋8篇，均已散失，唯《艺文类聚》卷30引征《悲士不遇赋》的片段。又作《报任安书》，记述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发愤修史的抱负。

（2）司马光，生于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卒于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是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世称涑水先生，进士出身，历任馆阁校勘、同知礼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御史中丞、翰林院学士兼侍读等职。熙宁三年（1070年），他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坚辞枢密副使，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市），次年改判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阳，专事著史15年。哲宗即位，高大后临政，召司马光入主国事，任命为相（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身后追赠太师，封温国公，谥文正。

司马光家世代为宦，父亲司马池为宋仁宗宝元庆历间名臣，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一生以清直仁厚享有盛誉。司马光受家庭熏陶，笃诚好学，七岁时，“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从此，“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15岁时所写文章，时人称许之“文辞纯浑，有西汉风”，20岁时中进士甲第，可谓功名早成。但他并不以此“矜夸满志，昆明于物，如谓大下莫己若也”，而是豪迈地提出：“贤者居世，会当履义蹈仁，以德自显，区区外名何足传邪！”这些话反映了青年司马光的胸怀与器识，立志以仁德建功立业，不求虚名。因此，步入仕途后的司马光，继续广泛深入地学习，达到了博学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术数皆极其妙的渊博程度，其中最用心力的是对经学与史学的研究，尤其，＿对古籍阅读极广，考察极细，可谓通习知晓，烂熟于胸。他随读随作札记，仅26岁一年所写读史札记，便多达30来篇，就中萌发了删削卷帙浩繁的古史成一部编年体通史的著史想法，以方便阅读，而更为深沉的动力，则是封建政治的需要。

当时，北宋建国近百年，已出现种种危机，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司马光，以积极用世的态度，连连上疏，陈述自己一整套的治国主张，大致是以人才、礼治、仁政、信义作为安邦治国的根本措施，这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除上疏陈述主张外，在他本人的从政活动中，亦能坚持原则，积极贯彻执行有利于国家的决策方略，尤其在荐贤斥佞的斗争中，他犯颜直谏，面折廷争，从不顾及个人安危，被称为社稷之臣，神宗也感慨地说：“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无过。”

在熙宁变法中，司马光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严重分歧。就其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的制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认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因为“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司马光的主张虽然偏于保守；但实际上是一种在“守常”基础上的改革方略。从王安石变法中所出现的偏差和用人不当来看，证明了司马光在政治上的老练和稳健，除了魄力不及王安石外，政治上是成熟的。

在政见不同、难于合作的情况下，司马光退居洛阳，通过编纂史著，从历史的成败兴亡中，提取治国的借鉴，“使观者自责善恶得失”。应该说，司马光着史，是其从政治国的另一方式。早在宋仁宗嘉佑年间（1056——1063年），他曾与刘恕商量说：“余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旧说，成一家之言。”这说明他30多岁时，已酝酿出《通鉴》的规模。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首呈《历年图》25卷，二年后又呈《通志》八卷，说明他在政事活动之余，已进行撰写。他的著史得到宋英宗、宋神宗的称赞、支持，宋英宗同意他设立书局，自择官属，神宗以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命名为《资治通鉴》，并亲制序文，以示重视。除了允许其借阅国家所有的图书资料外，神宗还将颖邸旧书3400卷，赏赐给司马光参考。修书所需笔、墨、绢、帛，以及果饵金钱之费，尽由国家供给，为他提供了优厚的著书条件。

司马光著史，还选取了刘恕、刘（分文）、范祖禹等人做为助手，他们既是当时第一流的史学家，又与司马光在政治、史学上观点一致，故能在编书中各显其才，通力合作。《通鉴》的成功，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但最终使《通鉴》达到光辉顶点的，还决定于主编司马光的精心著述。正如刘恕之子刘羲仲所说：“先人在书局，只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他因直言进谏而遭宫刑，却因此更加发愤著书，创作了名震古今中外的史学臣著《史记》，为中国人民，世界人民流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一、继父志，任史官
司马迁，宇子长，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出生于龙门山下(在今天的陕西省韩城县)。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承父亲司马谈的遗志，当上了太史令，开始从皇家藏书馆中整理选录历史典籍。司马迁的祖先并不十分显要，其家族世代掌管太史的官职。但是司马迁和他的父亲都以此为荣，在他们的心目中，修史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他们为此奉献了自己一生的精力。
司马谈一直准备写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在父亲的直接教导下，司马迁十岁时便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他又跟着董仲舒学习《春秋》，跟孔安国学习《尚书》。司马迁学习刻苦，进步非常快，极有钻研精神。


司马迁的父亲病危时，拉着儿子的手，流着眼泪对他说:"......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接着做太史，千万不要忘记我一生希望写出一部通史的愿望。你一定要继承我的事业，不要忘记啊!"这一番谆谆嘱托极大地震动了司马迁，他看到了父亲作为一名史学家难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也知道父亲将自己毕生未竟的事业寄托在自己的身上。司马迁低着头，流着泪，悲痛而坚定地应允道:"儿子我虽然没有什么才能，但我一定完成您的志愿。"
司马迁做了太史令以后，就有了阅读外面看不到的书籍和重要资料的机会。这为他以后著《史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可是，资料整理工作非常繁复。由于当时的那些藏书和国家档案都杂乱无序，连一个可以查考的目录也没有，司马迁必须从一大堆的木简和绢书中找线索，去整理和考证史料。司马迁几年如一日,绞尽脑汁，费尽心血，几乎天天都埋着头整理和考证史料。
司马迁一直记得父亲的遗志，他决心效法孔子编纂《春秋》，写出一部同样能永垂不朽的史著。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在主持历法修改工作的同时，正式动手写他的伟大著作《史记》 top

二、直言受宫刑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之时，却遇上了飞来横祸，这就是李陵事件。
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李广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不幸被俘。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听说他却投了降，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凤范。司马迁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他对汉武帝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
司马迁的意思似乎是二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到他的责任。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讽刺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腐刑"。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腐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 "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无价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孙膑等人，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果。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气，他毅然选择了腐刑。面对最残酷的刑罚，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但他此时没有怨恨，也没有害怕。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 《史记》写完，"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正因为还没有完成《史记》，他才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三、 发愤著 《史记》

司马迁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基本完成全部写作计划，共经过十六年。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
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 "书"，共五个部分，约五十二万六千多宇。

1、力求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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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铁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 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

2、爱憎分明

司马迁爱憎分明的感情在《史记》当中表现得非常充分。他高度评价了秦末农民大起义。陈涉出身贫农，是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可司马迁却将他和诸侯并列，放在"世家"当中来叙述。对于一个封建史学家来说，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将陈涉和古代有名的帝王--商汤和周武王相提并论，同时明确地指出，只要封建帝王暴虐无道，人民就有权利起来推翻他。陈涉领导的这支农民军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却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秦末农民战争，最后终于推翻了秦朝的无道统治。对陈涉首先起义、推翻秦朝的历史功绩，司乌迁是完全持肯定态度的。

对于历史上许多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英雄人物，司马迁也大加赞赏。他当年游历时，曾到过湖南长沙北面的汨罗江，并在江畔凭吊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这次凭吊极大地影响了司马迁，他的心灵中深深地印入了屈原的诗篇和一生的遭遇。在给屈原作传时，他认为屈原可以同日月争辉，并愤怒地谴责了楚国贵族统治者不辨忠奸的丑恶行径。当年，司马迁还曾到湖南零陵郡瞻仰舜的葬地，对舜的事迹作了实地考查。后来在写《史记》时，他便把舜的事情写在《五帝本纪》里，赞扬他忧国忧民的高贵品质。司马迁也非常推崇"完璧归赵"和"将相和"故事中的主人公--蔺相如和廉颇，对他们的爱国行为大加赞赏。

在《史记》中，司马迁还歌颂了那些为了反抗强暴，置自身性命于不顾的刺客以及救人急难、见义勇为的游侠。比如"凤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荆坷，为报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不惜只身刺秦王，最终血溅秦廷。司马迁对这些人物进行大胆的歌颂，实际上便是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赞赏人民反抗强暴的愿望。司马迁对名医扁鹊、谆于意等有益于人民的人，用很长的篇幅记录了他们的生动事迹和医学理论。这些人在当时都没有社会地位，可在司马迁的心目中，他们远比某些王侯将相高贵。

对封建统治者的丑恶面貌，司马迁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并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比如《酷吏列传》一共为十个残暴冷酷的官吏作传，其中汉武帝的臣子就有九人。汉武帝当时重用张汤，而"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始为小吏，乾没，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王属交私"。所谓"乾没"，即空手得到的意思。这里描写的是张汤为小吏时好用计谋以制服人的情况。张汤得势后，与赵禹一起制定了各种残的法令，其中有一条叫"腹诽之法"，即不管有罪与否，只要被指控为对朝廷心存不满，就可以据此治罪。张汤不仅善于巧立法令名目，而且还会迎合汉武帝的心意去处置"犯人"。在他的主持下，往往一个案件会使无数人家受到牵连，以致杀人如麻，视人命如草芥。这些人的罪恶活动都被司马迁记录了下来，他便是通过这些对汉武帝时期专制统治的残酷和黑暗加以暴露和控诉的。

司马迁的进步历史观和敢于揭露帝王过失的大胆作风值得肯定。对于历史的演进过程，他的思想也比较完整。他在给予历史正确的评价后，又充分肯定了历史是不断发展进化的这一结论。

3、史家绝唱 top

鲁迅先生曾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就是说，作为一部规模宏大、体制完备的中国通史的《史记》，同时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
在司马迁的笔下，篇幅不多的文字就能非常生动地刻画出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人物。例如，对《

田单列传》中田单防守即墨城的描写。田单用了六条妙计大胜燕国，使齐国得以恢复。"火牛阵"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计策。晚上，田单将紫红色的带有龙纹的布帛披在一千多头大牛身上，又在其角上绑上锋利的刀剑，用油浸透它们的尾巴，再用火点着。于是，一千多头牛带着熊熊火焰，像怪兽一样冲进了燕兵的阵地。而齐国士兵也拿着武器冲向了敌人，还有一些人敲锣打鼓，高声喊叫，以壮声势。摸不着头脑的燕兵吓得争相而逃，结果被杀得丢盔弃甲，燕兵的尸体遍布于战场上，齐国大获全胜。司马迁虽着墨不多，可"火牛阵"就如一幅图画一般出现于读者的脑海中。

司马迁还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不同类型的历史人物。他对西楚霸王项羽的描写非常精彩。巨鹿战役中，项羽率领大军渡河，然后沉掉所有的船只，并下令只允许带三天的粮食，这便形象而又具体地刻画了项羽破釜沉舟、与秦军决一死战的决心和气概。项羽的军队一个抵十个，消灭了数量上远远超过自己的秦军，在推翻强秦统治的战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项羽在战斗结束之后，召见各路将领，当他们进入项羽的辕门时，没有一个人敢抬起头走路。这是对项羽威风的描写。对项羽被围的场景，司马迁描绘得更是感人。项羽慷慨而歌:"力拨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司马迁通过这歌声，完全刻画出了这位英雄在失败以后时慷慨悲壮，而又无力挽回失败命运的复杂心情。接下来，司马迁又对项羽突围后，在东城决战时的勇猛作了描绘。当时项羽只剩下二十八个骑兵，当几千名追兵迫近时，项羽圆睁双目，怒喝一声，把汉军吓得后退了好几里。看到这样的描写，不禁使人觉得这位失败的英雄似乎就在眼前。

再如，司马迁描写刘邦入关时与民众约法三章，充分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风度。而刘邦也具有好谩骂的流氓习气和随机应变的性格。有一回，韩信给刘邦写信，要求封自己为假齐王。刘邦非常生气，刚想发作，张良却在一旁暗示他别发作，他立即转过口风说:"大丈夫平定诸侯，要做就做真王，做什么假王呢？"这里用字也不多，却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了刘邦善于随机应变和玩弄权术的性格。

司马迁在书中的叙述语言非常生动，人物形象鲜明。他广泛采用口头流传的谚语、成语、歌谣，而且不回避方言土语。他的语言是一种接近口语的"方言"，通常叙述和人物对话和谐一致，虽明快但含蓄，话外有音，值得玩味;繁复而简洁，不拘一格，各得其所，一般都为人物特征的描写服务。他刻画人物说话口吻的描写最令人玩味，充分表现了人物的精神态度。为了突出人物形象，他还常常适当地强调、夸张。比如，《高祖本纪》:"(五年)正月，诸侯及将相共请尊汉王为皇帝。......汉王三让，不得已，曰:。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这一段汉高祖让帝位的话，是直接模拟当时的口语，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刘邦惺惺作态的样子，读完不禁觉得刘邦说话的情景就在眼前似的。再者，司马迁使用古史资料时，一般以当时通用语翻译古语。如《五帝本纪》写尧舜的事迹，取材于今文《尚书·尧典》，把书中的"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允厘百工，庶绩咸熙"等语，翻译为"百姓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信伤百官，众功皆兴"等，译文与原文相比较，就会发现更容易读懂。《史记》的人物传记之所以这么出色，是与司马迁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分不开的。

一个人在遭到无辜的迫害以后，通常有两种选择: 要么悲观消沉，要么发愤图强。而司马迁选择了后一条路。他秉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将自己心中所有的"愤"全部倾注到《史记》的创作中去。司马迁独创了中国历史著作的纪传体裁，开创了史学方法上全新的体例。司马迁以个人传、纪为形式，以社会为中心记载历史，为后人展示了一部规模宏大的社会变迁史。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文学上，司马迁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司马迁更有影响力。因为读《史记》的人要比读《资通》的人多得不得了。

史学双璧”，是指《史记》和《资治通鉴》。它们的作者分别是西汉司马迁和北宋司马光。由于两人姓氏相同，又被誉为“史界两司马”。司马光能与司马迁齐名，是因为《资治通鉴》和《史记》价值不相上下。如果说《史记》是纪传体史书第一座丰碑，那么，《资治通鉴》就是飘扬在编年体史书最高峰的第一面旗帜。

司马迁，字子长。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司马谈之子。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年(前108)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太初元年(前104)参与制定历法。天汉年间，因替李陵辩解，被处腐刑。不久任中书令，发愤著述，完成《太史公书》(后称《史记》)。这是一部不朽的史学名著。司马迁于《吏记·太史公自序》详写其家世、父业、自己撰述及主要内容，又在《报任安书》中自述被刑及忍辱著书的情节和思想。《报任安书》作于太始元年(前96)，司马迁可能不久即死。

司马迁是在42岁那年开始写《史记》的，刚刚写了五年，一场大祸降临到他的头上。担任骑都尉的李陵率领五千人马和匈奴打仗，结果被单于率领的三万骑兵团团围困住，尽管李陵和士兵们奋勇战斗，杀了五六千名匈奴骑兵，但终因寡不敌众败下阵来，只有四百多名士兵逃回来，李陵被匈奴逮住投降。这件事轰动朝廷上下，群臣纷纷谴责李陵不该贪生怕死投降匈奴，当皇帝问及司马迁的看法时，司马迁凭着自己对李陵的了解，认为李陵不是贪生怕死之人，他带去的步兵不满五千，深入到敌人的腹地打击了几万匈奴，虽说打了败仗，可是杀了那么多的敌人也说得过去了。李陵不肯马上去死，准有他的道理，他一定还想将功赎罪来报答皇上。司马迁平时与李陵并没有私交，只是实话实说，而皇帝却认为他是在为李陵投降开脱罪责，以对抗朝廷的罪名将司马迁下了大狱。司马迁入狱后因拿不出钱来赎罪，结果被施以最难堪最残酷的“宫刑”。

在他看来，“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没有比宫刑更丢脸的了!受刑的人，没有人和他在一起，不能算是一个人)。他心中的痛苦超过肉体的痛苦千倍、万倍。再加上别人的讥讽和亲朋们的冷淡疏远，使司马迁痛不欲生。在生与死的问题上，对他来说，活着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他要忍受耻辱，忍受着人们的嘲讽，过着非男非女的生活，实在是太难了。而死却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甚至可以说是一件很痛快的事，一死可以解百忧。因此他想到了死。但是他又想到了孔子的《春秋》、孙子的《兵法》、屈原的《离骚》，都是这些伟人在遭逢了一场大难之后，忍受住磨难而写成的。我的《史记》一书刚刚开始，为什么不能忍辱含垢将它写完呢?这样，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这项伟大的工程，终于以坚强的隐忍精神活了下来，鼓起勇气投入到忘我的写作中去。难堪、耻辱、愤怒，统统凝聚到笔上，他把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开始，一直到汉武帝太史二年(公元前95年)为止的这段历史，编写成一部五十二万字的巨著。

司马迁把个人的痛苦、耻辱埋在心灵的深处，对人情的冷暖，世态的炎凉视而不见，用不息的奋斗，为人类写出不朽的《史记》，用坚定的脚步走向永恒。他不仅用自己手中的笔讴歌了历史上的许多人重于泰山的精神，也鞭笞了轻如鸿毛的人生。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涑水乡人。公元1019年(宋真宗天禧三年)出生在光山县(今属河南)。他的父亲司马池，当时正担任光山县县令，因为光山县隶属光州，所以就把这个孩子取名为司马光。

司马光从六岁起，开始接受严格的家庭教育。七岁时，听人讲《左传》，感到意味盎然，归家向家人讲述，讲得头头是道。从此越发努力读书，经常手不释卷，废寝忘食。除去背诵之外，司马光还认真思考。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由于勤奋好学，肯动脑筋，不仅留下了砸缸救友的佳话，而且很早就锋芒毕露，十五岁时就能写出古朴淳厚、具有西汉风格的文章了。到了二十岁，一举考中进士四科，进入仕途。

司马光从小酷爱历史，长大后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长期的研史过程中，深感史书浩如烟海，使“诸生历年莫能尽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因而常想编写一部简明完整的通史来解决这种困难，满足社会的迫切需要。随着北宋积贫积弱、国势日蹙的局势日益加剧，朝野上下改革呼声愈趋高涨，司马光更强烈地意识到：“治乱之源，古今同体，载在方册，不可不思”，以史为鉴，向君王提供治国施政的经验教训，实属必要。这促使司马光发愤撰史，先撰《历年图》五卷，在治平元年(1064年)献给宋英宗；后撰《通志》八卷，接着奏上。前者是战国至五代的大事年表，后者是截止到秦二世的编年详史。对于后者，宋英宗深表赞赏，遂于治平三年(1066年)四月，命司马光设立史局，自己物色助手，继续编修历代君臣事迹。第二年神宗登基，司马光进献其书，神宗认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于是赐名《资治通鉴》，并亲自作了一篇序文，鼓励他继续撰史。四年后，司马光终因同王安石政见不合，退居洛阳，以史局自随，唯《通鉴》是务，由谏臣变成了一个不求闻达、发愤修史的学者。

在撰史时，司马光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他从五十三岁到六十六岁，一直住在洛阳，尽管购地二十亩，修建了一座青山在屋上、水在屋下的独乐园，也和老友举办真率会，但他还是把精力集中在撰修总字数约计三百多万字的《资治通鉴》上了。日力不足，便继之以夜，每夜只留一名老仆陪侍，陪侍到一更二点，即让老仆先睡，自己仍著书到深夜，然后掩火灭烛就寝，刚至五更，又起身点灯，从事写作。整整坚持十五年，方告辍笔。这时他已经“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不到两年，他就与世长辞。

司马光第一次创立了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所谓编年体，是按照年、月、日、时的顺序记述史事的一种体裁形式。采用这种体裁编撰而成的著名史书，有《春秋》、《左传》，《汉纪》、《后汉纪》，皆为断代史。司马光重视秦王朝建立后的中国历史，纳十六代于一编，修撰出编年通史巨著。在司马光看来，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是周室衰微的一大关键，而北宋又自有国史，所以全书起自前403年，止于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司马光匠心独用，司马光在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时间跨度内，对历代王朝的兴衰治乱和平民百姓的喜忧哀乐，展开了全面总结。反映到《通鉴》上，既有汉唐治世的典型描述，又有战国、五代等乱世的突出叙写，而乱世的篇幅往往超过治世的笔墨，一姓王朝的末世状况又比盛世景象为叙述详尽；对于统治者，既记所谓“仁、明、武”的帝王，政治清明的宰相和敢于谏诤的大臣，阐述他们为政理民的嘉言懿行，又记暴君昏主、奸贼佞臣和贪官污吏的倒行逆施，揭露他们的种种罪恶和丑闻坏事。东汉灵帝的贪婪与荒唐，南宋孝武帝和隋炀帝的淫逸与残暴，晋惠帝的愚蠢，贾后的放荡，唐玄宗晚年的腐化堕落等等，皆纳入书中。即使象唐太宗这样的杰出皇帝，也指出他的一些不足。反面教员的亮相，又在正面榜样的礼赞之上。由此也就撕下了“天子”的神圣外衣，戳穿了“君权神授”的谎言，表明事在人做的道理。统治者统治过恶，必然激起被统治者的强烈反抗。《通鉴》没有回避民与官的尖锐矛盾，详细记载了历代农民起义的原因、经过以及统治者的镇压活动。在司马光笔下，王仙芝奋起长垣、黄巢聚众曹州的原因是：“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无所控诉，相聚为盗，所在蜂起。”而起义发展之际，又是“数月之间，众至数万。”兵锋所向，使唐王朝文武官员闻风丧胆，握有重兵的大军阀高骈也不敢与之抗衡；占领洛阳，军纪又严明到“闾里宴然”的程度；陷潼关，驻长安，呈现出“甲骑如流，辎重塞途，千里络绎不绝”，民众“夹道聚观”的盛况。所有这一切，都远比新、旧《唐书》两部正史的记述来得真实、完备全面和生动，客观上揭示了官逼民反的客观社会规律。战争是政治的继续。《通鉴》除了描绘农民战争波澜壮阔的历史场面外，还大量记载了历代统治集团争夺政权的战争以及民族战争。民族战争又包括汉族人民抗击少数民族上层分子侵扰内地的正义战争，中原封建统治者压迫和掠夺边疆少数民族的非正义战争。前者如汉武帝能复“平城之辱”，唐太宗能雪“帝突厥”之耻，都记载周祥，而晋元帝无志北伐，后晋石敬塘割让燕云十六州，甘当儿皇帝的可耻行径，则予以抨击。人民大众相率聚兵御侮的行动，也多有记录。后者如南诏叛唐，指出是由于边将措置失宜，并记南诏王阁罗凤“后世容复归唐”的心迹，即对唐王朝有损于国家统一的举措显予谴责，又揭示了各族和睦相处的优良传统与维护民族统一的信念。

司马光不仅突出国家兴衰和生民休戚息息相关所构成的政治史，而且在《通鉴》中适当叙述了兵刑礼乐以及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变迁，历法的改革，曲籍的聚散，河渠运道的疏凿，陂塘水利的兴修，使读者一览无余，读史明智。一方面为封建帝王提供了借以参考的教科书，另一方面为士子学人提供了习史求知的优秀读本，这在史学史上功德无量。

为了完成《通鉴》的撰写，司马光第一次创设了科学化方法。第一步，拟定提纲。包括标列事目和附注资料两项工作。提纲要求时间明确，务必详备；第二步，修成长编。即写出草稿。写稿时须依提纲顺序，将同一事目下所列资料全部检出，相互参照比较，择优用优，修正文辞，用大字写入正文。遇有模糊记载，则用小字附注于正文之下，并说明取舍的理由。长编要求“宁失于繁，毋失于略”；第三步，删改定稿。包括内容的权衡取舍，史料的再审查，文字的加工润色等。前两步任务，由三名助手分别按照自己的特长和分工依次完成，后一步工作，由司马光一人完成。三个步骤紧密衔接，一环套着一环。它为集体修史特别是编年史的编纂留下了宝贵经验。

在修史中司马光还第一次树立了自撰《考异》的范例。所谓《考异》，是考辨史料异同真伪的专书，共计三十卷，属于《通鉴》的有机组成部分。《通鉴》中史料非常广泛、丰富，参考之书多达十类、三百三十九种，势必有相异之处。对于这类记载，前代史学家往往只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取舍。司马光则详加考证，选择比较可靠的记载列入正文，其他记载仍予保存，并说明选定的理由，另成一书。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新。它不仅为读者验证《通鉴》的记载是否正确提供了依据，而且为史料学开辟了新途径。

另外，司马光还进一步完善了编年体史书的叙事方法和评论方式。对某些重大事件，则从头至尾连续记载，十分详尽，形成相对独立的章节。例如荆轲刺秦王，开始写燕太子怨秦王无礼，想要报仇，结果到秦王增兵伐燕，太子丹被杀。事跨三年(前228—前226年)，首尾完具；文属两卷(卷六——卷七)，而一气呵成。对某个时期的历史，则集中记述一、两件大事，有时兼记他事，使主次分明，中心突出。如《唐纪三十三》，记天宝十三年正月至至德元年八月(754—756年)，主要叙述安禄山之乱。其间不乏旁逸之笔，也有助于读者了解这次大变乱的社会背景。长篇叙事，常用追叙法，先述其由来，次及本事；或用补叙法，交代后果。同类之事，则予以并叙，如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的党锢事件，就接连叙出李膺、范滂、郭泰等人受迫害的种种情形，等于一篇党锢列传。这些叙事方法的广泛运用，扩大了编年史记事的范围，也弥补了编年体的固有缺陷。在叙事中，又加以评论。评论或用“臣光曰”独抒己见，或借用他人评语，直接评论与间接评论结合体。其中某些观点，如反对天命论、正统说和宗教迷信，强调君明臣直，纳谏善谏，知人善任，崇俭戒奢，信赏必罚等，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司马光广泛涉猎各种史料，陶冶出优美流畅、精炼巧妙的文笔，使人绝无“宁习本书，怠窥新录”。对战争的描述尤其引人入胜。赤壁之战，重点记战前决策；东、西魏玉壁之战，专写城外城内的战守之术；李塑平定蔡州之役，怡静雪夜中的奇袭描述精当。这些各具特色的文字，已经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充分显示了司马光这位语言巨匠的高超技艺。

司马光编撰《通鉴》，影响极为深远。其后，补前、续后的风气大盛，自成系列；改编《通鉴》而成的纪事本末体史书、纲目体史书如日中天，蔚然成风；注释、订补、评论《通鉴》的著作踵兴继起，自成体系!由此形成了《通鉴》学。理学大师朱熹，中国古典哲学大家的王夫之，也自觉地加入《通鉴》学的行列。

司马迁是西汉时期的历史学家、文学家、政治家，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他的最主要的历史功绩是写成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司马光是宋代的历史学家、政治家。陕州夏县（现在属山西省）涑水乡人。他的最主要的历史功绩是写成了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另外他的政治观点保守，导致他反对当时由王安石等人领导的变法，也是他出名的一个重要原因。
他们两人都姓司马，但只可能有家族上的旁系联系。因为司马迁因为李陵的事情得罪了汉武帝，被处以宫刑，失去了生育能力。据考证司马迁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

虽然一个是汉朝一个是宋朝但应该是有一定的旁系关系的.
也许是司马迁几百年后又投胎到司马家族变成了司马光.脾气秉性及性格没变.
命运也没有发生改变,只是没有宫刑.

关于历史著作的真实性，所以这些文字的东西都是受限制的，都要为国家服务，朝廷不喜欢当然不能说。所以，真实性一定是有局限的。

不可能是!
真实性也不是非常的强!现在已经很多学者在怀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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