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三征扫京畿 四征荡冀鲁？

皇太极先前两次征讨明朝。第一次为天聪三年（1629年），第二次为天聪八年（1634年）。此后，皇太极又发动了第三次、第四次征讨明朝的战争。第三次扫京畿，第四次荡冀鲁。

对明朝这样一个大国，皇太极深知不能一口吃掉它。皇太极接受了努尔哈赤的理论，即对明朝要“留干伐枝”，逐步进逼。皇太极知道，征服明朝必须采取“避实击虚、留干伐枝”的战略思想，消耗明朝的有生力量，掠获明朝的人口财富，逐步逼近消灭明朝的大目标。

三次扫京畿、四次荡冀鲁，就是这个战略思想的具体实践。

三扫京畿之战崇德元年（1636年） 五月二十七日，太宗在翔凤楼召见出征统帅和将领。他们是：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多罗饶余贝勒阿巴泰、超品公额驸扬古利、固山额真宗室拜音图、谭泰、叶克舒、阿山、图尔格、宗室篇古、额驸达尔哈。未参加出征的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和硕豫亲主多铎、和硕肃亲王豪格、和硕成亲王岳托及汉军固山额真石廷柱等，一同召见。

亲王将领、贝勒大臣分列左右，听取太宗面授出兵方略。皇太极谆谆告诫：

尔出征王贝勒大臣，凡师行所至，宜公同计议而行，切勿妄动。尔诸臣遇残破城池及我兵前所攻克良乡（今北京市良乡镇）、固安（北京南固安） 等城，如欲进攻，度可取则取，不可取则勿取。各以所见，明确言之。倘不明言，恐日后追怨，辄私相议曰：“我曾如此言之，但言而不听耳！”夫初未明言，及事后而谓曾有是说，其谁信之？今若各抒所见，明确言之，而众人犹有争论不决之处，宜听武英郡王（阿济格） 剖断，毋得违背。朕观凡人进兵时，多始慎终怠，所以有疏虞之患，能于此处念之不忘，庶乎其可矣。又我国新附之人甚多，先征大同、宣府时，每牛录分取男妇及牛，诸将互相争竞，以致所获不均。此行若多所俘获，每牛录派取男妇六人，牛二头。其附满洲牛录下蒙古贝勒之人，及内外新编入牛录内者，亦照此派取

豫亲王多铎

这里皇太极主要强调了三点：一是“避实击虚”，强调“如欲进攻，度可取则取，不可取则勿取”；二是“各抒所见”，强调开诚布公，表明观点；三是有始有终，强调“不要始慎终怠”，要善始善终。同时，对具体问题也作了明确指示。

五月三十日，清太宗皇太极亲自为出征将士送行。皇太极出抚近门，先到堂子行礼。堂子外排列护军八纛，仪仗队吹海螺角和蒙古大号。太宗从堂子里出来，向天行三跪九叩首礼。然后，皇太极亲自送行至演武场，再次谆谆嘱咐出征将士，目睹大军出征。

一个月后，清太宗估计阿济格率军已抵长城脚下，决定另派一支大军进攻山海关。他对诸王贝勒说：“多罗武英郡壬统兵往征明国，今将出边，宜别遣大军往山海关进发。明国知我兵至，恐山海关有失，必来救援，武英郡王庶得乘隙从容出边。”任命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和硕豫亲王多铎、多罗贝勒岳托、豪格，及固山贝子、诸大臣，率大军往征明朝。兵分两翼，于八月十二、十三日先后启行。皇太极明确指示，多尔衮率领右翼兵，由中后所入，逼近山海关；多铎率领左翼兵，由锦州入，逼近山海关。

豫王府影壁

阿济格率领八旗十万将士，兵锋指向明朝的京畿地区。七月十九日，他在给太宗一份战况奏疏中说，大军于六月二十七日分作三路入边，两黄旗自巴颜德木入，两白旗、正蓝旗自坤都入，两红旗、镶蓝旗自大巴颜入。入边的第八天，会合于京畿延庆州（今北京市延庆县），先攻取近处的长安岭堡、雕鹗堡两个城堡。败明军七次，俘获人畜一万五千二百三十。

清军经延庆入居庸关，取基平，直逼京师。七月初七日，清军进抵昌平城下，城内的降人做内应，立时陷落，明总兵巢丕昌投降，他是这次战争中归附清朝的唯一的明朝高级将领。接着，清军自西山南趋良乡（北京良乡镇），两天后，移兵沙河、清河镇，昌平的降兵也一同抵北京西直门。

崇祯皇帝十分惊慌，“命文武大臣分守都门”。崇祯帝和他的大臣采取固守城池、伺机出击的作战方针，京师和战事波及的地方，基本上按兵不动，即便得到出击的机会，也多不敢一战。

此次战役，阿济格遵照清太宗皇太极制定的“避实击虚、留干伐枝”作战方针，暂时保留明朝京师这棵主干，而着力砍削其周边的枝杈。阿济格指挥大军，围绕京师，灵动自由，随机应变，展开了对明朝的消耗战。城池易攻则攻，难攻则弃。不胶着一地，不留恋一城。

基于此，清军迅速离开沙河和清河。于七月十五日，攻克宝坻，杀知县赵国鼎。二十一日，占定兴、克房山、掠涿州、攻固安、入文安、略永清，扫荡了北京的西南；又分兵攻郭县（北京通县）、逐安、雄县、安州、定州。又转攻香河，直插北京东北的顺义，至怀柔，陷西和，兵锋又南指河西务。到八月十九日，清兵分屯密云、平谷。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清军紧紧围绕京师，“遍蹂畿内”，凡城池堡镇无不攻击、抢掠。阿济格向太宗报告：“我师所向，明人振聋，莫敢逆拒。遂直入长城，过保定府，至安州，克十二城，凡五十六战皆捷，生擒总兵巢丕昌等，俘获人口牲畜十八万。”九月二十八日，清太宗隆重欢迎凯旋将士。清太宗出地载门十里迎接，率领凯旋的王贝勒大臣，列八纛，跪拜上天。然后，清太宗御黄幄，接受了阿济格捧献的奏捷表文。清太宗命大学士刚林宣谕，慰问出征将士。清太宗对阿济格施行了亲切的抱见礼，看到阿济格“体貌癯瘦，恻然泪下”。阵获总兵巢丕昌行跪拜礼。后设大宴，款待凯旋将士。

这次扫荡京畿，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四荡冀鲁之战崇德三年（1638年） 八月二十三日，清太宗发布征明的命令。命睿亲王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统左翼军，以贝勒豪格、饶余贝勒阿巴泰副之；命贝勒岳托为扬威大将军，统右翼军，以安平贝勒杜度副之。分两路征明。他召集出征诸贝勒大臣等，“宣示军律”。据《皇朝开国方略》记载，清太宗严肃地说：

尔等临阵，若七旗败走，一旗拒战者，七旗所属人员俱给拒战之一旗；一旗败走，而七旗拒战者，以败走一旗所属人员分给七旗；如一旗内，拒战者半，败走者半，即以败走者所属人员给本旗拒战者。屯驻他所者，免罪。七旗未及整伍，而一旗拒战得功者，按其功次大小，俘获多寡，赏之。

野战时，本旗大臣率兵下马立；王贝勒等率护军乘马立于后。当进止以时。如有越队轻敌，妄自冲突者，夺所乘马及俘获人口。两军相对，必整齐队伍，各按汛地从容前进。若擅离本队，随别队而行；擅离本汛，由他汛而入；及众军已进，而独却立观望者，或处死、或籍没、或鞭责、或黜革、或罚银，分别治罪。如敌人不战而遁，我军追之，当用骁骑，合力驰击。护军将领止宜领纛整伍分队，以蹑其后，毋得前进。倘追兵遇伏，或另有敌兵旁出，护军将领乃亲击之。凡大军起营时，务须整肃戎行。若有离队往来寻索遗物及酗酒者，俱贯耳；喧哗者，责罚。下营时，凡采薪汲水，务集众同行，失律者斩。军装器械，俱书姓名。马匹系牌印烙。隐匿他人之箭者，罚之；盗鞍辔者，罪之。马上行装应整理者，本旗人俱立，以待之整饬乃行。入敌境，苦有一二人私掠被杀者妻子入官，仍治本管章京之罪。其以妄取粮草被杀者，罪与私掠同。大军所至，勿毁寺庙，勿杀平人。抗者戮之，顺者养之。俘获之人，勿褫其衣服，勿离其夫妇。

有不遵者，依律治罪。

清太宗青年时便率兵出征，熟惯军旅。因此，大军出征前，他的训示就具体而微，细致周到。这番“宣示军律”，对旗伍军律、行军军律、追击军律、装备军律、行为军律，俘虏军律等，都要求明确，军纪严格。尤其是行为军律，严厉要求士卒，“勿毁寺庙，勿杀平人。抗者戮之，顺者养之。俘获之人，勿褫其衣服，勿离其夫妇。有不遵者，依律治罪”。总之，优者奖，违者罚，罪者斩。清太宗的军律意识，为他对明朝的军事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清太宗说完上述话后，意犹未尽，接着又语重心长地讲道：

征伐非朕所乐闻也。朕常欲和，而明不从，是以兴师耳。其不抗拒我兵者，慎勿杀之；不便携归者，勿加扰害。

前武英郡王（阿济格） 于丙子岁（崇德元年，1636年），克明昌平州（今河北昌平县） 时，所领官兵如渔人入水捕鱼，擒之，以手挟之以胁，又复衔之以口。其时以贪取获罪者甚多。朕岂欲尔等犯法加罪耶？惩其既往，正欲警其将来耳。

常阅古史云，夏禹道遇罪人而泣。侍臣曰：此犯法有罪之人，王何为而泣也？禹曰：尧舜时，政教德泽宣布于民，故人无犯法。今我之泣，非为囚也。我之政教德泽不如尧舜，致有罪人，故泣耳！朕见尔等有罪，亦甚为恻然。尔等宜互相勉励。恪遵军令以行，今蒙古、汉人、朝鲜诸国，俱已归附，军容壮盛。尔等勿徒自逞勇力，以威慑人。盖尔等为众所观瞻，若能自处以礼，济之以和，则归附各国见我国强而有德，勇而有礼，益加悦服矣。凡为主帅者，临阵时，当念国家付托之重，使徒为一己之功，而不念兵之死伤、军之败衄，及国之声名有损，非主帅也。至军中议事，遇有意见乖谬者，即宜面为劝谕，毋得缄默不言，亦不得于当时故出微词，而事后托辞自解。果明言于众，而众不从，始可于还时，申理其说也。

这段话，首先，强调了兴师讨伐明朝的理由。说明道理在此，而不在彼。其次，强调不能随意杀戮降顺的明朝官兵。说明掠获的人口财物，要适可而止，不要“贪取”。再次强调“勿徒自逞勇力，以威慑人”，而要“强而有德，勇而有礼”。对自己的将士进行思想道德教育，以适应战争发展的需要。复次，对主帅提出希望，“当念国家付托之重”。最后，提倡当面提出意见。清太宗根据自己的经验教训，对出征将士提出了恰如其分的要求。实践证明，这些要求是适时而必要的。

清朝皇帝龙袍

过了四天，八月二十七日，扬威大将军贝勒岳托，率右翼军启行。清太宗亲自送出抚近门，谒堂子，拜纛，行礼。至演武场，清太宗赐岳托扬威大将军印，岳托率众行礼毕。清太宗复召至御前，亲授方略，赐茶。

然后，步送里许。岳托得到了最高规格的欢送。

九月初四日，奉命大将军睿亲王多尔衮，率左翼军启行。清太宗也像送岳托一样送了他们。

两翼军出征之后，清太宗也与其配合行动。九月十三日，清太宗即向诸王大臣宣谕：“明人闻我二路进兵，则山海关以东，宁远、锦州兵，必往西援。朕将率郑亲王济尔哈朗及贝子大臣等，亲率大军前往山海关一带，牵制其援兵。”这是说，此时清太宗已经决定出兵山海关，以牵制明军的军事行动。

此后，清太宗命令清军分三路，陆续开拔，向山海关一带进军。

第一路，是三顺王大军先行，命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各携红衣大炮等启行；第二路，命汉军大臣石廷柱、马光远运炮位火器启行；第三路，于十月初十日，清太宗率济尔哈朗、豫亲王多铎等统大军向山海关进发。

大军一路战斗，于十月二十六日，绕过锦州，到达锦州南部。十一月初三日，大军向山海关挺进。十一月初四日，抵达连山堡（今锦西）。十一月初九日，清太宗统兵至中后所（今绥中）。明朝守将祖大寿收兵进入城内，不与出战。清太宗看到祖大寿龟缩城内，即派人送去一封书信。内称：

自大凌河（今锦县） 别后，今已数载。朕不惮辛苦而来，甚思将军出城一见。至于去留，终不相强。若曩则释之，今乃诱而致之，何以示信于天下乎？将军与我角胜，为将之道应尔。朕决不以此介意，将军亦勿以此自疑也。

这封信说的是七年前的事。七年前的天聪五年（1631年） 十一月初一日，坚守大凌河城的明朝总兵祖大寿，从该城逃往锦州。这本来是皇太极与祖大寿共同设计的圈套，目的是让祖大寿骗过明朝，混进锦州，以便为皇太极进攻锦州做内应。不料，祖大寿一去不返。到崇德三年（1638年） 十一月，已经七年了。皇太极的这封信，旧事重提，但没有勉强。皇太极从长远的战略角度考虑，耐心地等待着祖大寿的真正归顺。

清太宗没有恋战，十一月十二日，自中后所城班师。于二十八日，回到沈阳。

清太宗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在临近山海关外的区域，同明军进行了多次小规模的战斗。这些战斗，目的是牵制山海关外的明军，使他们不能西顾关内。为两翼军扫荡冀鲁，创造有利的条件。这个目的是达到了。

右翼军一路进展迅速。扬威大将军贝勒岳托，率右翼军于九月二十二日，从明朝密云县东北的长城关口墙子岭口，拆毁边墙突入长城。此时，明朝总督吴阿衡率兵六千来援，见八旗兵已经进入边墙，即率数百人退入墙子岭口城堡。在城堡外，分步兵骑兵为三队，负岭立寨，同八旗兵对抗。

在城堡外，明军同右翼军起初打了三仗。第一仗，明朝一副将率兵两千，迎战谭泰部队，明兵战败；第二仗，明朝一守备率兵一千余，迎战贝勒杜度。杜度督率汉军击败了明军；第三仗，蒙古八旗兵喀喇沁部击败明兵一队。又追击溃兵，俘获一个哨卒，询问得知，“墙子岭坚不易拔”。但是，又得知“惟岭东西两旁高处，可以越入”，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情报。

清代皇帝便帽

此三仗打击了墙子岭口外明军的有生力量，为进攻墙子岭准备了条件。同时，也得到了有效地攻破墙子岭城堡的重要情报。于是，杜度决定智取墙子岭，下令兵分四路：

第一路由护军将领图赖率领，从岭之右侧，徒步跨越高峰。图赖迅速攻占了十一个敌台；第二路令阿岱、恩格图等率兵在距离岭五里自高山入；第三路命谭泰、都类两旗护军骑兵在距离阿岱等十五里处，于高峰无边墙处，同时攻入；第四路命巴特玛率本旗兵，会同蒙古八旗兵、汉军八旗兵，都从该边城东小门平坦处，举火炮，竖云梯，强行进攻。这一仗，明总督吴阿衡战败身死。清军攻入了墙子岭城堡。

左翼军亦战绩不俗。奉命大将军睿亲王多尔衮，率左翼军于九月二十八日，自东家口东二十里，青山关西二里许，徒步登上山冈，由边墙残破处，率兵进入边墙。青山关岭峻墙坚，易守难攻。此时，清军打探当地人。当地人说，关内本来有二百明兵防守，听说清军在攻打墙子岭，已于二十五日去往增援，现在关内空虚。左翼军“乘其无备，毁墙而入”，占领了青山关。接着，又攻占了东家口、青山营。

右翼军和左翼军在进入长城之后。基本上没有遇到明军像样的抵抗。

崇祯帝面遇强敌，束手无策。十月，京师戒严，急调各路人马入援。崇祯帝召见大臣，询问应敌方略。大臣意见分歧，迟迟不能统一起来。面对铺天盖地的清军，崇祯帝只有龟缩在北京城内，乞求上天的保佑。崇祯帝的方针是，只管北京城的安全，其他各城只好听天由命了。

两翼军在通州河西会师，然后兵锋指向北方。由燕京北边绕过燕京西部，直插涿州。在涿州，两翼军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最大的战果，便分兵八路，各自行动。一路向西，沿太行山行动；一路向东，沿运河行动；另外六路，在太行山与运河之间，长驱并进，机动扫荡。

睿亲王多尔衮的左翼军向“燕京迤西，千里之内，六府俱已蹂躏，至山西界而还”。又掉转马头，到达临清，乘船渡过运粮河，攻破山东济南府至天津卫之间的城堡。共攻克城堡四十余座，投降城堡六座，败敌十七阵，俘获人口二十五万七千八百八十人。

贝勒岳托的右翼军，从燕京西至山西界，南至山东济南府，共克城堡九座，投降城堡二座，败敌十六阵，杀明总督两名及守备以上军官百余名，生擒亲王一名，郡王一名，奉国将军一名。俘获人口二十万四千四百二十三人。金四千余两，银九十七万七千四百两。

左翼军在取得胜利后，迅速东归。崇德四年（1639年） 二月，睿亲王多尔衮率左翼军到天津卫，渡过运河东归。三月，从迁安县凯旋，出青山关。于三月初七日全军越过边墙，回到辽东。

右翼军出明朝边墙青山口，遇到明军的狙击。经过激战，亦于三月十一日，全军越过边墙，安返辽东。

清太宗皇太极命睿亲王多尔衮、贝勒岳托率两翼军，第四次入关征讨明朝，对明朝是一个空前沉重的打击。清太宗天聪三年（1629年），第一次率军进关，仅限于北京城及城北部分地区；天聪八年（1634年），第二次入关，只到了宣府、大同地区；崇德元年（1636年） 五月，第三次入关，于京畿一带盘旋。唯有此次，是以广阔的中原地带为进兵目标，围绕北京，扫荡冀鲁，兵锋所向，横行无忌。“旌旗所指，无不如意”。入关达半年，“转掠二千里”。从而，极大地消耗了明朝的有生力量，极强地摧残了明朝的精神屏障。清军营造了一个战无不胜的神话。此时在精神上，明朝事实上已经灭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