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作品写作顺序

~ 首先将十四部天书的顺序罗列如下：
　　①《书剑恩仇录》（1955）
　　②《碧血剑》（1956）
　　③《雪山飞狐》（1957）
　　④《射雕英雄传》（1957）
　　⑤《神雕侠侣》（1959）
　　⑥《飞狐外传》（1959）
　　⑦《白马啸西风》（1961）
　　⑧《鸳鸯刀》
　　⑨《连城诀》
　　⑩《倚天屠龙记》（1961）
　　⑾《天龙八部》（1963）
　　⑿《侠客行》
　　⒀《笑傲江湖》（1967）
　　⒁《鹿鼎记》（1969）
　　我总是在猜想，三十一岁的金庸和四十五岁金庸会有如何的不同。虽然我也从来不知道自己在31岁和45岁的时候会有多大不同。也许每个人在这一段从青春到中年的时间里大约都应该有一些从尊崇到破灭的思想吧。也许金老先生也不例外。从书剑里的儒雅书生到射雕里的憨厚汉子，再到鹿鼎记中的市井顽童。这其中也许蕴含着金老对于侠的思想从尊崇到破灭的思考的轨迹。

　　这十四部书里唯一称得上书生的侠客主角大约也只有陈家洛了。也许这时的31岁的金老正是在激昂文字，挥斥方遒的时候。塑造一个任侠的书生也正是最好的宣泄之道。冒昧的揣测一下，也许这时金老对于侠的思想是以一种尊崇的态度去描摹的。而且书剑里有太多的古典侠客小说的痕迹，足可见此时的古典的侠客观念仍然在主导着金老的创作。他似乎在试图创造一个文武双全的而且符合现代人感情观念的侠客形象。（其实我认为这样的形象在武侠小说里有一个顶峰，但不是天书中的人物，而是《萍踪侠影》里的张丹枫）

　　从后来的一年创作的碧血剑里也可以看出金老的这种思想，被袁崇焕的部将抚养大的袁承志其实不过是粗通文墨，而金老依然要设计一个一边书写奏章一边折辱洪胜海的情节，足可见这种“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情结之浓厚。也正是因为这种传统的书生任侠式的观念限制了陈家洛和袁承志的形象的塑造，使他们看起来并不太具有现实感，也缺乏特别鲜明的性格魅力。相对于以后的血肉丰满的众多侠客形象来说，此二人总是显得有些苍白。

　　其后的雪山飞狐得着力点似乎并不在于侠客形象的塑造，而是在于一种对于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的一种颇有趣味仿造。胡斐或是胡一刀的形象是在飞狐外传才逐渐丰满起来的。而金老同年开始连载的射雕英雄传则真正的开始了一个侠客形象嬗变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郭靖其实是一种对于古典侠客形象的修正。我同意将郭靖、陈家洛和袁承志列为儒侠的提法其实也正是郭靖这个人物真正的让金老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观念取得了广泛的认同以至于其成为了整个武侠小说界中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相较于陈袁二人，郭靖的形象更符合儒家的诸多关于德行的箴言；同时他也没有了陈袁二人的书生似的酸腐气，而更像是一个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融会了儒家众多美德的侠客甚至是英雄。郭靖本身也具有更为现实的鲜明的性格，一个坚强厚重木讷的人物成长为一个英雄的故事显然要比一个翩翩书生公子的行侠事迹更能激起人们对现实的认同感。对于从陈袁二人到郭靖的变化，我更倾向于这是一种金老试图将侠客文化通俗化、现代化的一种变化。也许此时的金庸仍然还在试图从古典的侠客和现代的观念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以创造一个更能够被现代人接受的完美的侠的形象吧。

　　对于神雕侠侣和雪山飞狐是同一年的作品，我曾经有些困惑，我并不认为杨过和胡斐是同一类的所谓“墨侠”。看看史记的游侠列传你就会明白什么是才是墨侠，身为游侠的郭解一样会结交官府，一样会睚眦必报。在我的眼里，墨家的学说其实是被人们曲解才成为所谓的侠客，兼爱非攻的思想和许多朴素的自然思想更像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一种思想启蒙，它实际上是一种超越了时代的现代意识。所以当杨过和胡斐的身上具有了此类的现代人的性格特征的时候才会被很多人误认为是墨侠。其实杨过和郭靖仅仅是一种叛逆与皈依相互融合的两个方面。郭靖对于儒家思想的认同并不纯粹，它实际上是包含了很多疑惑的，洪七公的大义凛然之辞以我辈看来实在是漏洞百出的，很多东西并不是郭靖不明白，只是他很难想到，即使想到也会被洪师傅或是蓉儿的“花言巧语”所迷惑。而杨过则要清醒的多，杨过的皈依实际上更能说明金庸此时的对于传统的侠客文化和现代人的意识之间的把握。现代人的强烈的自我意识在郭靖这样一个道德高标般的完美人物的感召下，顺利的完成了对于儒学的思想意识的皈依的过程，尽管其已经还包容了诸如“师生恋”之类的现代性很强的新的情感意识。

　　所以说，杨过实际上仅仅是一个天才版的郭靖，一个更具有现代的思想特征的郭靖。

　　再来分析一下胡斐，其实胡斐的父亲胡一刀才是真正的“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式的侠客。胡斐的路见不平更多的像是年轻人的血性和现代人的良知使然，而且胡也一样的有着相当的政治追求和思考，对于官府举办的掌门人大会的破坏实际上已经体现了胡斐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对于胡斐来说，江湖的安定也就是他的一个政治理想。所以说胡斐的形象仅仅是儒家之侠的一个弱化版和更接近其他的武侠小说中的形象的版本。我更愿意理解成是金庸在描摹杨过之余为了自己的前一个版本的雪山飞狐加上的一个前传似的人物设定而已。

　　真正的侠客形象的转变也许应该从张无忌开始，倚天屠龙记里的张无忌已经开始超脱出了郭靖所标志的儒家之侠的范畴。虽然倚天剑和屠龙刀相格出了武穆遗书，但是张无忌却没有了郭靖的以天下为己任或是保江湖平安的理想，没有了那种积极的入世的精神状态。对于他来说，能够与所爱的人执手偕老，泛舟于江湖就已经知足了。似乎也可以猜想他决不介意朱元璋的篡权或者是以后的明太祖的酷政。而且张无忌还有着更为平凡的优柔的性格，除了一身非凡的武功以外，他的很多决断或是情感都很像是一个在身边的平凡的俗人。据资料来看，也正是写作倚天屠龙记的前一年，金庸用八万元的资本创办了明报。自古以来，成大事者往往心胸开阔，境界高宏，而从张无忌身上体现出来的变化也许说明金庸在完成一个对于儒家之侠的承继与延展之后的思考。金庸已经不再仅仅的拘泥于传统文化里的匡扶正义，除邪去恶之类的侠客形象，他在试图把侠客的心性与普通人的情感生活贴近，以创造一种武侠化的通俗现代小说。我更为大胆一点的揣测一下，其实倚天屠龙记更像是一个平台，是金庸在对传统的侠客文化极大发扬和通俗化了之后的一个平台。从这个平台以后，要么就是重复以前的老路象古龙或者是梁羽生一样创造一个又一个雷同的人物，在自己搭造的窠臼里自得其乐，要么就是修正以前的创作理念，在不断的创新中到达新的顶峰。金庸显然是选择了后者，在我所谓的“平台”之后，金庸开始了对于以往的侠客形象的颠覆和解构。

　　天龙八部可以说是金庸的又一个顶峰式作品，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天龙八部有一种类似于古今中外名著的一种苍凉悲壮的磅礴气势。江湖人的悲欢离合、恩怨情仇以及宋辽的纷离战乱被纠合在一起形成了武侠史诗一般气魄。像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一般，天龙八部更像是一部史诗，而不是一部小说。从乔峰的角度来看，不论是武功还是胆识都足以使他成为另一个不逊于郭靖的高标——当然前提是他的身世永远不被揭破；可是金庸利用巧妙的情节设计一下子就颠覆了乔峰从前的所有的价值观，从前的所有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从基点处被连根拔起。也就是说金庸颠覆了乔峰作为一个侠的形象的正义的判断标准和理想。也正因为如此乔峰的形象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对于战争、民族融合的态度甚至是正义的判定标准都已经超越了时代的局限。而整部天龙八部里的民族纷争和战乱的背景又使这些方面极为突出，尤其是最后的雁门关折箭自尽的情节使乔峰的形象升华到了一个顶峰的高度。冒昧的下一个结论，此时的金庸似乎已经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代的人文意识中萃取出了一个完美的英雄人物。这时的乔峰似乎已经应该是整个武侠小说界塑造的英雄人物中最为夺目的一个了。而从天龙的另外两个主人公身上也可以看出金庸对于颠覆传统侠客形象的另一方面的尝试——在试图颠覆武侠主人公的绝世武功。段誉和虚竹都没有了武之侠的对于武功技术的痴迷特性，对于此二人来说武功更像是一种道具，他们身负的绝世武功更像是一种经历的象征。所以说天龙八部里金庸的创新已经使他的小说达到了一个武侠小说中的新的高度。而且天龙八部中苍生与命运间的苍凉厚重感比起许多名著来已经不遑多让。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天龙八部是金庸创作的一个顶峰，象评唐诗的人评价杜甫的诗一样是一部“拔山扛鼎之作”。

　　笑傲江湖诞生的时候正是我们“祖国山河一片红”的时候，看过《五亿探长雷洛传》的人大约都会对香港67年的暴动有很深刻的印象吧。笑傲江湖的风格更像是一部政治寓言，此时的金庸大约对于大陆的状况颇有微词，而且笑傲里的权谋机变与影射的人物似乎是确有所指的。也许正是这个创作侧重点的变化，使得金老在笑傲江湖的创新性上以及在这部书里表现出来的对于侠客人物塑造的思考上就没有了更多的变化。令狐冲得形象用六个字可以概括的——假浪子，真道学。令狐冲的浮浪无行更像是一层保护色，就连风清扬也被这层保护色蒙蔽了，令狐冲对于儒家道学的奉行不悖简直深入了骨髓，从不肯入魔教到对岳不群始终难下杀手，都可以看出所谓的令狐公子的浮浪仅仅是一种表象，在这个表象下是一个始终对儒家理念忠心耿耿的侠客。这也许都与令狐冲自小受到的教育有关，也许正是岳不群这样一个伪君子的谆谆教诲成就了令狐冲这样的一个真君子、真道学。所以说令狐冲依然是一个儒家之侠，只不过在他的身上披了一层叛逆的外衣。和郭靖的道德高标、杨过的最终皈依相比，令狐冲具有一个外圆内方似的特征。有的时候我甚至在猜想这是不是金老的一种自喻，一种对于一个表面上趋于西化而骨子里依然是尊崇儒学、理学文化的中国文人一种自我譬喻和暗示。

　　鹿鼎记的出现使得笑傲江湖更像是又一个等待创新与突破的平台。记得小的时候初读鹿鼎记的时候实在是了无趣味，不知道拉拉杂杂叙述的这几个老朽文人与武侠有何关系。但是金庸在鹿鼎记上的突破却几乎是武侠小说里的一个前所未有创举。我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鹿鼎记就像是一部武侠世界里的哈克贝里历险记，一部武侠世界里的阿甘正传。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读了鹿鼎记之后会意犹未尽的说：原来武侠还可以这样写。金庸从韦小宝的身上析构了最后一点的武侠要素，韦小宝自始至终都没有身负绝世武功，这个武侠世界的阿甘却经历甚至是完成了大清朝康乾盛世的整个构建过程。武学上的白痴，被韦小宝的无赖、机灵甚至是圆滑世故所弥补。市井小儿的无赖和蝇营狗苟的官场、尔虞我诈的宫廷相得益彰，其中的灵犀相通之处简直是珠联璧合，让人叹为观止。韦小宝的身上几乎一切的侠之要素都被统统颠覆，而代之以无赖、狡诈、贪婪、好色等等特征，却依然写的此书侠气凛然，也真难为金老的奇思了。从参禅的境界说来讲，这似乎已经到了“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境界级别了。反正从我辈的俗人脑筋来看，这是无法超越的一个顶峰了。从韦小宝以后，如果金老再写武侠，创新大约是不大可能了，而韦小宝的形象又根本不具备可重复性。所以知难而退的封笔也许才是最好的选择。（不过窃以为以参禅的境界似乎还应该有一个见山仍是山的更高级别，而对应的侠客形象该是什么样恐怕拿我的俗人脑筋想破脑壳也不得而知，愿有识之人教我）

这样的说了一大通，分析来分析去也不过仅仅是我个人的揣摸，没有佐证也没有考据，实在是惭愧得紧。如果诸位认为是废话连篇尽可略过，如果有高人还有高见，亟盼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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