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为何人们笃信佛教？
魏晋以来，时局纷扰，传统儒学名教解体，名士避世弃儒，趋附老庄「以无为本」思想而蔚为风气，因其立意渺玄，故称「玄学」或「清谈」。当时佛教般若「性空」之学甚契此派「贵无」思想，又有学通儒道，博学多识的道安大师及弟子慧远等，有系统的融和、开展，故玄谈名士莫不以「般若性空」充实其学，或增清谈之资，佛教於焉深入士大夫阶层而迅速传播。
三国魏地的佛教以般若学及译经为主，朱士行曾於洛阳开讲《道行般若经》，并以「诸未尽善」而西行，求得《放光般若经》，可见此时对般若之学已有新的要求。在译事方面，特别重视戒律的译介，昙柯迦罗译有《僧祇戒心》、昙无谛译出《昙无德羯磨》，而开中国戒法的传承。
因避战祸，僧人多从北方来到南方，因此，吴代建业的佛教，多由关中、洛阳一带传入，如安世高、支谦等。安世高原为东汉末年译经高僧的代表，其行走路线正可显示佛教已由北渐向南传播。支谦汉文造诣很高，发扬支谶般若一系，译经甚多。其中《大明度无极经》乃《道行般若经》的同本异译，系内启两晋般若之学，外导六朝清玄之风的重要经典。吴地佛教另一位重要传播者为康僧会，乃佛教史上记载第一位自南(交趾)向北弘法的僧侣，曾学安世高禅数之学，最具代表的译著为《六度集经》，孙权为其建「建初寺」，乃江南佛寺之始。
西晋时代，佛教活动仍以译经为主，竺法护为当时的代表，所译经典有《光赞般若》、《维摩》、《宝积》、《涅槃》、《法华》等各部类经，对於大乘佛教的开展，影响甚钜。其中，《正法华经》的译介，使观音信仰普及於民间，为鸠摩罗什之前最著名的翻译家。
西晋末叶，北方五胡十六国纷乱，晋室偏安江左，称为「东晋」。於是中国分治南北二区。北方胡族受到佛教的影响，也大力提倡佛教。例如後赵时期，以佛图澄开启佛教的弘传最为重要。佛图澄以神通智慧感化残暴嗜杀的石勒、石虎，佛法因而大行於华北，建寺八百九十所，受业门徒万计，重要者有道安、竺法雅等。
道安大师为前秦时代最重要的高僧，博学多闻，被视为当时北方学界的领袖。秦主苻坚延请他於长安主持译场，一时中外译家云集。道安大师在佛教史上有许多创举，如：1.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译经理论，要求译经必「勿失厥义」以深达佛旨；2.为众经撰注作序；3.分经文为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科，为此後译经者所宗；4.创编《综理众经目录》，开中国佛教史上佛经目录的先河；5.制订寺院清规及僧尼轨范；6.统一沙门同为「释」姓。另外，道安在教理思想方面，则以般若性空之义多有见地，创立「本无宗」，承其学者为慧远。
竺法雅以善用老庄等外学来理解般若义著称，此即所谓「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而为生解之例」的「格义佛教」。
北方佛教到了後秦，由于鸠摩罗什东入河西走廊武威再入长安(四○一)，而更加昌盛。鸠摩罗什在後秦姚兴的护持下大兴译经事业，南北俊秀仰止云集，门生弟子三千，其中以道生、僧肇、僧叡、道融最为杰出，称为「什门四杰」。所译经籍种类遍於大小三藏教禅诸家，其中《大品般若经》、《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使得龙树般若性空之学至此文备义明，以之引正「六家」之偏，驳斥「格义」之迂。《成实论》、《阿弥陀经》、《十住毗婆沙论》、《金刚经》、《法华经》、《维摩经》等译著，文妙义精，流畅易读，为古今佛教各界所遵。後来以此诸经为基础而有三论、四论、成实学派的兴起，及天台、禅、净等诸宗的成立。鸠摩罗什译业贡献之伟，为整个中国佛教史开创一个新纪元，被誉为中国四大翻译家之首。
南方东晋承继西晋文化，原在中原流行的玄学及般若学也随之南下。与道安同时，而在南方传教者有竺道潜与支道林，两者皆以擅讲般若而受到贵族士大夫的钦仰，为玄学式的贵族佛教及格义佛教的典型代表。尤其是支道林，著有《圣不辩知论》、《即色游玄论》等，创般若学的即色义，主张即色本空。时人评其学「不减王弼，比做向秀」。与谢安、王羲之、许询、殷浩等一代名流交游甚密。支道林之後，南方佛教中心即转为庐山的慧远。师博通六经，尤精老庄，听闻道安讲般若而出家。後以远避战乱而入庐山东林寺。师持戒严谨，为南方佛学领袖，当地名绅士学皆崇其行。曾迎佛驮跋陀罗、僧伽提婆等印度高僧入庐山译经，开启南方译经的风潮。应江州刺史桓玄之问，撰著《沙门不敬王者论》，明示出家法与在家法的不同，以化解当时佛教与中国礼法的扞格。又集僧俗一百二十三人同结白莲社，以《般舟三昧经》的禅观修行，期生西方净土，是禅净共修的初创者，後世尊为净土宗初祖。
慧远虽足不出山，然亲近者众，道生(曾北上长安受学於罗什门下)就是其中之一。道生孤明先发，以「佛性论」、「顿悟说」引起当时教界的辩论，尤其「一阐提皆得成佛」的主张，更被视为异端，而不见容於大众，直至北凉昙无谶所译北本《大般涅槃经》传入，获证同於佛说，时人方才惊服。道生所悟的思想对於後来的涅槃、天台、华严和禅等各宗都有深远的影响。
此外，建康的道场寺，也是著名的南方佛教重镇，以译经为主。佛驮跋陀罗、慧观、法显等，为当时驻锡译经的大家。
又这时期再度掀起西行求法的热潮，其中最著名的是法显。他在天竺参学十馀年，携回《大般泥洹经》、《摩诃僧祇律》、《长阿含》等多部经典。法显在佛教史上不仅有崇高的地位，在我国留学史上的贡献也是影响千古。
两晋时期，因玄学风行全国，使般若学的研究也达到鼎盛，而有「六家七宗」各擅其胜之势。「般若」丰富了「玄学」的内涵，「玄学」也成为传播佛教教义的媒介，史称「格义佛教」。直至鸠摩罗什、僧肇等师徒的导正，终於形成中国佛教正统的风格。由于学风鼎盛，思潮自由，以及译经事业的隆盛，奠定了南北朝学派竞立的基础。
其原因有：
①社会动荡不安，长期的战乱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为佛教流行提供了土壤，人民容易接受宗教．
②佛教本身有很大的欺骗性，佛教所宜传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的思想，把人们的眼光从痛苦的现实转移到无法验证的来世幸福上；很容易欺骗和麻痹广大劳动人民。
③统治阶级的提倡和支持。
南北朝时期人们笃信佛教是由各种因素决定的，当时佛寺遍地开花，上至统治阶级，下至底层平民，都开始信奉佛教。杜牧曾经写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能有这样的诗句绝不是空穴来风，是因为这个时期人们真的像被佛教控制住了，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首先考虑一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背景，汉武帝大一统使得汉朝社会和谐发展，不过不久后这种状态就被打破了。统治者的野心渐渐膨胀，他们无心管理政事，反而滥用权力，骄奢淫逸，政治环境十分混乱，人民苦不堪言。虽然东汉末年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恢复了一定经济，但是百姓抵抗情绪高昂，土地兼并更加严重，社会十分动荡。
正如春秋战国时期一样，混乱的社会环境反而会使思想更加活跃，佛教传入中国，当时混乱的生活环境给佛教的传播提供了媒介。再者，统治者身体力行，带头信佛，受封建伦理思想统治的中国人，会无条件听取统治者的命令。统治者还大建佛寺，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物质基础。
佛教信奉轮回，认为世界上有极乐世界，如果虔诚就能超度，进入极乐世界。当时的统治者虽然物质生活极为丰富，精神世界却极为空虚，佛教为他们的思想提供了栖息之所。反观底层群众，现实生活中已经很苦了，他们也急需寻找精神寄托，想短暂地逃避现实，佛教刚好能让他们暂时忘却烦恼。
第一、社会动荡不安，长期的战乱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为佛教流行提供了土壤，人民容易接受宗教。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的第一次激荡、动乱的大时代。胡人的入侵把汉人的国土搞的乱七八糟。汉末开发的“天师道”和印度传入的“佛教”都在这个时期获得了萌芽所需要的养分。尤其是“佛教”。担惊受怕的人民，希望有所寄托。统治者则希望能获得人民的信任，加上佛教的“功德”思想，于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有了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佛教”。
第二，佛教本身有很大的欺骗性，佛教所宣传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的思想，把人们的眼光从痛苦的现实转移到无法验证的来世幸福上，很容易欺骗和麻痹广大劳动人民。
佛教把一切众生分成十大类，也就是十法界。佛、菩萨、缘觉、声闻、天人、阿修罗、人、畜生、饿鬼、地狱。前四种是已经解脱了六道轮回，生死苦海的圣人。后六种是还没有解脱生死轮回的六道凡夫。即要生生世世按照自己所做的善恶业去或好或坏，或高或低的地方受生，受业力支配。新的一生开始，善业成熟就到三善道，天、人、阿修罗去享受善道的生命。如果恶业成熟了就被迫转到三恶道出生。没有一成不变的生命境界。都被善恶业所牵引去感受苦乐不同的生活。玉皇大帝是天人，也是由于做了善业，受善业所牵出生到天界。但这生结束了还要受善恶也牵引再去其他道投生。所以他是要生生世世受业力牵引在六道或好或坏的环境中生存。但是六道中乐少苦多，到善道有如长时间掉到海里的人刚出来喘口气，又掉到下面去了。很苦。而四圣法界众生是了脱了生死苦海，不再下堕的圣人。佛教是讲孝亲尊师，很符合中国古代圣人的主张，人们非常欢喜信奉。
第三，统治阶级的提倡支持。
南朝的梁武帝在位的半个世纪中，大力提倡佛教，寺塔林立，名僧济济。我们经常吟诵的唐代诗人杜牧的名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其中有许多寺院就是梁武帝主持修建的。据史料统计，南梁时的佛寺达2846座，僧尼有8.27万人。
梁武帝即位第三年的农历四月初八，亲率道俗两万余人，在都城建康重云殿作《舍道事佛文》，正式宣布了他对佛教的皈依，并发誓“宁在正法之中长沦恶道，不乐依老子教暂得生天”。他要求王公贵族乃至平民百姓也都信仰佛教。公元519年，梁武帝还于无碍殿正式受菩萨戒，所以历史上他有“皇帝菩萨”一称。
主要是政权更换快速，篡弑频仍，故政治混乱，民不聊生；加上外族入侵，造成生灵涂炭，人民生活艰苦。普通百姓在现实生活既找不到出路，乃寄心於宗教，寻求心灵的慰藉，于是各种宗教均甚盛行，而佛教也就在这背景下兴起并且发展壮大。
再有就是统治者的支持和人民的自我安慰，因为佛教所宣传的是“生死轮回，因果报应”。这也恰恰符合统治者对人民的洗脑，同时也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自我安慰和救赎。所以为佛教在南北朝时期盛行打下雄厚的基础。
南北朝时期政权不稳、战火纷飞、百姓生活水深火热、颠沛流离、生不如死，对现实世界大失所望。佛教寄予了与苦不堪言现实世界分庭抗礼的美好精神寄托，这一特征满足了普通民众的精神追求，大家由于现世得不到安居乐业，故将愿望寄托于佛教所宣传的来生离苦得乐，所以南北朝时期人们笃信佛教。
魏晋南北朝是乱世，战争特别多，人们更愿意相信美好的来生，而儒学讲究做今世的圣人，大家当然更愿意信奉佛教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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