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的近十年的研究成果

关于鲁迅研究的书~

　　《铁屋中的呐喊》（Voices from the iron hourse）李欧梵将鲁迅称为一位高度思想化的作家，着重从心理角度和艺术方面阐释鲁迅和他的创作：

　　一、从鲁迅童年的家庭和教育及其早期的文学观形成，开始阐述作家成长的心智历程，以“公”和“私”表达他复杂思想内在的矛盾，特别强调当时研究中被忽视的后者，即他悲观的黑暗面。这种心理上的探寻，试图将其还原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暗含文本与作者的系联，特别体现在他惯用的隐喻中；

　　二、从艺术方面强调作家的独创与伟大，主要将鲁迅的作品放到整个中国文学传统背景中审视，强调作品的现代性；思考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生成的中间之地的阵痛，而这又恰恰是他所承担的内心痛苦的由来。

　　关于本书的第三部分，正如作者本人所说“或许将是最易引起争议的一部分”，这给予了他研究中核心的自我意识，但是出于我个人的私心，竟不愿意去读，理解“战士”的鲁迅需要更多的冷静吧。


　　日本的鲁迅研究历史很长,研究家很多,具有相当多的成果和相当高的水平。我2005年4月至8月在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讲学期间,感到日本鲁迅研究对我们有很多启示。

　　拿成为上世纪40年代以后日本鲁迅研究起点的竹内好来说,给予我们的启示是:要推动鲁迅研究前进,就一定要“从思想方法开

　　始进行变革”,不能总在前人的模式中进行反复的诠释而不敢有所创新,而应冲破已经预设好的思维窠臼,提出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新的思维角度、思维模式、认知方式和逻辑结构,使人们从“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奴隶的奴隶式思考”中惊醒,自觉地“抗拒为奴”,换以崭新的思考方式,从而从思考方式上对鲁迅研究进行变革,这样才能把对鲁迅的认知史推进到新的阶段
　　竹内好成为战后日本鲁迅学界的一个起点,很多日本鲁迅学家都承认自己是从竹内好出发的。其中,对竹内好“抗拒为奴”思想阐释得最为透辟,又对竹内好的误差进行了合理调整的,我认为是已故的伊藤虎丸先生。他紧紧抓住了“人”,用西方近代的“个”的思想这一更为科学的命题概括和阐释了鲁迅的思想和精神发展史。由此对鲁迅也有了深刻、中肯的评析。认为鲁迅正是从“真的人”出发,提出“根柢在人”的“立人”思想。而要“立人”,首先是以个的自立、国民的“人各有己”、即国民主体性的确立为前提的。就是说,“思想、文学、科学(学问),本来就是个人行为,是作为个的精神自由的产物。记住某种一般性的教条,熟读某种普遍性的理论,并且去信奉它们,并不是具有思想。”鲁迅说过,“奴隶和奴隶主是相同的”,所以崇拜与侮蔑也是相同的,“都体现着独立的欠缺”。从中可以启发我们认识到无论是对鲁迅采取“神化”、“丑化”,还是“俗化”的态度,都是如竹内好所说处于“‘奴隶’性的文化状态中”,说明其缺乏主体性与独立性。

　　日本鲁迅学界最引以自豪的是极为严格、坚实的科学实证,其中两大实证学者是丸山升和北冈正子。丸山升先生侧重于中国现代文学上世纪30年代历史的社会政治性的实证。他绝不满足于表面的是非判定,而总是具有“从事实推导出法则的尖锐眼光及其背后的问题意识”。因而他总是能够对所探索的问题作出富有历史感与穿透力的思考和论述,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北冈正子教授侧重于鲁迅文化渊源的发掘与考证。她绵密、谨严、穷追究底、丝丝入扣的考证与辨析,令人叹服。

　　强调日本鲁迅学界注重实证,并不意味着他们轻视理论思维。其实,日本鲁迅学家是很重视理论思维的,木山英雄先生就是其中卓越的代表。他简直是一位诗哲,他的鲁迅研究论著是极具深度的诗人与哲学家的精神创作。最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赵京华编译的他的论文集《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其中关于《野草》的死的四种形态的逻辑分析最为出色:《过客》中“与那种被动性的达观相反的、作为彻底的主观能动性之纯粹自由意志的死”;《死火》中“由作者内省力想象出来的更为逼真的死”;《墓碣文》则是“以比《死火》更为内在化、更逼向核心的方式来推进其逻辑”,“残酷的孤独依从孤独的逻辑发展,最终却被引致无法成其为孤独的境地、而在那里受到审判。”而《死后》又是另一种死,是“死之死”,以死后的眼光审视“死”,忽然“发现自己还不应该死,并惊讶于死的无聊,突然坐了起来。”由此,木山英雄先生认为:“从《墓碣文》到《死后》的跳跃是《野草》运动发展中最惊人的一例。作者完成一系列托于梦境的死之探索,而这最后一个死的形态,是应该在运动着的生之日常性世界里被估定其价值的又一个极具人间具体性的事件。”这死的四种形态,“分别以主客观的对极相反形式来组合”,“而后面的一对展示了胜过前一对的广度和深度”。这与死相关一系列探索的理路,具有很强的逻辑连贯性,说明“《野草》中的诗在生与死的紧张中面临着最为充实的创作境界”。而木山英雄先生的诗哲式的卓越分析,也达到了辉煌的高峰。我注意到这篇论文写于1963年,可以回想一下上世纪60年代,我们中国的鲁迅研究和《野草》研究尚处于何种状况中?相比之下,我们不能不痛感不像木山先生那样“避开带着预设的体系去面对研究对象”,而是把自己凝固化在某种“预设的体系”中,以僵死的思维模式去“捏造”一个为当时政治需要服务的“假鲁迅”会造成怎样的恶果?这的确是应该引起中国鲁迅学界深刻反思的。

　　日本鲁迅学界值得注意的另一特点是:善于找到研究的最佳切入点,运用独到的眼光、富有个性和创造力的思辨方式和激人阅读兴趣的表述,不断推出别开生面的鲁迅研究论著。藤井省三的《鲁迅〈故乡〉阅读史——近代中国的文学空间》、丸尾常喜的《鲁迅:“人”与“鬼”的纠葛》、吉田富夫的《鲁迅点景》等等就是范例。

　　尤其可贵的是日本鲁迅学界的潜力很大,后劲很足。近年来不断涌现新著,例如2006年1月,汲古书院出版了名古屋大学国际语言文化研究科教授中井政喜博士的《鲁迅探索》。这本书主要是以鲁迅(1881-1936)前半生的文学活动(至1927年左右为止)和革命文学争论时期(1928、1929年)为对象,对鲁迅的阴郁性、复仇观、人道主义和无治的个人主义、以自我为基础的文学主张以及宣传与文学的关系进行的一种尝试性的考察,很有分量与深度。

　　值得一提的还有正当盛年的旅日华人学者李冬木先生,他的实证与思辨完美结合的治学风格,集中体现了中日两国传统学术的精华。他不仅翻译了伊藤虎丸的《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竹内好的《鲁迅》、片山智行的《鲁迅〈野草〉全释》,把日本鲁迅学界最好的著作介绍到中国,而且拿出了《鲁迅与丘浅次郎》等一系列富有原创性、开拓性的研究论著,对《中国人气质》的涩江保日译本和博文馆也进行了极有价值的翻译与研究。而这一切不过是刚刚露出的冰山一角,以后定会展现出更为宏大的气象与远大的前程。

　　然而,如今中国的鲁迅研究却出现了后继乏人的困难局面,如何不断地发现和培养新人,创造有利于鲁迅研究人才发展的环境?也是我们有必要向日本学习的。

陈鸣树 1949年9月参加工作，曾任苏州文联执行委员兼秘书等职；1955年至1960年南开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副博士研究生；1961年起任上海文学研究所研究人员；1975年任中国鲁迅研究室年谱组占集人；1977年任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思想史研究室讲师；1979年起任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系学位委员。学术委员。曾任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鲁迅学会理事、中国丁玲学会理事。现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等。
张梦阳 山东临清人。197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73年参加工作，历任香河县中学教师，廊坊地区教育学院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鲁迅研究会第一、二、三届理事及第一、二届副秘书长。199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专著《鲁迅杂文研究六十年》、《阿Q新论——阿Q与世界文学中的精神典型问题》、《悟性与怒性——鲁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国民性》，译著《中国人气质》(〔美〕史密斯著，合译)等。专著《鲁迅研究学术史概述》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其鲁迅研究书系获1997年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黄乔生 黄乔生，生于1964年1月，河南南阳人。198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现在鲁迅博物馆研究室工作。主要著作有《陈天华》、《自然与人生的盛宴》、《走进鲁讯世界》、《西方文化与现代中国妇女观》等。另有译著多种。
王观泉 王观泉，别名伊之美，上海人，擅长美术史论。1946年毕业于上海同德中学。1950年1月参军，1958年转业。1962年调入黑龙江省文联，1978年调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曾任解放军皖南军区文工团员、《北大荒》杂志编辑、中国美术家协会黑龙江分会干部，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鲁迅学会理事、名誉理事。出版有《鲁迅美术系年》、《鲁迅与美术》、《欧洲美术中的神话与传说》等

太多了！

《铁屋中的呐喊》（Voices from the iron hourse）李欧梵将鲁迅称为一位高度思想化的作家，着重从心理角度和艺术方面阐释鲁迅和他的创作：

　　一、从鲁迅童年的家庭和教育及其早期的文学观形成，开始阐述作家成长的心智历程，以“公”和“私”表达他复杂思想内在的矛盾，特别强调当时研究中被忽视的后者，即他悲观的黑暗面。这种心理上的探寻，试图将其还原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暗含文本与作者的系联，特别体现在他惯用的隐喻中；

　　二、从艺术方面强调作家的独创与伟大，主要将鲁迅的作品放到整个中国文学传统背景中审视，强调作品的现代性；思考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生成的中间之地的阵痛，而这又恰恰是他所承担的内心痛苦的由来。

　　关于本书的第三部分，正如作者本人所说“或许将是最易引起争议的一部分”，这给予了他研究中核心的自我意识，但是出于我个人的私心，竟不愿意去读，理解“战士”的鲁迅需要更多的冷静吧。

值得一提的还有正当盛年的旅日华人学者李冬木先生,他的实证与思辨完美结合的治学风格,集中体现了中日两国传统学术的精华。他不仅翻译了伊藤虎丸的《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竹内好的《鲁迅》、片山智行的《鲁迅〈野草〉全释》,把日本鲁迅学界最好的著作介绍到中国,而且拿出了《鲁迅与丘浅次郎》等一系列富有原创性、开拓性的研究论著,对《中国人气质》的涩江保日译本和博文馆也进行了极有价值的翻译与研究。而这一切不过是刚刚露出的冰山一角,以后定会展现出更为宏大的气象与远大的前程。

美国：
　　美国在鲁迅研究方面有相当成就。威廉·莱尔是美国鲁迅研究专家，他的著作《鲁迅的现实观》于1976年在伯克莱和伦敦出版，但中文译本迟迟未能与中国读者见面，仅有一章《故事的建筑师 语言的巧匠》（An Architect of Stories and a Carpenter of Words）被乐黛云先生编入了《国外鲁迅研究论集1960——1981》。即便如此，该书在当代鲁迅研究中仍然有很重的份量，特别是海外现当代文学研究。
　　J.R.普赛的《鲁迅与进化论》分9章，在自中国近代以来进化论的传播之思想史背景下，研究了鲁迅与进化思想的关系。《鲁迅与进化论》的另一重要内容是追踪中国鲁迅研究界如何评价、探讨鲁迅与进化论关系的学术线索，并不时加入普赛个人的评价。普赛指出，青年鲁迅的思想通常被中国学者说成是受了达尔文主义及其分支学派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但普赛引用美国著名的严复研究专家本杰明·施瓦兹(BenjaminSchwartz)的观点，认为鲁迅青年时代阅读的严复所译赫胥黎《天演论》实际上是“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个攻击”。中国学者普遍把鲁迅的思想说成是经历了从进化论到唯物论的演进，普赛反对这样的描述，认为“鲁迅思想从来没有经历过真正变化”，“真正的鲁迅是一个真正的儒教徒”。认为鲁迅的思想几乎是不变的观点早在40年代就由日本的竹内好提出过，关于鲁迅与儒家思想的关系至少林毓生在70年代就有所阐述。普赛在前人基础上提出上述看法并无多大不妥，问题在于普赛把这部专著的主要篇幅用于质疑、批驳中国学者上，多少显露了他精神深处还残留着某种“冷战”思维的痕迹，虽然普赛本人在理性上是想竭力避免重新陷入“冷战”思维的陷阱的。
　　其他的比如哈里叶特·米尔斯、帕特里克·哈南、史沫特莱、埃德·加斯诺等或是美国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或是创作有相当分量的鲁迅研究著作。

韩国：
　　在韩国，对鲁迅的研究始于1920年。从1927年在韩国杂志《东光》上发表鲁迅的《狂人日记》译文，到至今为止的80多年间，其译介随着韩国社会的发展从未间断过。鲁迅的大部分作品都被翻译成韩文出版，对其相关研究的论文也有400余篇。
　　有着独立运动家与民族诗人之称的李陆史，除了关注鲁迅作品的文学方面以外，更注重其社会功用性。这是独立运动家对鲁迅的革命精神和社会改革意识作出的极高评价。作家韩雪野接受了当时鲁迅的人道主义思想以及革命精神，并把鲁迅看作是启蒙思想家和人道主义者。
　　与以上学者持不同意见的小说家李光洙，对鲁迅的作品发表了不同的看法。虽然他承认鲁迅作为小说家的才能，但是他对鲁迅文学作品中出现的阿Q与孔乙己这样的人物持否定的态度。这与他本人推崇日本帝国主义有关，他为了自身的处境，轻视“阿Q”、“孔乙己”具有的历史内涵和启蒙意识，忽略“阿Q”、“孔乙己”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价值和意义。另外，他故意无视鲁迅文学的价值、文学中的批判精神以及作品中的启蒙侧面。
　　有着“韩国鲁迅”之称、为学生运动精神支柱的李泳禧教授在《从鲁迅看今天的我们》一文中曾作过下面的表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鲁迅是多彩多样的，可是我所介绍的是在中国黑暗而混乱的社会里，作为思想家、评论家并将其思想付之于实践的知识分子的鲁迅。”他认为鲁迅自身的思想不仅以文学形态展现，并且被社会实践中的知识分子所称颂。所以李泳禧不把鲁迅看作一名文学家，而把他看作是一位实践知识分子。
　　90年代以后，把鲁迅看作是思想家和革命家的倾向多少有点减轻，但还没有完全消失。这一时期，鲁迅文学作为文学家本身的“文学”价值渐渐得到更多重视，这个领域的研究出现了更加多样化的趋势。这时期学者们注重鲁迅作品的文学性、现代性。有关鲁迅作品中的语言风格、叙事特征和人物描写等文学方面的论文不断出现，还有以《鲁迅的现实主义理论》，《鲁迅‘叙事’的‘现代主义’性质》等文章为代表的鲁迅现代性研究也层出不穷。这些文章都注重鲁迅文学本身的价值，更深入地认识鲁迅，鲁迅作为文学家的地位比以前更巩固了。
　　韩国著名的鲁迅研究学者还有朴宰雨、金河林、柳中夏等
　　欧洲
　　英国学者的鲁迅研究成果数量不多，但显示了稳扎稳打的求实精神。波尼·麦克道戈尔和凯姆·劳撰写的《20世纪的中国文学》属于文学史著作，其中对鲁迅的创作有较多的评述。在论及《野草》时，该文学史指出，“这些散文诗融记事、讽刺、怀旧、梦幻和短剧、打油诗等多种风格和技法于一体”，“《野草》在主观性、抒情性风格的探索上作了罕见的尝试”，“鲁迅对‘黑暗力量’的执迷构成《野草》的基本线索”。该文学史对于鲁迅的小说创作作了更充分的评价，认为鲁迅的《狂人日记》“虽然从灵感和标题上都受了果戈理的恩惠，但它是完全具有原创性的作品，它是中国第一篇同时使用文言和白话写作的小说，序言用文言写作暗示了这种语言的权威地位，而且文白并置暗示了《新青年》读者群需要被启蒙。当然，该文学史也显示了西方学者还未能完全摆脱把鲁迅的小说当作是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反映的这一传统的分析模式，比如对《阿Q正传》、《药》等作品的阐释，就基本把它们定位在对辛亥革命不彻底性的批判上，这恐怕也是受了中国国内学术界庸俗社会学研究模式的影响。
　　法国
　　本时期法国的鲁迅研究显得步履维艰，原计划出版的8卷本鲁迅作品集因资金问题未能出版，这对法国鲁迅研究者来说应该算是一次不小的挫折，但米歇尔·露阿等“鲁迅小组”中的学者一如既往地热爱和研究着鲁迅。米歇尔·露阿给中国的刊物寄来《敬隐渔名字的来源》这样的考据性文章，解释20年代最初把鲁迅的《阿Q正传》翻译成法文的敬隐渔姓名的基督教背景，以及其姓名每一个字在基督教文化中的含义和象征，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90年代中期，米歇尔·露阿为中国画家裘沙、王伟君的《鲁迅之世界全集》作序，她认为裘沙、王伟君画的《鲁迅之世界》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翻译工作，比起把汉语的鲁迅作品译成法语并不会容易，这种特殊的翻译“是两种感觉方式之间的纽带，两种文化之间思想沟通的桥梁，它是一种超越国界的语言”。她认为裘沙、王伟君的画面常常“象闪电一般将鲁迅深刻的思想内涵揭示在我们面前”，她感谢画家辛勤的劳作使人们更容易走进鲁迅的精神世界。
　　德国
　　1994年在瑞士联合出版社出版了6卷本《鲁迅选集》，选集的主持者是德国沃尔夫冈·顾彬，他撰写了长篇后记，后记对他本人学习汉语，走向鲁迅作品翻译和研究之路的历程作了勾勒，对德国学者翻译鲁迅作品基本情况作了回顾和评价，对鲁迅的小说、散文、杂文等各类作品作了细读，中间穿插了对欧美鲁迅研究成果的评价。
　　2001年德国法兰克福的彼得·朗格公司用德语出版了《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一书，它的作者张钊贻是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教师(他在1987年出版过英文著作《尼采和鲁迅思想的发展》)，该书分5章论述问题：一、尼采到东方的旅程；二、奴隶价值的重估；三、尼采的反政治性和精神激进主义；四、尼采的永恒的“民族性”改革；五、鲁迅文学创作中的尼采影响。该书最后的结论是：“通过融和现代西方和中国传统中的‘积极力量’，鲁迅把尼采带给中国，把中国带向世界。”
　　苏联：
　　苏联学者在鲁迅研究界也曾取得较高成就。但本人不甚清楚，网上也似乎绝少这方面的资料
　　另：澳大利亚在鲁迅研究方面也有一定进展，然相关作品数量较少，因此不论。

　　鲁迅是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亚洲作家，他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铭记与怀念。

　

1.关于鲁迅的近十年的研究成果：
《铁屋中的呐喊》（Voices from the iron hourse）李欧梵

李冬木翻译了伊藤虎丸的《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竹内好的《鲁迅》、片山智行的《鲁迅〈野草〉全释》,把日本鲁迅学界最好的著作介绍到中国,而且拿出了《鲁迅与丘浅次郎》等一系列富有原创性、开拓性的研究论著,对《中国人气质》的涩江保日译本和博文馆也进行了极有价值的翻译与研究等。

2.鲁迅(1881.9.25～1936.10.19)，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才、豫亭，浙江绍兴人，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笔名鲁迅(Lution)源于革命revolution。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1904年初，入仙台医科专门学医，后从事文艺创作，希望以此改变国民被麻木的精神。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的基石，后与《阿Q正传》、《药》、《故乡》等小说名篇一同收入小说集《呐喊》。毛泽东主席评价鲁迅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评论家、作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中华民族精神的发扬人。

近十多年来，之所以会出现对鲁迅"全盘否定传统"的指责，其原因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看，一方面是因为"五四"时期的鲁迅对传统确实是采取全面而彻底的否定态度的，也就是说，确实是"全盘否定"的；另一方面，鲁迅在否定传统时的"语境"和真正用意，也没有真正认识鲁迅，只看到了鲁迅对传统进行的批判，而没看到鲁迅对传统的"价值重估"。

一代伟人