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 | “翩翩我公子，机巧忽若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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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的燕歌行一共有两首，两首都是代言体诗歌，都采用一韵到底的形式，也都描写了一位思夫心切的女主人公形象。
朱东润先生《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讲到曹丕作品很少接时动乱的社会现实，但是我觉得这篇算例外。
乐府诗题目冠以地名，表示乐曲的地方特色，因此《燕歌行》这首诗自然也就体现了燕国的地方特色。燕国的大致为今天的北京、天津、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一带。是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接壤的地方，东汉末年局势动荡，燕地自然也难免受到战争的创伤，建安十二年曹操北伐乌桓的著名战争就发生在这里。而曹丕，年仅五岁目睹董卓之乱，黄巾之变，“百姓死亡，暴骨如莽。”这样一个混乱的年代逼迫曹丕“六岁而知射，八岁而知骑射，十岁乘马得脱。”并且常常跟随曹操南征北战，因此不能不说，这首诗也是对时代的深刻反映。因此郭茂倩说：“魏文帝‘秋风’‘别日’二曲言时序迁换，行役不归，妇人怨旷无所诉也。”（《乐府诗集》引《乐府解题》）点明这首诗写妇人思念远行的征夫，衬托出了征战之苦，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下层人民疾苦的关心与同情。
其实这首诗最先吸引我的，是他的声律。《燕歌行》不见古辞，这个曲调很可能就始于曹丕。王夫之盛赞其“倾情倾度, 倾色倾声, 古今无两。”这首模仿柏梁体句句用韵的哀婉凄切的诗歌，使曹丕的诗风既不同于曹操的慷慨激昂，也不同于曹植壮志报国或是后期的纵情，而是多愁善感、哀怨悠长。而这种风格，既可能是在魏晋众多文风中的独辟蹊径，也有可能是激烈的政治斗争中的明哲自保。
“自古逢秋悲寂寥”，作者以萧瑟落寞的秋天为背景，将传统的秋思意蕴与思妇形象结合在一起，营造了一种“声欲止而情自流，绪相寻而言若绝”（陈祚明）的氛围。而最后一句“尔独何辜限河梁”将整个诗歌的意义得到了升华，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将主人公的情感体验发挥到了极致。
谈完这首诗，在谈谈曹丕的形象。
《世说新语》的记载以及后世许多文学作品的描述，使得曹丕总是以荒淫卑鄙、争权夺力、阴险狠毒的形象存在于人们的脑海中，而我想说的是，我们应该摒弃这种偏见。
首先从《世说新语》开始谈起，《世说新语》具有很高的文学成就，但对它的普遍定义是“魏晋南北朝志人小说”，最早为此书作注的南齐人敬胤 就批评道：“《世说》苟欲爱奇而不详事理”，而此时离《世说新语》成书不过才过了五十年。而传世的 刘孝标 注本也多次质疑《世说》虚构，穿凿附会。并且从隋书开始，几乎历代书目都把《世说新语》列为小说部，我们不能否认《世说新语》的历史价值，但我们更应该认清它的史料价值是有限的，许多事例都是孤证，最多只能算野史的性质。鲁迅先生曾将《世说新语》和《幽明录》这种小说视作同流。
具体来说，《世说新语》共有十则故事涉及到曹丕。但其中演义虚构的成分不少，值得推敲。
且不说七步诗的真伪至今仍争论不休，只是曹操攻打邺城的目的是为了得到甄妃就让人觉得匪夷所思。还有曹操刚死他生前的侍妾就被曹丕所占有也是不足为信的，因为曹操死在洛阳的时候曹丕还在邺城，并且最初还不知道曹操的死讯。至于曹丕用枣子毒死任城王一事，叶嘉莹先生曾指出黄初四年，诸王来朝的时间为农历五月，此时枣子还未熟，用枣子毒杀曹彰是不可能的。而且有的史料中记载曹彰是忿惧而死。（吴人孙盛所作的《魏晋世语》“初，彰问玺绶，将有异志，故来朝不得见，有此忿惧而暴薨。”）
不可否认，曹丕有他的污点，杀甄姬、罪曹洪、讽于禁等等都是不能回避的问题，但我们也应看到，曹丕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冷酷无情。曹植与曹丕的关系并不总是那么水火不容。建安十六年，曹植随军出征时曾作《离思赋》表达对兄长的思念之情，而留守邺城的曹丕也创作《感离赋》与之相和。甚至在曹丕被立太子之后，曹植还称赞曹丕“翩翩我公子，机巧忽若神。”（《侍太子坐》）。此外，曹丕还曾为夭亡的曹冲写《弟仓舒诔（lei）》的悼亡书，为他的姐姐考虑合适的婚事，悉心照顾年幼便父母双亡的弟弟曹干。
从另一个角度说，曹丕又是一个率性敏感的文人，鲜衣怒马少年时，他充满了“策我良马，被我轻裘”（《善哉行》）的快意，他享受着“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与朝歌令吴质书》）的闲情，同时战争的残酷又触发着他的神经，让他发出了“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终制》）的慨叹。他武艺高强，以甘蔗为剑与邓展比武，三中其肩；他钟情美食，在给御医的诏书中大谈自己品尝葡萄的乐趣。
而在文学地位上，更是应该为曹丕“伸冤”。在历史上，由于“褒刘贬曹”或是“扬植抑丕”的心态，或是假禅让真夺权的史实，让人们对他的文学评价也受到了影响。因此我觉得刘勰的评价，“文帝以位尊减才，子建以势窘益价”（《才略》）是比较客观的。曹植为文才思敏捷，而曹丕思虑过详作文耗时，可是写文章又不是赛跑，何必以时间为定论？我并不是说曹丕要比曹植文学水平高，但说他“去植千里”就有些没道理了。另外对于曹丕的文学地位，王夫之曾大赞“子桓天才骏发，岂子建所能压倒耶？”甚至有学者提出在建安年间，尤其是曹操设置“五官中郎将”官署之后，实际的邺下文人集团领袖应当是曹丕，（胡大雷《中古文学集团》、潘啸龙《邺下风流》）他对建安文学的精神架构起到了关键作用，由此形成的“建安风骨”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曹丕所作《燕歌行》是中国最早最成熟的文人七言诗，所著《典论》不仅是中国最早的文艺理论批评专著，也抒发了作者的政治理想及功业追求。创作了不朽的杂言体诗歌《大墙上蒿行》，成为后世无数长篇歌行的师承始祖。
王夫之评价《大墙上蒿行》：“长句长篇，斯为开山第一祖，鲍照、李白领此宗风，遂为乐府狮象。”
此外，曹丕还下令编纂中国第一部类书《皇览》，以及他以《与吴质书》为代表的散文和对汉乐府诗歌的批判性继承，无不体现着他的文学水平。
回过头来，仔细想想，曹子桓其实是一个十分矛盾的人物。身为一个建安文人，风流才子，他敢爱敢恨，自由放达；而身为曹操长子，储君人选，他又不得不动心忍性，“矫情自饰”。他渴望当太子、当皇帝，渴望在生死忽然一瞬的魏晋时代，“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于是他韬光养晦，明争暗斗，当上了皇帝，留下了一世的骂名。于是生性“慕通达”的曹丕又进入了层层罗网之中。文人的性格，让他虽有进取之心却最终只是守成之君，二世之后江山拱手让给司马王朝。年少时的理想成了永远无法真正抵达的异乡。因此，我并不是想为曹丕的黑历史开脱，而是想站在客观的角度，还原一个真实的曹子桓。
后记：
后来觉得这篇文章也有不少问题，后面情感太重以至于压过了理性，整篇文章又史证性太强缺乏主观性。或许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情绪本身就低落，一个敏感脆弱的人发现曹子桓的矛盾与痛苦可能也会“与心有戚戚焉”吧。
本文是站着前人的研究成果上完成的，应当说实话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亲自进行一个个的考证，因此应当把它们列出来，也是对它们的尊重。
参考文献：
曹丕《燕歌行》美学形式的分析
世说新语_中的曹丕形象及其成因浅探_王玉楼
叶嘉莹汉魏六朝诗讲录
倾情倾度+倾色倾声——曹丕《燕歌行》解读_林茂森
曹丕 | “翩翩我公子，机巧忽若神”视频
相关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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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首诗最先吸引我的，是他的声律。《燕歌行》不见古辞，这个曲调很可能就始于曹丕。王夫之盛赞其“倾情倾度, 倾色倾声, 古今无两。”这首模仿柏梁体句句用韵的哀婉凄切的诗歌，使曹丕的诗风既不同于曹操的慷慨激昂，也不同于曹植壮志报国或是后期的纵情，而是多愁善感、哀怨悠长。而这种风格，既可能是在魏晋众多文风中的独辟蹊径，也有可能是激烈的政治斗争中的明哲自保。
“自古逢秋悲寂寥”，作者以萧瑟落寞的秋天为背景，将传统的秋思意蕴与思妇形象结合在一起，营造了一种“声欲止而情自流，绪相寻而言若绝”（陈祚明）的氛围。而最后一句“尔独何辜限河梁”将整个诗歌的意义得到了升华，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将主人公的情感体验发挥到了极致。
谈完这首诗，在谈谈曹丕的形象。
《世说新语》的记载以及后世许多文学作品的描述，使得曹丕总是以荒淫卑鄙、争权夺力、阴险狠毒的形象存在于人们的脑海中，而我想说的是，我们应该摒弃这种偏见。
首先从《世说新语》开始谈起，《世说新语》具有很高的文学成就，但对它的普遍定义是“魏晋南北朝志人小说”，最早为此书作注的南齐人敬胤 就批评道：“《世说》苟欲爱奇而不详事理”，而此时离《世说新语》成书不过才过了五十年。而传世的 刘孝标 注本也多次质疑《世说》虚构，穿凿附会。并且从隋书开始，几乎历代书目都把《世说新语》列为小说部，我们不能否认《世说新语》的历史价值，但我们更应该认清它的史料价值是有限的，许多事例都是孤证，最多只能算野史的性质。鲁迅先生曾将《世说新语》和《幽明录》这种小说视作同流。
具体来说，《世说新语》共有十则故事涉及到曹丕。但其中演义虚构的成分不少，值得推敲。
且不说七步诗的真伪至今仍争论不休，只是曹操攻打邺城的目的是为了得到甄妃就让人觉得匪夷所思。还有曹操刚死他生前的侍妾就被曹丕所占有也是不足为信的，因为曹操死在洛阳的时候曹丕还在邺城，并且最初还不知道曹操的死讯。至于曹丕用枣子毒死任城王一事，叶嘉莹先生曾指出黄初四年，诸王来朝的时间为农历五月，此时枣子还未熟，用枣子毒杀曹彰是不可能的。而且有的史料中记载曹彰是忿惧而死。（吴人孙盛所作的《魏晋世语》“初，彰问玺绶，将有异志，故来朝不得见，有此忿惧而暴薨。”）
不可否认，曹丕有他的污点，杀甄姬、罪曹洪、讽于禁等等都是不能回避的问题，但我们也应看到，曹丕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冷酷无情。曹植与曹丕的关系并不总是那么水火不容。建安十六年，曹植随军出征时曾作《离思赋》表达对兄长的思念之情，而留守邺城的曹丕也创作《感离赋》与之相和。甚至在曹丕被立太子之后，曹植还称赞曹丕“翩翩我公子，机巧忽若神。”（《侍太子坐》）。此外，曹丕还曾为夭亡的曹冲写《弟仓舒诔（lei）》的悼亡书，为他的姐姐考虑合适的婚事，悉心照顾年幼便父母双亡的弟弟曹干。
从另一个角度说，曹丕又是一个率性敏感的文人，鲜衣怒马少年时，他充满了“策我良马，被我轻裘”（《善哉行》）的快意，他享受着“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与朝歌令吴质书》）的闲情，同时战争的残酷又触发着他的神经，让他发出了“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终制》）的慨叹。他武艺高强，以甘蔗为剑与邓展比武，三中其肩；他钟情美食，在给御医的诏书中大谈自己品尝葡萄的乐趣。
而在文学地位上，更是应该为曹丕“伸冤”。在历史上，由于“褒刘贬曹”或是“扬植抑丕”的心态，或是假禅让真夺权的史实，让人们对他的文学评价也受到了影响。因此我觉得刘勰的评价，“文帝以位尊减才，子建以势窘益价”（《才略》）是比较客观的。曹植为文才思敏捷，而曹丕思虑过详作文耗时，可是写文章又不是赛跑，何必以时间为定论？我并不是说曹丕要比曹植文学水平高，但说他“去植千里”就有些没道理了。另外对于曹丕的文学地位，王夫之曾大赞“子桓天才骏发，岂子建所能压倒耶？”甚至有学者提出在建安年间，尤其是曹操设置“五官中郎将”官署之后，实际的邺下文人集团领袖应当是曹丕，（胡大雷《中古文学集团》、潘啸龙《邺下风流》）他对建安文学的精神架构起到了关键作用，由此形成的“建安风骨”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曹丕所作《燕歌行》是中国最早最成熟的文人七言诗，所著《典论》不仅是中国最早的文艺理论批评专著，也抒发了作者的政治理想及功业追求。创作了不朽的杂言体诗歌《大墙上蒿行》，成为后世无数长篇歌行的师承始祖。
王夫之评价《大墙上蒿行》：“长句长篇，斯为开山第一祖，鲍照、李白领此宗风，遂为乐府狮象。”
此外，曹丕还下令编纂中国第一部类书《皇览》，以及他以《与吴质书》为代表的散文和对汉乐府诗歌的批判性继承，无不体现着他的文学水平。
回过头来，仔细想想，曹子桓其实是一个十分矛盾的人物。身为一个建安文人，风流才子，他敢爱敢恨，自由放达；而身为曹操长子，储君人选，他又不得不动心忍性，“矫情自饰”。他渴望当太子、当皇帝，渴望在生死忽然一瞬的魏晋时代，“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于是他韬光养晦，明争暗斗，当上了皇帝，留下了一世的骂名。于是生性“慕通达”的曹丕又进入了层层罗网之中。文人的性格，让他虽有进取之心却最终只是守成之君，二世之后江山拱手让给司马王朝。年少时的理想成了永远无法真正抵达的异乡。因此，我并不是想为曹丕的黑历史开脱，而是想站在客观的角度，还原一个真实的曹子桓。
后记：
后来觉得这篇文章也有不少问题，后面情感太重以至于压过了理性，整篇文章又史证性太强缺乏主观性。或许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情绪本身就低落，一个敏感脆弱的人发现曹子桓的矛盾与痛苦可能也会“与心有戚戚焉”吧。
本文是站着前人的研究成果上完成的，应当说实话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亲自进行一个个的考证，因此应当把它们列出来，也是对它们的尊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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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汉魏六朝诗讲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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