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万山的人文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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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队是普通消防队，一般会配备基本的设备，如水罐车、泡沫车、高喷车、器材车等。

万山文化底蕴丰厚，古迹众多，俯拾即是，令人景仰，在这里既可享受万山绚丽灿烂的文化积淀，又可领略万山诸多风景名胜各具风姿的自然景观。 万山因有王粲故居、王粲井而传名。王粲，字仲宣，祖籍山东，几乎与山东老乡诸葛亮同时来到襄阳，投靠时任荆州刺史的同乡刘表，未被重用，于是隐居万山达15年之久。后归曹操，拜为丞相掾，赐爵关内候，随曹氏入朝，直做到侍中。他写的《登楼赋》千古传颂，名显天下，因之被后人公认为“建安七子之冠冕”。后人亦将王粲和曹植相提并论，合称“曹王”。著有《王侍中集》。人以文名，山以人传，万山因有王粲旧居；自然会引来文人墨客凭吊。他们写诗作赋，更增添了万山的文化底蕴。
关于他在万山的故居和水井，现已无遗迹可考，其位置大约在山之东麓汉江边则是确定无疑的。考据万山之巅，在万山主峰向西北延伸至崖嘴鞍部东侧约30米处，确有一古井。据附近农民称，古井早已封死，现遗址为深约3米、地表直径5米的“Ⅴ”形土坑。坑底斜卧一块长约2米、宽约1.3米、厚约15公分的半月形乳白色井口石，内口圆泽光滑，尚有从井中提水时绳索长年累月勒磨的沟痕。其毁夷至目前有两种说法。一是圯坠说。据明万历年间府志载：“万山北际河，水下有仲宣楼”，表明王粲故居在明代已圯毁，坠于水中。二是毁废说。据襄阳知名散文作家、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席星荃先生《才子名山两堪怜》一文说：“据记载，王粲当年的茅庐大约在山之东麓，这里如今是厂房一片……”，言下之意即王粲故居的毁废并非一朝一代所为，及至“如今（已）是厂房一片。”这从唐宋以来史书记载和诗词歌赋只有石井而无故居得到印证。早在宋代，《元丰类稿》收录的《魏侍中王粲石井阑记》就说，唐上元三年（公元674年），节度使将来 把石井阑（保护石井的围栏）移至襄州刺史官舍保管。太子舍人甄济亦写有《石井栏记》。到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于 任襄州刺史，又为之记。会昌二年（公元842年），节度使卢钧又写有《石井栏记》。唐代诗人杜甫在《回棹诗》中明确地说：“吾家碑不昧，王氏井依然”。这些史杰和诗词，均只记载了王粲井保存依然完好，但字未提其故居。访问附近老农，有说30多年前在万山东麓山脚下尚存一古井。从我国居住传统来讲，水井定然在房舍近旁，不可能距房舍太远。因此，王粲故居当在现万山东麓山脚下的原陶瓷厂区一带，其毁废说亦在理中。至于明万历府志对王粲故居的“圯坠说”，距王粲卜居万山的东汉未期（建安时期）已达1360多年，其记载许是传说而已，未必可信。 山清水秀的万山不仅是无数文人学士钟情之山；不仅是神女皇帝（刘秀、刘备）神往之山；而且还有很多武士将军也心驰万山。晋朝镇南大将军、荆襄大都督杜预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
杜预何许人也？据《晋书?羊祜传》载，西晋泰始5年（公元269年），镇南大将军羊祜（都督荆州军政事务，出镇襄阳），胸怀统一江南孙吴政权壮志未酬，竟暴病卧床，临死前向前来看望他的晋朝开国皇帝武帝司马炎“死谏”，举荐右将军杜预接替他的职务。羊祜死后，武帝司马炎即挥泪顿拜杜预接任镇南大将军，都督荆襄军政事务。杜预按任后，不负前任羊祜力荐和武帝司马炎信任，督军团练，政绩卓著，仅用两年时间即于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会诸将代吴，灭之”（《通鉴》语），实现了“三分归一统”的千古大业。这在《三国演义》最后一回第120回中，罗贯中以“荐杜预老将（指羊祜）献计策，降孙皓三分归一统”全章节记述了这一中国历史上壮怀激烈的历史史实。西晋时襄阳百姓曾在岘山建有一“杜预祠”，以示纪念。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西晋开国元勋、功盖华夏的一代名将杜预，对万山也独具衷情，经常率众登临万山，春游观山水，饮酒赋诗篇，最后竟痴迷到怀着对万山的无限敬畏，在万山东麓江边立了一块“杜预碑”。应当给大家介绍的是，这块碑不是一般的墓碑、记事碑，而是一块对万山歌颂咏赞的文化碑。据史料载，杜预在这块碑上，借山喻人，借水喻世，纵情抒发了他对文学、思想、哲学的感悟，即情挥洒了他对人生、宇宙、山水的感叹，表达人生有尽，而山水宇宙无穷，江山轮回，仓海桑田，高山为谷，海底为山，立碑警晓后代，务求超凡脱俗，敬为山水。其胸怀是何等的浩瀚、宽广、大气。后人评价他的这块碑比苏轼的《赤壁赋》意义还大，更有价值。因为苏轼的《赤壁赋》仅仅是纪述了曹、吴赤壁之战的史实，而杜预碑则表达的是对宇宙、自然、人生、包括对文学、思想、哲学的看法，在中国古代文化圈里极为著名。但遗憾的是史料上对这块杜预碑的碑文无完整记载，且在数百年后圯塌于万山潭东侧不远处的汉水中。据《南雍州记》（公元389年东晋武帝始至公元554年梁元帝止的165年间，襄阳侨置雍州）记载，每逢天气晴朗的日子，渔夫樵子常能看到万山潭底的杜碑。唐代诗人杜甫在《回棹诗》中说：“吾家碑不昧、王氏井依然。”他以和杜预为同宗的口吻，说杜预碑圯于江底不是杜氏之过，亦赞扬了王粲井依然保存在万山之巅。宋代诗人曾巩在《万山》诗中也说：“解佩盖已幽，沉碑终自伐”，一方面以神女“解佩授珠”的浪漫神话赞扬了万山的古老悠久和美丽，同时对杜碑随着山体圯塌自沉江底表示了无限惋惜。明代诗人曹璘在《春日登万山怀古》诗中也说：“湘妃解佩名空在，杜预沉碑绩已阑，”肯定了杜预碑沉于万山北麓江底的事实。我想，假如清理汉江古河道，打捞出杜预碑，将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一件幸事，我们襄阳也将在中华大地上更为出名。 据明朝天顺三年（公元1459年）《襄阳郡志》载：“老龙庙在城西北10里，创自前代，明洪武甲寅（公元1347年）重修。”还说“老龙堤在县西，临汉江西河套，西抵万山计十一里，上有老龙庙，故名。”从这一记载中关于老龙庙与老龙堤的位置关系看，老龙庙在“城西十里”，而老龙堤“西抵万山计十一里”，即龙头堤直抵万山东麓脚下，距襄阳有十一里，而老龙庙未在万山脚下，在距襄阳仅十里，亦即离万山东麓脚下有一里的位置。因此，老龙庙与万山顶上古老须弥寺，而幽兰寺，再保提寺不是一回事，它是专为护佑汉江大堤而“创自前代”的。明末清初倒塌。
关于老龙庙与老龙堤，万山附近有一民间故事，说万山是汉江襄阳段的龙头，巍然屹立于襄阳以西的汉江上游。在建老龙庙前，汉江年年洪水泛滥，即使从“三国时胡烈为襄阳太守，筑堤以抗水”（《襄阳府志》语），“宋元以降，守襄者莫不以堤为安务”，但由于万山这个龙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致使洪水肆虐更甚，所筑之堤也“累筑累圯。”后襄阳地方官悟出要治江水必先尊万山龙头，于是在万山脚下的汉江堤首始建老龙庙，并称沿江大堤为老龙堤。自此后，万山龙头甚为高兴，欣然以力约束汉水，方使沿江大堤固若金汤，老龙堤外汉江温顺东流，碧波浩渺；老龙堤内一片葱绿，歌舞升平。”
上述故事自然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但凝聚着自古以来襄阳人民对万山的敬畏和崇拜。这也是历代文人到襄阳必游万山的原因之一。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达官贵人和诗人为之赞颂。写下了许多《大堤曲》。南朝乐府曲《襄阳乐》其中《大堤曲》咏：“朝发襄阳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诸儿女，花艳惊郎目，”据说是刘宋肖纲（即南朝梁代简文帝，公元550年至552年在位）所作，在宋梁之际是歌舞，有乐曲伴奏。刘禹锡在游老龙堤时，竞一气咏出《堤上行三首》，其中第三首曰：“春堤缭绕水徘徊，酒舍旗亭次第开。日晚上楼招顾客，轲峨大 落帆来”。李白也写过多首《大堤曲》，其中一首咏叹：“昔为大堤客，曾上山公楼。开窗碧峰满，拂镜沧江流。”孟浩然写道：“大堤行乐处，车马相驰突。岁岁春草生，踏青二三月”。 据附近老农说，在万山与柳子山之间，原有一个无名小山凸（现襄隆景观大道在岗梁制高点的位置，万山砖瓦厂用土挖平后，辟为公路），秦巴古道即是从此无名小山凸以南与柳子山之间穿过，是东进古城襄阳的关隘咽喉，故名柳子关。
考据现地理现状，现襄隆景观大道在岗梁制高点以西的公路并非原秦巴古道，而是正好建于古汉水“曲隈”和故道之上，这只是解放以后和近十几年来公路几度改建的事情。真正的古时秦巴古道路线遗迹尚存，它由西向东穿行于现襄隆景观大道以南的崇山峻岭之上，经现职业技术学院办公楼，到原襄阳县陶瓷厂，再爬上万山与柳子山之间的无名小山凸以南，到达柳子关，其柳子关的准确位置应在今航宇公司（原名宏伟厂）大门位置。古时的柳子关并不象今天这样无关隘之险，舒缓坦朗。据地方史记载，柳子关一带原本是榛莽苍苍，陡险蔽野，常有虎狼出没。明朝诗人曹璘在《春日登万山怀古》诗中说万山“南向孤城临汉水，西来大路枕秦关。”在这里，“秦关”即指柳子关，说的是站在万山居高远望，万山东南面向古城襄阳，北临滔滔汉水；自西而来的秦巴古道悠然高枕着柳子关。由此可见，明朝时期的柳子关比自西而来的秦巴古道经过的崇山峻岭要高得多，足见那时的柳子关是何等的壮观、挺拔与高耸；而登上柳子关向东看去，则是居高邻下，至古城襄阳十里旷野，一马平川，更加彰显了柳子关的雄奇、险峻与巍峨。苏轼有诗赞曰：“过关无百步，旷荡吞楚薮。登高忽惆怅，千哉意有偶。所忧谁复知，嗟我生苦后。团团山上桧，岁岁阅榆柳。”
万山及其周边的景点和故事还有很多很多，诸如汉皋台、羊石庙、太山庙、霸王剑顶……等等，需要我们致力采写和整理。万山是一部读不完、阅不尽的历史文化丛书；万山是一座挖不完、掘不尽的神秘文化宝库；万山是一方写不完、绘不尽的自然风景画廊。它是襄阳人民的自豪，襄阳大地的骄傲，襄阳未来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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